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法的演变·第十一

出自————《大纵深战役理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译者按：伊谢尔松所著《战役法的演变》于1932年出版。1937年作者进行了修订，出了第二版。本文译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原编者仅节选了该书第二篇的重要章节。

　　 伊谢尔松从总参谋部调出后，历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在苏军制定大纵深战役理论过程中，承担了具体的研究和教学领导工作。他在本书中探讨了19世纪以来的战役性质，列举了以往的线式战略与未来大纵深战略的区别，在第二篇则详细研究了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

　　 伊谢尔松在探讨苏军战役法发展历程和未来战争中战役性质的演变后指出，现代战役是大纵深战役，它应向全纵深发展，并应做好克服全纵深的准备。应该在决定性战役中突破正面；应该在全纵深突破正面；应该完全摧毁正面。现代大纵深突破要求建立两个战役梯队：对正面进行战术突破的冲击梯队；由纵深向纵深转移突破并在全战役纵深粉碎防御者抵抗的发展突破梯队。现代大纵深战役是两种机动的特殊结合体。冲击梯队在战役外线行动，发展突破梯队在战役内线行动。他还具体描述了实施大纵深战役的情景。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1936年曾对本书做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书中阐述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批评他把未来战役的进程和结局过于理想化。军训部长A．И．谢佳金则给予该书高度评价，他在1932年12月举行的书评会上指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德国杂志《军事周刊》1935年也认为该书阐述的思想具有创新性。

　　 以下是该书第二篇的有关章节。

　　 我军战役法的发展道路

　　 现代战役法作为实施战役的理论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这一领域还有许多没有研究和没有解决的东西。

　　 在战术演变中反映出来的技术、武器装备和战斗队形的巨大变化，还远未受到整个武装斗争范畴理论思想界的足够关注。

　　 现代战役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完全不同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展开，在军事行动结构及其战役样式发展上还没有足够具体的远景。

　　 最近几场战争的全部经验，在战术领域是如此丰富，同时却让人们对未来战役的真正特点一无所知。

　　 由于世界大战 [ 译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 中实际上没有进行过一次堪称在战役上解决了取胜问题的战役，这种状况显得更加突出。

　　 有些局部战役达到了确实击溃敌人的目的，但从总的战争角度看，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1918年连同这一年进行的没有希望的大厮杀，并没有在战役领域解决突破正面的问题，而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学术走向绝路的象征。

　　 我国在1918－1921年进行的国内战争，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歼灭性的大纵深突击直至最后粉碎敌人，无疑在军事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的时代，显著改变了武装斗争的全部性质。

　　 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法国革命战争时指出，“革命战争把老一套彻底推翻，把大家由夏龙一直赶到莫斯科” [ 译者注：此处按作者引文翻译。中文版《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卷第29页对此句的译文是：“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由此看来，本书作者的引文也许不完整，因而造成较大差别。另外，地名“夏龙”现在又译作“沙隆”。 ] 。要了解我们革命阶级战争的全部机动性(把最后几个字改为“由东赶到西”)，并不需要成为克劳塞维茨。

　　 但是，在指挥拥有很多技术装备的军队重兵方面，已经来到的新时代的战役内容远远没有适应未来需要而被揭开。

　　 在我们自国内战争结束以来所处的时期内发生的许多变化，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它们迫使人们按新思维提出防御兵器与进攻兵器的质量对比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发现了后者占优势的明显趋势。

　　 在此条件下，克服火力正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有了能够在全纵深“摧毁”这一正面的新意义。

　　 实际上，我们在军事领域的全部创造性思想，都归结于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以伟大革命建设为基础的军事学术思想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们应该在现代武装斗争样式研究中，大胆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的文献资料对于提出这些问题拥有明显的优势。

　　 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前，由于武装力量人数较少(1870年的普鲁士军队也只有50万人)，进行战役的问题并不具有独立的理论学科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完全是在制订某一具体战争计划的范围内解决的。

　　 如今，由于军队人数众多、兵器质量高低不同、技术极端复杂、纵队长径极大、把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困难，由于后方情况复杂和存在很多日益复杂的因素，进行战役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制订某一具体展开计划的范围内解决，而要求找出总的理论依据。

　　 现在，战役工作者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需要有进行战役的一定理论。

　　 因此，战役法作为战役理论，已经成为战役工作实践和军队大兵团指挥实践的最重要学科。

　　 战役法问题的迫切性也取决于其他因素。十分明显的是，技术和战术领域的深刻变化引起了战役实施领域同样深刻的变化。

　　 我军战役理论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任务。这就是：克服正面，进行在全战役纵深突破火力正面的大纵深进攻，以及为彻底而完全消灭敌人实施决死和毁灭性的突击。

