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武子也。
这是秦始皇国尉缭对战国之前著名将领的评价。其中桓公是指春秋五霸的齐桓公。吴起是战国初期的魏国军事家,著有兵书《吴起兵法》。武子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
孙武率领吴国三万兵力,在柏举之战中,一举击破楚国二十万军队,还攻占了楚国的首都郢。而在此之前,楚国军队经常欺负中原的晋、蔡、宋、郑等国,甚至周天子。对楚国的进攻,这些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一直疲于应付。然而,孙武只带三万兵,就击破了楚军整个国家。因此,尉缭说,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武子也。一点都不过份。
但这里要看到的,孙武率三万军队是击破了楚国,但主要是攻破和占领了楚国的首都。并没有将楚国所有地盘占据。再加上吴国国君及其他将领并没有利用占领楚国都城的有利态势,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安抚楚国军民,而是在楚国烧杀抢掠,导致后来楚国军民群起反抗吴国。使得孙武的战事胜利功亏一篑,最终不得不退出楚国。但他用兵如神这一点是绝对厉害的,甚至是前无古人,后无人来者的。
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一场只就击溃不求占领的战争。也就是说,在政治目的是可以像吴国击破楚国,又不占领楚国那样的战争。
也就是说,可以集中全力快速突击,打敌措手不及,实现歼灭敌一定力量和破坏敌生产之后,就要撤出来,而不是占领和安抚当地百姓。
但战争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而是采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既歼灭敌军,又占领地盘,还安抚百姓。这就导致很大困难和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如高平战役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高平省,是越南北部的边境省份。该省的东部与我国的广西大新县、龙州县毗邻,北面与广西那坡县、靖西县相连,呈
突出伸向我国的形态。特别有利于我两翼夹击。
事实也确实如此,作战发起之前,广州军区前指司令部在拟制作战方案时,便计划从南北两翼实施穿插迂回,直接切断了3号和4号公路,形成关门打狗、各个歼灭的有利态势。
于是广州军区前指决心,集中41军、42军、43军129师及配置加强的部队,分别从念井和布局方向出击,南北对进,包围高平地区之敌,尔后分割歼灭该敌。
具体作战部署是:北线由41军(包括121师、122师、123师)从那坡、靖西方向出发,由北向南攻击高平;南线42从龙州(124师、125师、126师、43军129师)出发,由东向西攻击高平。
上述7个陆军师,占该方向13个参战陆军师的53.8%,占全线22个参战陆军师的31.8%。也就是说,作战打响之时,在越南北部边境六个省(莱州、黄连山、河宣、高平、谅山、广宁)里,高平省解放军参战兵力是最多的。
然而,作战开始后不久,广州军区前指又陆续抽调战役预备队武汉军区54军162师和160师、20军58师、成都军区50军150师参加高平地区作战。这样,高平方向的参战力量就达到了11个师。
要为什么先投入7个师的兵力不够用,又要投入4个师的战役预备队呢?很多人是这样分析的,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战前兵力计算失误。战前我军掌握敌情是:高平战区的越军计有:1个步兵师共8500余人、3个省独立团3000余人、5个县独立营和特工45营约2000人、11个武装公安屯不到1000人,总兵力在15000人左右。
以此为依据,我军投入7个师及配置力量,总兵力为12万人左右,可以形成8:1的绝对优势,完成作战任务是有把握的。
但战役发起后,军区指挥员越来越感到兵力不够,认为前期掌握的兵力不够。因为,战前计算的越军兵力,只是越军的正规军,而没有把民军计算在内。
越南学习我国,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军三结合体制。民军是越南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越南民军的最高建制为营,每个营约300到400人,高平地区越南民军总兵力达到1万多人,装备接近正规军的水平,且熟悉地形民情,按县、乡、村逐段逐片地区分了防守任务。战斗中凭借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我军进攻,主要袭击我军交通线、指挥所和后方。
我军战前计算兵力对比,没有把越南民军计算在内,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最终只能增加兵力。
其次,面积广阔,地形复杂。由于我军的进攻是比较突然的,越南的主力部队主要在越南南部,北部并没有更多力量。因此,当我发起进攻进,越南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坚守阵地正面。于是他们凭借有利的地形和熟悉的民情,化整为零,分散上山,开展游击作战。高平战区4000多平方公里的丛林地形,我军只能是分片展开,逐山逐洞地清剿敌人。
而以7个师的兵力,在4000平方公里广阔面积和复杂地形上要歼灭敌人,兵力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不得不增加兵力。
第三,需要派兵警戒、护路、应对意外情况。我军进入敌国作战,要掩护指挥机关、炮兵阵地和后勤单位的安全,要确保交通运输线的畅通,要掌握一定的预备队应对突发情况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使用兵力的地方。比如42军125师,在该师基本完成了作战任务,军区前指就要求125师清剿水口、复和、东溪、魁南公路沿线地域残敌,以维护交通安全。于是整个部队开始分散,373团调往东溪护路,374团负责交通指挥、坚守要点和清剿敌人,375团负责护路、休整待机;师炮兵团主要力量占领发射阵地,部分兵力负责清剿敌人。
《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分之。即使加上越南民军,我军是12万,越军是2.5万,也是4.8:1,相当于5:1,完成具备“五则攻之”的条件,而且敌人不用我“敌则分之”,他自己就是分散的。我军更容易歼其主力。
之所以我军力量不足,主要是目的不明,又要护路,又要分兵清剿残敌,又要守要点。这完全与邓小平统帅所说的只是给越南人一个教训的政治目的是不相符合的。我们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占领中国那样占领越南。日本人为了占领中国,不得不分兵清剿抗日武装。我们不占领越南,根本不需要分兵清剿敌人。只要按照李靖所说的,以正兵求胜;或如孙武的柏举之战,将大部队集中在一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歼灭越军主力就行。如果越军主力也分散了,就破坏其基础设施也是可以的,何必纷纷与越南游击队对战。
之所以各各部队都向上级反映兵力不足,很显然都是要多歼敌,多扩地以邀战功。特别是150师为了邀功,在向国内回撤的途中,想搂草打兔子,分散寻歼敌力量,最兵488团部分力量被敌游击队等力量包围,受到重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
所以说,没有正确领导政治意图,就可能先选择不好战法;将领贪功,更有可能导致部队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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