孙子兵法之：无形（兵者诡道）

“势”和主动权都是具有敌我双方相对性的概念，不是单方的摆设就能完成的。因此，需要“挑动”敌人配合才能形成。为此，孙武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计篇》提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势篇》提出“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虚实篇》提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军争篇》提出“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从四篇的措施来看，后三篇的措施都包含在“诡道”之中。

进一步研究“诡道”，可以看到，十二项措施可以区分为欺骗、利诱、乖顺、应敌四类。

欺诈：就是“形之”，包括“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形之，敌必从之”“形兵之极”“兵以诈立”。

利诱：包括“利而诱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利动”。

乖顺：包括“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就是根据敌部队、将领的性情，采取顺敌或逆敌性情的措施，以削弱敌优势。

应敌：包括“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以卒待之”，即一旦形成某种态势，特别是有利态势时，就要及时采取行动。

因此，一直以来，有很多人都将“诡道”直接解释为欺诈是有失偏颇的。应该从欺诈、利诱、乖顺、应敌四个层面来把握“诡道”。

然而，虽然诡道包含了四个方面的涵义，但欺诈是最主要的。不论是《计篇》《势篇》创造有利态势，还是《虚实篇》“致人而不致于人”（积极主动）、《军争篇》“以迂为直”（化被动为主动），都强调要欺诈敌人，即“示之”“形之”“形兵”“诈立”，从而实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也就是欺骗敌人到了极致，就可使敌暴露无遗、使我隐蔽无形，这样也就创造出了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场态势。

孙武在《虚实篇》进一步谈到“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就是说，运用欺骗胜敌于众人之前，众人只知道我利用有利态势（胜之形）胜敌，而不知道我实施欺骗的示形（制胜之形）。

由此可知，孙武对欺诈的重视程度。这是很多人都将“诡道”等同于欺诈的根本原因。

为了突出欺诈在争取主动权和创造战场有利态势中的作用，一些军事理论家将欺诈作了进一步的扩展。典型的就是《唐李问对》。

《唐李问对》中提出“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太宗所说“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李靖深表赞同。

从他们的谈话看，作者认为创造战场“以实击虚”的态势，最根本就在于实施“奇正变化”，即通过奇兵变正兵，正兵变奇兵，使敌无法了解掌握我奇兵、正兵的部署安排，形同“无形”。

可以这样讲，李靖和李世民关于奇正变化“以致敌之虚实”，实质上就是将孙武的“示形”进行了深化、具体化。

那么该如何理解李靖所说的“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呢？笔者感到，还是要从奇正的内涵上讲。

正如第八节所分析的，“奇正”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战编组的奇兵和正兵，即主要方向的作战部队和次要方向的作战部队，或者说是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和担负次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二是作战方法的奇法和正法。因此，奇正变化“以致敌之虚实”，应该包括奇正方向变化和奇正方向变化两个方面。

首先，奇正方向变化。在作战准备阶段，指挥力量应根据敌情、我情、战场环境、作战时间等情况，先筹算对己方最有利的战场态势。然后以之为目标，采取奇正方向变化的方式调动敌人“配合”我之部署，将筹划中的有利态势变成真实的有利态势。具体来讲，就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达成。一是实际媒体的欺骗宣传，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对己方的作战企图、作战计划、作战部署进行有针对性的欺骗式报道。

二是顺水推舟式的隐秘传输，主要是通过敌间谍等隐秘渠道将己方虚假或真实的部署故意透露给敌方；三是部队欺骗性的行动，即通常所说的部队佯动行动。总体上就是对己方作战部署中的奇方向（实部、主方向）和正方向（虚部、次方向）进行表象上的“宣传”，或将实部“宣传”为虚部、虚部“宣传”为实部，或直接将实部“宣传”为实部、虚部“宣传”为虚部，简称之就是“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

通过这些方法，使敌相信我方“宣传”出来的作战部署是我真实的作战部署，造成敌对我奇兵（主方向）、正兵（次方向）判断错误，或将我主要作战方向判断为我次要作战方向，或将我次要作战方向判断为我主要作战方向，从而在我奇兵作战方向疏于防备，为我出其不意，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主要作战方向的胜利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奇正方法变化。在某个时期，一种作战方法（力量运用）通常具有在时间、地点、力量编组、天候上的相对规定性。如《孙子兵法》提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近待远，以佚待劳”“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等都是这种规定性的具体表现。如果能够运用这种规定性在敌指挥力量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式，突破常规，以虚假的常规动作行为引诱敌军，调动对手进行我所期望的部署行动，从而在战场上形成对我有利的作战态势，这就是运用奇正方法变化进行造势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造势中一般比较少，但运用巧妙就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如“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这是孙子在《行军篇》中提出的基本作战原则，要求部队不能背靠水际（主要是指河流）排兵布阵。而在楚汉相争的井陉之战中，韩信就违背这一作战原则，在作战地点上用奇，列背水阵于井陉通道口，将全部赵军诱引出营到此方向参与作战（正兵方向“赵强汉弱”），造成赵军大营方向兵力的空虚（奇兵方向汉强赵弱），为汉军潜伏的两千骑兵实施袭营创造了条件。

再如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孙膑利用“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即魏军作战勇猛，从来看不起齐军，称齐军为怯懦之军）的思维定式，采取撤退和减灶的方法将齐军一贯见强敌就退却以保存实力的常规做法充分“暴露”给魏军。庞涓于是“弃其步军，率其轻锐，倍日兼行以逐齐军”。然而齐军却以非常规的整齐军队等待魏军，最终在马陵之地形成齐强而魏弱的两军对垒态势。

运用好奇正方法变化，核心的要求是通过各种措施，对敌进行欺骗或心理暗示，使敌对我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产生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包括：某一作战行动的目的规定、作战时间规定、作战编组规定、地形条件和天候条件，等等。按照这种心理定势，敌对我下一步的行动，或严阵以待，或高枕无忧。我欺骗的核心，就在于使敌形成心理定势后，部署在我主要方向之敌，以高枕无忧的心态，防备我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我则采取与敌心理定势相反行动，即出奇，实现出其不意的目的。

如赤壁之战中，黄盖诈降使曹军产生一种心理定势----当晚横江而来的吴军，其目的是投降，而不是进攻。因此，曹军未作任何防备。周瑜利用曹操的心理定势，在行动目的上“出奇”，将投降改为进攻，赢得作战的胜利。又如李靖灭颉利可汗作战中，大雪纷飞的自然情况，使颉利可汗产生一种心理定势----唐军不会在雪天实施进攻，因而对唐军没有丝毫防备。李靖利用可汗的心理定势，将不利的雪天，变成有利的条件，在行动的天候条件上“出奇制胜”。

这里还想附带一些的是，克劳塞维茨将“诡诈”和“欺骗”作了区分。其中，他十分反对“诡诈”，因为诡诈是用真实的部队行动来欺骗敌人。而他对其他各种非兵力行动的虚假欺骗，如故意释放假消息、设置假目标等欺骗是赞成的。因为这种欺骗有利于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到决定性地点上。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