　　 在此条件下，我军战役法的基本任务是创立大纵深歼灭性战役理论。

　　 未来战争中战役性质的演变

　　 最坚决的进攻战役概念是创立我军战役法理论的基础。未来战争的全部性质将证明这种战役规模巨大，因而也决定这种战役的基本标志会继续发生演变。

　　 战役性质的历史发展表明，战役的演变发生在两个基本标志中——沿正面扩展和向纵深疏开。

　　 第一个标志，即沿正面扩展，早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就已最后完成。那时，武装斗争已经拥有绵亘正面，这种正面是由连成一条线的各战斗力量投入点构成的，武装斗争已扩展到可能达到的地理极限，就正面而言，它再也不能超越这个极限继续加宽。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在这一战役指标的演变中，历史会倒退。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追随矛盾百出的资产阶级小型职业化军队理论观点，这种观点据其辩护士所说，似乎可以使这一标志倒退，重新采用断续正面，这种正面由分布在广大空间的各个别战斗力量投入点构成。我们最好进行反面的估计——在未来战争中，战役沿正面扩展，如果仅从地理条件的保障上说，将出现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断强化的紧张动员，将引起正面战役密度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不言而喻，战术密度也可能大大提高。不均衡占领正面的做法，在力图达到建立大密度突击集团目的的同时，也会导致出现兵力很弱甚至完全没有占领的正面地段。这种状况与我国西部漫长的边界一起，会使人们认为，在建立绵亘正面的整个战略背景下，我国西部战区无疑可能出现若干战役缺口。还可能在这一战区找到战役翼侧，快速行驶和快速行动的现代兵器(摩托机械化兵团、骑兵和航空兵)在其得到艺术的使用时，也能够以积极行动造成这样的翼侧。实际上，在战争初期就应看到它们在这方面的战役使命。

　　 我国的战略条件与1914年世界大战初期法德战场的条件有一些共同点，但当时德军还有移动右翼的自由。

　　 这说明，对我们来说，线式战略的前提远远没有消失。至于我国东部某些战区，则可看到这一战略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历史上根本看不到把两个时代截然分开的明确界线。历史在构成新条件的前提时，不会因此完全消除构成旧条件前提的可能性，而是在辨证变化过程中由一些前提转向另一些前提。

　　 对我们来说，战争初期对外线实施的包围机动远没有被排除。认为从战争第一日起我们就会以正面对正面，这种断言无疑是把法德战场的条件机械地搬到了我们的战区，在法德战场，确实可以认为包围机动的线式战略前提已不复存在。

　　 但是，在整个军事行动发展前景中，我们应该预先考虑到以正面对抗正面的必然性，或者至少应该预先考虑到这样做的可能性，因为以正面对抗正面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而a出现的时间会比1914年初的法德战场早得多。

　　 有明确预见性地探讨由战役性质全部历史性演变决定的这一现象，在掌握对抗措施的情况下探讨这一现象，从而使线式包围机动向大纵深正面突击的辨证转变，与一些战役行动方法向另一些战役行动方法的直接过渡同时发生——这就是我军战役法基本的和中心的任务。

　　 一些非常重要的客观前提促使我们正要如此进行我们的战役预测。

　　 现代战略展开有某些内在的规律性。现代展开不容许出现无人地带。几乎整个可能的正面都会被占领。

　　 正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寻找翼侧和寻找包围翼侧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所有人都担心暴露翼侧可能遭到包围，才力图使展开占领整个正面，而正面才有了被扩展到极限的趋势。结果，由于在战区展开了全部兵力，无人地带便可能不复存在。

　　 在现代条件下，弱小兵力会导致薄弱正面的出现。但这毕竟是正面，而决不只是个别军队群的展开，这种展开会在各军队群之间留下无人占领的空间。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弱小兵力占领的正面，也依托着预有准备的防线，并因此具有一定的抵抗力。

　　 十分清楚，现代条件下必须转入防御时，将采取一切措施使防御依托有工事构筑的正面。各种现代条件——障碍物、化学武器、机械化作业、快凝混凝土等，将在任何情况下为此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机会。

　　 在世界大战时期，有工事构筑的正面出现在作战过程中，这是贯彻战役实施的线式原则和突击没有穿透力的结果。

　　 现在，这样的正面在很多情况下是预先构筑的，它决定着战役的性质，预示着战役的来临，也决定着战役的实施。

　　 在这方面，法德边界的马奇诺绵亘筑垒地带没有留下任何疑问。

　　 虽然福煦 [ 译者注：福煦(Foch)(1851－1929)，法国元帅(1918)。1887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895年起先后在该院任研究生、教授，1908－1911年任院长。此后历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曾因在索姆河战役中指挥不力被撤职，调任军事研究中心主任。1917年复出，任总参谋长。1918年起任盟军最高统帅，1919年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曾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战略课，对法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协约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战后先后被授予英国陆军元帅(1919)和波兰元帅(1923)军衔。著有回忆录和军事著作。 ] 在世界大战后曾写道，“参加战争的人如果希望在自己军队展开之时能够躲在所筑掩体后面，就必遭灭顶之灾”，但是，许多人正是在这些构筑的掩体内寻求避免灭顶之灾的可能性。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不能认为以正面对抗正面从战争一开始就应排除。

　　 最后，实施战役机动的显著增大的可能性，使军队能够比世界大战时迅速得多地以新锐兵力增大自己的翼侧，并以新的集团抗击实施迂回的敌人。

　　 当初德军向马恩河进攻时，法军仅能调遣11个步兵师和6个骑兵师到巴黎附近的受威胁左翼。如今在拥有铁路运输和实行摩托化的现代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料，在我西部战线的某个中央地段当面，敌人可在较短时间内，将其可能与我对抗的全部武装力量的一半，从一翼调遣到另一翼作战。此时，可将再次集中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的空中运输还可为战役机动效力。

　　 这种状况使以绵亘正面对抗同样绵亘的进攻正面无疑有了可能，尽管在拥有摩托机械化和航空兵的现代兵器情况下，迂回机动得到了迅速发展。此时应该考虑到，现在无论是航空兵还是障碍物，都能为寻找对抗迂回机动的手段提供大得多的可能性。

　　 对我军在未来战争中的战役法而言，“以正面对正面”不应该像1914年德国人所做的那样，事前没有预见。在坚决的迂回机动转为应该同样坚决、并向敌配置全纵深实施的正面突击过程中，这极可能是正常的现象。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去研究现代战役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即战役的第二个标志——战役向纵深疏开的演变问题。

　　 在世界大战的运动战阶段，这方面并非一切都如愿。诚然，有过由互相联系的交战组成的链，但是这种交战链是断续的，其战斗行动远没有达到进攻的全纵深。未来战争中，战役性质正是要在纵深这一标志上经受基本的演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考虑到整个作战纵深的兵力兵器密度都会增大。实际上，早在1918年，德国人在3月的皮卡迪进攻中就突入敌纵深达60公里 [ 译者注：见图哈切夫斯基《战争的新问题》原编者注释。 ] ，协约国联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则突人德军战线100公里纵深，他们在这些进攻的全纵深只实施了一次不问断的交战。当时的战斗行动就已使整个推进纵深的密度增大。

　　 未来战争中，我们与这样的战斗纵深打交道是常有的事。这首先归因于现代战斗队形的战役布势纵深。 [ 译者注：原文如此。由于下文多次出现此种表述，看来这在当时不算错误。实际上，按苏军以后的通用军语，战斗队形的级别比战役布势低。战斗队形指分队、部队、兵团及其加强兵器为进行战斗而采取的配置。战役布势指战役军团为实施战役而建立的兵力兵器部署。 ] 这里不仅指周密组织的防御地带，而且指任何情况下的战役布势纵深。

　　 各师直接作战线的战术纵深为6－8公里。其后8－10公里，应考虑由浅近预备队构成第二道线。再往后，在距这些预备队20－25公里处，应考虑到会有各集团军预备队以独立群的形式构成第三道线。这个战役布势全纵深最后要依托还要靠后的铁路线(根据条件距第三道线25－50公里)，新锐预备队可在任何时间开到这一配置线。

　　 这样看来，现代战斗队形的战役布势纵深可达60－100公里。如果这种布势转为防御，那么它会保持同样的纵深，采取梯次配置的筑垒地带形式。此时应该考虑到，这种纵深可能迅速得到新锐预备队的加强；如果其前沿开始被突破并且后撤，防御者可能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持这一纵深，并依靠从后方和正面其他地段调来的援兵再次将其增大。这些都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现代的不间断动员。

　　 显而易见，必须进行一系列不间断的战斗行动去克服和通过整个现代战役纵深。每一公里纵深都要用战斗去夺取。

　　 如果说马恩河机动行军中的战斗行动只占了23％的时间，那么现在这个“战斗内容”在全部作战时间中的百分比接近于100％。在世界大战初期，军队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行军，而只将少量时间用于战斗。现在这一比例根本改变了：军队将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展开战斗队形，而只把少量时间用于行军。

　　 当然，这并不排除敌人自动放弃部分土地的可能性。这样，战役便可能跳跃性地发展，只在一定的地区保持自己的战斗纵深。但是，现在即便是这样的前景也明显受到限制。现代条件下显著增大的进行前卫战斗的可能性及障碍物、化学武器、航空兵，迫使军队通过这些战役上的“空地”时也要进行紧张的战术行动。在此情况下，国土纵深越小，奉送国土的可能性就越有限。

　　 因此，在未来战争中，战役向纵深疏开的标志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全面的发展，就像世界大战中战役沿正面展开的标志得到的发展一样。

　　 我们可以预测，战役向纵深疏开，将在西欧战区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在我们战区的发展程度则较低。

　　 但是，对我们来说，未来战役就其纵深而言，也不再是由一系列间断交战组成的一根链条，而是由向全纵深发展的许多战斗行动组成的接连不断的链条。

　　 这将是火力和搏斗的浩瀚海洋，它在世界大战中已经沿正面横溢，在未来战争中将向全纵深泛滥。

　　 这样，现代战役性质演变的主要内容是它的纵深，它使战役开始具有巨大的紧张性。

　　 不能认为现代战役是一个区域的独幕战役行动。现代大纵深战役布势要求采取一系列不间断的、连成一体的战役行动。

　　 在战役术语中，这被称为一系列连续战役而广为人知。不过，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准确的定义了。一系列连续战役就是现代战役，现在，如果没有纵深的标志，现代战役就会失去基本意义，成为历史上保守的、与决定战役性质的新条件格格不入的概念。

　　 我们正面临着战役向新的一维，即纵深这一维发展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连续战役行动汇合成现代大纵深战役这个统一的概念 [ 注：在我军文献中，未来战役的概念常常用“大空间战役”术语表示。应该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任何空间在一个平面上都有二维——正面和纵深。早在世界大战中，战役就已达成正面上最大限度的空间包围。对未来战役而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战役也向纵深实施最大限度的空间扩展。这样，最好用大纵深战役这个术语来表示战役的这个典型区别。——作者 ] 。

　　 在现代条件下，需要研究的已经不是一系列连续战役，而是一系列连续战略性行动，一次战争的一系列独立战局。

　　 这种对战役性质的演变具有巨大历史意义、根本改变了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状况说明，我们已经站在军事学术新时代的前沿，应该从线式战略转到大纵深战略。

　　 进攻的大纵深战役布势

　　 兵器是解决大纵深战役问题所必需的物质前提，但是兵器本身还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在军事学术史上，能指出很多新兵器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战例。在这些战例中，新兵器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是因为这些兵器的使用受到旧的、已经不相称的战斗队形样式和作战方法的束缚。例如，野战线膛加农炮最初就有过这种遭遇，当时人们继续把它们配置在纵队末尾。

　　 新武器装备要求有新的战斗使用样式。如果说在战术上，这个问题已经随着转入集团战斗队形和大纵深战斗而得到解决，那么在大兵团指挥中，这个问题仍然处于极其落后的历史水平上。

　　 如果说进攻的目标是抵抗的大纵深，那么，进攻战斗队形的战役布势无疑要进行最根本的改变。在这里，各集团军排成一条线恐怕无法解决大纵深进攻的新问题。甚至可以肯定地说，线式战略的一波次战役行动在这里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能软弱无力地撞击现代抵抗的纵深而被粉碎。

　　 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去研究新时代确立大纵深战略的中心问题。

　　 在这里，首先应该了解现代抵抗纵深的特点。这种抵抗的力量有增大并即将达到战略领域顶点的趋势，此时，进攻者已经接近目标，防御者则为了挽救自己的态势而不得不孤注一掷。在双方彼此排斥的矛盾状态中，在双方为争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而斗争，并且排除签订停战协定的可能时，这种抵抗可能在最后阶段显示出巨大力量。

　　 进攻削弱的真实原因，与其说是进攻者的力量衰竭，不如说是防御者的抵抗增强。

　　 当线式战略实际上只是用自己的进攻正面把本来应该揪住痛打的敌人逐离时，当线式战略在任何地方人都无法消灭敌有生力量时，这种状况最明显不过地暴露出来，退却者在退却机动中赢得了对自己有利的战役态势，在战役发展的顶点变得比战役开始时强大得多。与此同时，进攻者却毫无远见又漫不经心地走向这个关键的战略性时刻，认为战役的最后时刻将会最轻松。他们在这方面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估计到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的细节不可能事先都预见到。应该预料到最紧张的情况和最大的危机会出现在最后阶段。战役指挥的艺术和坚定性，在于走向这一决定性关头时，带有充分的预见，准备了新一波战役行动，拥有最后完成歼灭性战役所需的兵力兵器。

　　 现代战役是大纵深战役，它应向全纵深发展，并应做好克服全纵深的准备。

　　 此时应该考虑到，在抵抗力方面，这样的纵深有兵力密度增大、且由抵抗正面向后方逐步增强的趋势。

　　 在此条件下，现代战役法在组织大纵深进攻战役时将面临编组进攻战斗队形的全新问题。仅有一点是清楚的：仅有一波战役行动的线式战略，不可能解决进攻的这个问题。

　　 应该通过演变战役法的新途径找到解决方法。

　　 通过这一途径，将要破除旧军事理论不止一个原则。

　　 首先要破除的一个原则是：战略要根据同时行动原则达成自己的决心。这个直到今天还在传播其过时影响的原则植根于拿破仑时代，早就与变化了的条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代多幕大纵深战役，靠协调一致的力量进行一次同时突击是不能完成的。它要求对这些力量进行大纵深的多层战役配置，使其随着接近夺取胜利的顶点而逐步增强。

　　 抵抗的大纵深梯次配置，导致同样大纵深的进攻布势。这种进攻应该像层层巨浪，不断增大冲击海岸的力量，以来自深处的不间断撞击，冲破和摧毁海岸。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纵深战役将导致适时分开配置力量，并且在同样程度上决定战略范畴也要这样做。

　　 世界大战和我国国内战争的战例说明了这点。不过，如果按以下思维去理解这点，那毫无疑问是完全不正确的：无论是德军在1914年边境交战中，还是我们在1920年的姆纽塔河交战中，都立即投入了过多兵力，而这些兵力本应逐次投入。进行初始战役时，应该根据双方兵力对比将当时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投入。但是，问题的实质是，同时还应规定纵深梯次配置新锐兵力，以便在战役的决定性时刻拥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并使这些兵力兵器的部署能够保障最后夺取胜利。

　　 纵深梯次配置现代战役力量不是一部分一部分或一个作战单位一个作战单位地使用它们，而是逐次和不间断地增强战役力量，以期在全纵深粉碎敌人的抵抗。

　　 可能进行抵抗的纵深越大，这一抵抗可能达到的紧张程度越高，就越要实行进攻的战役纵深梯次配置。

　　 在组织现代大纵深战役时，进行兵力兵器计算不仅要考虑正面这一直线维，而且要考虑纵深这新的一维。

　　 现代进攻的大纵深战役布势问题还将破除关于所谓战略预备队的原则。

　　 在战略依靠一次同时行动遂行其任务之时，战略当然不需要预备队。克劳塞维茨曾说，建立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不明智的 [ 译者注：可能由于中、俄文翻译的差异(包括俄文可能采用节译形式)或引用不完整，作者在此处所引几句克劳塞维茨语录与中文版都有或大或小的出入。此句在中文版中为：“建立一支不参加主力决战的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错误的。”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一卷第219－220页。 ] ，他认为战略预备队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甚至是有害的。 [ 译者注：此句在中文版中的完整表述是：“战略预备队的使命越广泛，战略预备队的必要性就越小，好处就越少，带来的危险就越大。”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一卷第219页。 ] 他要求“在主力决战中全部兵力必须都使用进去”，并写道：“把现有军队组成的任何预备队留在主力决战以后使用都是荒谬的。” [ 译者注：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一卷第219页。作者据俄文版引用的这两句与本文略有出入。 ]

　　 当拿破仑时代能够通过一次行动实现此种决战时，这是正确的。在1870－1871年法国普鲁士战争第二阶段，这一原则已经遭到怀疑，进人20世纪后，它已是明显错误的

　　 施利芬相当明确地预见到了这个问题。他要求德军在向巴黎进攻时在右翼之后建立强大的预备集团军。但是他的动机有些不同。他要求建立战役预备队，是为了能够在发展进攻时右翼兵力一旦不足以实施包围，便可延长这一翼。这样，这个预备队最终应该前出与进攻正面取齐。

　　 现代条件下，战役预备队基本上不是用来延长翼侧，尽管在战争初期这样做对我们还有其意义。翼侧的正面总的说来已经扩大到极限，现在需要预备队去增强在全纵深粉碎敌人抵抗的战役力量。

　　 在现代条件下，战役预备队和战略预备队的问题本身已发展为战役梯队的问题，在这些战役梯队后面，在武装斗争演变的远景深处，已经显现了战略梯队的轮廓。

　　 这自然会导致武装力量员额的增长，从而推翻小型职业军队的任何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从历史角度看是保守和荒谬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军队员额之所以增长，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线式战略力图占领尽可能大的包围进攻正面。在现代，员额的增长同样程度地取决于大纵深战略，这种战略要求在纵深建立强大的战役梯队，拥有大纵深进攻布势。

　　 这将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规模巨大，展示业已到来的大纵深战略时代中战役性质的全部演变。

　　 大纵深进入现代战役

　　 历史进程中任何新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受到新要求的召唤，而且取决于一系列新的前提条件。

　　 当普鲁士1866年第一次在400公里正面展开自己的军队时，这种战役法中的新现象不仅适应武装斗争变化了的性质，而且取决于铁路这种新的客观条件。众所周知，毛奇曾对如此宽正面的展开表示十分怀疑。

　　 现在也是这样，可以忧虑和怀疑地看待大纵深展开。但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这样做。

　　 现代条件下，大纵深展开取决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它起因于将导致极度紧张作战的未来战争的性质。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在加入这种战争后，都不会让自己的紧张动员只限于建立动员基于军的第一梯队。此外，任何一个国家也无力同时集中它能够派出的全部兵力去实施军事行动。为此，只能大大推迟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并为使自己的展开不会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威胁，将展开地区远移至本国纵深。在此情况下，较弱的敌人会变得较强，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优势。未必有谁会决心采取那样的行动方法。显然，不间断的逐次动员会导致在战争中逐次配置兵力。

　　 在一线军队后应配置二线和三线兵力，二、三线兵力将保障军队成几个大纵深战略梯队进入战争。

　　 和平时期武装力量的现代组织，决定了这种大纵深进入战争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对法国在莱茵河地区保持担任战略第一梯队的特别掩护军(larmee conveaure)不能做别的解释——军队主力第二梯队将在其后面展开和进入交战，而第二梯队无疑也不是最后的梯队。

　　 德国占领莱茵河地区的目的，无疑是在那里集中类似的掩扩军，作为人侵的第一战役梯队。

　　 国家的领土纵深越大，正面越宽，动员能力越强，作战越激烈，梯次配置战略力量的规模就越大。我国就处于这样的条件，而这就是国家伟力之所在，这种伟力能够保障军事力量在战争的最后和决定性关头得到最大的增长。对我西方各缓冲国 [ 译者注：指十月革命后在美、英、法等国支持下在俄国本土以西建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芬兰)。 ] 而言，由于其国土纵深不大，动员能力较小，战争初期的首次紧张动员将接近极限，只要各帝国主义大国不对它们提供重大的兵力兵器援助，它们就只能以小得多的规模逐次配置力量。

　　 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进入战争时的梯次配置，不仅可能在包括全国和整个战争的战略范畴实行，而且可能在战役范畴实行。这取决于现代技术兵器发展的一系列物质因素。

　　 我们在画出现代武器装备技术发展的一条红线时，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指导原则是努力达到尽可能大的远战性能和远距离作用性能。一切都归结于实现尽可能远距离的杀伤。迅速克服空间的能力包括航空兵战斗使用的全部效果，还包括摩托机械化兵器的巨大作用。

　　 射击武器的进步也走了这条道路。值得指出的是，19世纪后半叶，这种武器是沿着提高远战性和速射性的道路发展的。进入20世纪后，这种进步在世界大战前主要体现在提高速射性方面，射击距离则基本保持原先的水平。由于装备了机枪，武器在速射性上达到了一定的极限，技术进步在世界大战期间和现阶段又主要沿增大远战性的道路发展。机枪配备了瞄准具，以便从遮蔽阵地向远距离目标实施射击。炮兵大大提高了射程，通常能打到12－20公里距离。这一状况对于战斗的战术样式演变，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上的演变表明，从拿破仑在战场前集中所有兵力，到实施直接由行军发展而来的遭遇战斗，这种转变到19世纪后半叶才具备了基本的前提，即火力打击的距离增大。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射击距离明显增大，我们将要面对遭遇战斗的进一步演变。

　　 在遭遇战斗诞生初期，即19世纪后半叶，射击的距离等于人们看到的距离，这实际上导致从行军直接开始战斗。如今我们进行的火力打击距离远大于我们在野战条件下能够看到的距离。这意味着，现代战斗将在远距离上开始。因此，现在战术行军警戒在其被派到距主力纵队先头5－6公里处时，其作战系统实际上已经不能保障任何人免遭远距离火力袭击和突然出现的摩托机械化兵器的危害，更不用说在遥远的另一个平面行动的航空兵的打击了。这个行军警戒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前卫职责和保障主力展开并投入战斗。它只保留了非直接警戒的作用。与此同时，明显增大的纵队长径又要求有大量时间和空间，以便主力展开并以适当的部署投入战斗。早在进入20世纪之初，在炮兵技术发展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的朗卢瓦就写道：“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前卫前推若干英里，而不是若干公里 [ 译者注：1英里等于1.6093公里，故有此说。 ] ，一直前推至1－1.5个行程处。”

　　 现代战斗距离已显著增大。这个距离要求将步兵警戒大大前推，至少前推至20－30公里处，这是现代加强师主力能够向纵深占领的距离。广泛使用的先遣支队和侦察支队系统，就是根据这些要求建立的。

　　 这个系统掩护了前出至5－6公里处的前卫，接管了后者的侦察职能和保障行军职能。在侦察支队和先遣支队后面行进的前卫自然失去了前卫的一切特征，变成了普通的纵队第一梯队。但即便在此情况下，也应把它的职能交给这两个支队，并使支队足够强大。不过，这个问题只在战术范畴才这样处理。

　　 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如果真的希望指挥现代大纵深战役，那就应该首先保证自己有可能及时展开自己的兵力，并且使这些兵力以适于自主定下决心的部署进入交战。为此，他需要有自己的战役保障力量，即由快速兵团、主要是摩托机械化兵和骑兵编成的强大集群，这些兵团要深远前出1－2个以上行程。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要再次做拿破仑做过的事：建立集团军前卫作为第一前卫梯队，不过，已经在业已来到的大纵深战略时代不同的历史基础上做，其实质性内容也已完全不同。这意味着，遭遇战斗已经进入自己的高级阶段——由战术领域上升到战役领域。战术领域的遭遇战斗通常只能由前卫梯队的先遣部队进行。但是，在战役领域，它已发展成遭遇交战，在这种交战中，前卫梯队遂行集团军前卫的使命。同时，这也意味着，现代进攻战役布势将不可避免地采取大纵深梯次配置方式。

　　 可以再次对这种新现象表示担忧和怀疑，虽然它无疑是由现代战役变化了的要求引起的。但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它，因为它还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

　　 必须考虑到，现代兵器在迅速克服空间的能力上，在快速作用和远战性能上，都画出了十分丰富多彩的图画。

　　 毫无疑问，在这些兵器中，航空兵在远战性和远距离转移其行动的能力上都首屈一指。当这个兵种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小时沿最遥远的轨迹发动攻击时，地面的敌对双方尚未互相打一枪。强大的大量集中的战斗航空兵无疑是实行打击的第一要素。

　　 随后，在地面立即出动的是能够快速和轻松推进的一切，这当然是摩托机械化兵团和现代机械化骑兵。这些乘车和乘马的兵力肩负破坏敌人集中及为转入总进攻而占领有利态势的重要战役使命，在业已展开的一线集团军主力仍然受着现代集中的复杂机制制约时，尽可能远地推进，与航空兵一起进入交战。他们将是地面第一前卫梯队。

　　 最后，是步兵诸兵种合成兵团主力进入战场。但是，即便是这些主力也不能立即成一线进攻。现代铁路的进步比武装力量慢，不能立即和全部将武装力量运去。这就导致向战区集中全部兵力的时间延长。大部分开到的兵力力图尽快发起战役而立即出动。相当一部分晚一点开到的兵力则要晚一点出动。这样，就连这些主力都成两个梯队出发，从而按顺序构成了第二和第三战役梯队。

　　 当战略第一梯队的这种大纵深体系全面启动后，国家纵深地区将会出现被动员的二线军队组成的战略第二梯队。

　　 如果这不算大纵深战略时代的进攻，那就应该怀疑对纵深的理解了。

　　 应该将大纵深进入战役的战役略图大大伸展。航空兵的行动立即达到自己的最大半径。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挺进2－4个行程，总共达到100公里。进攻中的主力第一梯队，即便每个师都有自己的道路(这不是总能做到)，其长径也达75公里。最后，军队主力第二梯队在距第一梯队一个行程处以较宽的正面推进，其长径也可达50公里。

　　 总计整个战略第一梯队在地面要占据250口300公里的巨大纵深。而现代展开条件不可能保障那样大的纵深。

　　 现代条件下，进行加大动员准备的军队已经开到边界附近，掩护能力又可使集中大大靠近边界，战役领域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就地开始，长达300公里的远距离行军无疑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此条件下，进攻的战役纵深将只是潜在可能，不会在空间上达到其极限。各战役梯队将从一个地区进入战役。但是，情况仍然会这样：当其中最后一个战役梯队还在深远后方平静地行军，只感受到空中威胁和在其开进道路上进行的紧张前送和后送工作时，最前面的几个战役梯队已经在进行激战，他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解决。那时甚至将难以确定，这个大战役会在何处、何时开始，它会在何处、何时划出战役与交战之间哪怕能勉强看到的界线。我们将爬进这个交战，而飞机在深远后方投下的第一颗炸弹和边界上响起的第一声孤零零的枪声，实际上将意味着这场伟大的战役已经开始。

　　 如果说在线式战略时代交战是从战役派生出来的，那么在大纵深战略时代战役与交战将有机地汇成一体。它们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任何界线都消失了。在不断增强的战役行动总洪流中，现代交战在正面上开始，在纵深内结束。这样，战役行动将一波接一波地压向敌人显然也是按那种战役布势压过来的正面。于是产生了这样结论：谁的战役布势纵深大，谁就将取得最后胜利。

　　 但是，所有这些波将会在双方正面对峙产生的狂飙中汇合起来，而这样的时刻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那时战役的发展会再次把我们引向线式正面和线式战略。不过，在可能很快来到的这一阶段——现代条件下比较正常的阶段，战役法的演变要求不同的解决方法，要求由纵深向纵深实施大纵深的正面突击。大纵深进攻布势的要求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更加有力的体现。

　　 这将是在业已到来的大纵深战略时代条件下，在战役上解决突破问题的新方法。

　　 大纵深突破和摧毁正面

　　 如果说线式战略时代的战役法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和加以自我否定，那么，这是发生在正面与正面对峙和必须实施突破的地区。

　　 这个问题不可能在线式战略基础上妥善解决。它导致新技术兵器出现；它把在战术上组织进攻的艺术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创造了在战术上进行解决的条件。但是，在线式战略基础上，无法妥善解决突破和摧毁正面的问题。

　　 为此，战役法应该寻找新的途径，应该大步迈进新时代。但在帝国主义消耗战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未来战争及其决定性的歼灭战役的新特点，提出了按新思维解决现代军事学术这个中心问题的要求。

　　 应该在决定性战役中突破正面；应该在全纵深突破正面；应该完全摧毁正面。

　　 大纵深战略要在这里经受历史成熟性的考验，如果说它的诞生是由现代许多客观条件决定的，那么它同时也正是被坚决和彻底克服正面的这些要求呼唤出来的。

　　 对现代技术兵器(坦克、远战炮兵、近程战斗航空兵)充分的战斗使用决定了大纵深战斗的新样式，这些新样式已经在战术范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只能克服现代防御的战术纵深。它们还不能导致战役上的解决，尽管它们在引导人们向这个目标前进。

　　 大纵深战术行动应该发展成大纵深战役突破。这是大纵深战略时代战役法应该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在战役领域最终解决问题，那么大纵深战术的一切成就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

　　 必须明白，直接撕开正面的冲击第一梯队只能完成战术上的任务和突破这个正面。不管它的战绩多大，它都不能独自把自己的战术成果发展成战役成果，通过被打破的大门向纵深挺进，以在全战役纵深粉碎敌人的抵抗。冲击的第一梯队之所以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是因为被冲破的大门还在里面受到防御者强大抵抗力的支撑，需要继续按住它，防止它被再次关上。完成这个战斗任务，仍然是冲击的第一梯队的职责。如果在它打开战术缺口时，进攻战役布势纵深的任何人都来不及把突击由纵深向纵深转移，并将战术胜利发展成战役胜利，——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那么缺口不久就会被再次封闭，冲击的第一梯队的所有战术努力都变成徒劳，进攻正面恰似鼓起的肚子，只能疲惫和消耗进攻力量。

　　 这等于在继续进行一系列没有意义和令人疲惫的自我消耗正面突击，线式战略在1918年就曾退化成这样的体系。

　　 不仅在有足够兵力兵器摧毁正面突破地段时，而且在有足够兵力将突破由纵深向纵深转移并在全纵深粉碎抵抗时，都需要和可能实施现代突破。

　　 如果没有和未曾规定发展突破的兵力，那么实施突破战役便毫无意义，也没有目标，因为，如果横竖没有什么人可进，打破大门便毫无意义。

　　 现代大纵深突破要求在编组进攻布势的基础上建立两个战役梯队：对正面进行战术突破的冲击梯队；由纵深向纵深转移突破并在全战役纵深粉碎防御者抵抗的发展突破梯队。此时，每个梯队都应保持其战术上的梯次配置。

　　 突破战役的这种大纵深布势，能够解决现代战役法的基本问题——坚决和大纵深克服直到彻底摧毁正面的问题。这种布势不仅对突破防御筑垒地带，而且对因发生正面交战而出现的任何正面突击都有意义。

　　 如果从战役角度研究问题，那么在现代条件下，只有那些有更大战役布势纵深的人，只有那些在纵深有做好准备的更强大的梯队的人，才能指望夺取最后胜利。如果说在20世纪初前后——线式战略欣欣向荣的时代——德国军事思想家们曾断言，谁的正面宽、翼侧强，谁就能打胜仗，那么我们现在应该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以下论点：从战役角度考虑，在现代大纵深战略条件下，谁的正面深、大纵深梯队强，谁就能打胜仗。

　　 于是，这再次让我们看到现代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十分清晰的前景，再次让我们确信任何小军理论都是荒谬的。

　　 还需要展开现代突破战役的整幅大纵深略图。

　　 当由纵深压过去的一波波战役力量赶上业已开始交战的第一前卫梯队并与其汇合成狂飙力量时，当因此形成正面与正面对峙而排除了线式包围机动的可能日寸，大纵深战略的战役法将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

　　 由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组成的快速前卫梯队不久将被从作战正面撤下，因为它将不能利用自己的远战性。由于没有行动的广阔空间，由于完成了集团军前卫的角色，它先是向翼侧收缩，接着就完全隐蔽到进攻战役布势后方去了。

　　 接替其位置的是开到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各梯队，现在它们将根据有益使用的充分理由承担正面作战任务。它们编有大量坦克、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提高的强大炮兵和近程航空兵，以密集的战役方阵形式编成了冲击梯队。

　　 在其后面行动的是发展突破梯队，它由原先主导进攻战役布势的快速兵团集群编成。该梯队包括独立行动的大型机械化兵团、摩托化兵团和骑兵兵团，以及远程战斗航空兵的大量兵力。现在，谁在战役开始时最早参战，谁就在战役布势中成为殿后者；而谁在行军中殿后，谁就将被编进最先冲击的队伍。

　　 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将在这样的战役布势中开始。这种战役展现了大纵深进攻战役布势的图景，这种战役布势的目的是由纵深向纵深延伸和发展突击。但是，这一图景与1918年各次突破中进攻的纵深梯次配置毫无共同之处。

　　 在当年的三月进攻中，德军第18集团军第一梯队有12个师，第二梯队有8个师，第三梯队有4个师；而在五月进攻中，德军第7集团军在第一梯队有14个师，第二梯队有5个师，第三梯队有6个师。但是那时每个师受领的前进纵深仅3公军，后面的梯队应该接替和供应前面的作战部队，同时要与其在同一条战线继续进攻。堆积这些梯队就像牛在使用兵法，它不会懂得，为了真正突破正面，应该将战术行动发展成战役行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由纵深向纵深延伸突击和在战役上发展这种突击。何况，在1918年，能独立作战的摩托机械化兵团还不存在，骑兵则已经不存在，实现那样的决心得不到保障。发展突破梯队首先应该比冲击梯队走得快，才能超越它。因此，这种梯队不能由步兵兵团编成。1918年的突破便因而不能由战术现象变成战役。这些突破不可能追求只有大纵深战略的战役法才有权提出的目的。

　　 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追求对抵抗全战役纵深进行同时杀伤和摧毁的目的。但是，这种战役范畴的同时性非战术上的同时性可以比拟。这里毕竟有时间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取决于克服第一防御地带战术纵深的情况。当冲击梯队完成这个战术任务、敌正面大张着被战术突破打开的口子后，发展突破梯队便由进攻者的战役布势纵深蜂拥而人。战斗航空兵在空中超越该梯队，远距离封锁敌预备队前往被突破地段的道路。同时，空运到达的空降支队在敌人后方机降，作为第一个索命者出现在敌人面前。这时，大量快速坦克、自行火炮和搭乘装甲输送车的步兵在地面以排山倒海之势，分成几波冲过被战术突破打开的地段。这些兵力在敞开的缺口中自行清除最后的堵塞。在他们后面跟进的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武装美女”——现代骑兵。最后，为数众多的摩托化兵纵队在清除道路障碍后，准备在骑兵后面挺进。在另一些条件下，发展突破梯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在被打开的缺口中都有自己的地段。那样，发展突破行动就会同时在正面的几个地点进行。

　　 这一切将使突击由纵深向纵深延伸和发展。发展突破梯队的编成越大，该梯队的作战纵深就越大。在一切情况下，该梯队为了完成自己的战役突破任务，都应该包围敌人抵抗的全纵深。

　　 当冲击梯队还在突破正面进行激战时，发展突破梯队已经在正面的纵深，以不同的水平，甚至在战役纵深的几个层次，进行毁灭性的围歼行动。就战役前景而言，这将是在战役纵深若干层次进行的新的规模宏大的多层次交战。

　　 这种交战将导致“卡内” [ 译者注：卡内(Canne)是意大利东南部的一个村庄。公元前216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队(步兵63000人、骑兵6000人)与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步兵40000人、骑兵10000人)在卡内附近进行激战。罗马军队被合围，几乎被全歼(死48000人、被俘10000人)，而迦太基军队仅损失6000人。恩格斯曾说：“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彻底的全军覆没。”卡内战役成为合围和全歼敌人的经典战例，“卡内”在苏联军事文献中成为成功合围和消灭敌人的代用语。 ] 在新的大纵深战略基础上复活。这将是完整的“卡内”体系：一些“卡内”将要开始，另一些“卡内”正在逼近，再一些“卡内”将要完成。

　　 对正面实施战役突破的问题，将在彻底消灭抵抗之敌过程中解决。歼灭战略还从来没有保证完全实现的如此美好的前景。上述预测还将解决现代战役机动性质的演变的重大问题。

　　 到目前为止，武装斗争的历史实践和军事学术理论把战役机动区分为基本的两类：一是内线机动，就是从一种态势实施集中突击，这在拿破仑时代十分盛行；一是外线机动，就是从不同方向实施包围突击，这在线式战略时代占统治地位。这两种形式互相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完全对立的战役概念。

　　 克劳塞维茨在谈到这两类机动时写道：“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表面看来是完全不同的机动类型。第一组对立的概念是外线行动和内线行动；第二组对立的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多点分散兵力。”

　　 译者在前面的注释中说过，可能由于中、俄文翻译的差异(包括俄文可能采用节译形式)或引用不完整，作者所引克劳塞维茨语录与中文版有或大或小的出入。此处出入较大，但基本意思一致。为便于读者对照，特将中文版的这段完整译文附上：

　　 “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同的机动，而且被用来推论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即四个概念，实际上它们是(而且必须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一组对立概念是包围和内线活动，第二组对立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分割兵力。”

　　 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三卷第850页。

　　 但是历史会统－和演化不同的东西，从而产生新的种类。

　　 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是两种机动的特殊结合体。冲击梯队在突破正面时占领绵亘战线的广阔地位，在战役外线行动。发展突破梯队由纵深向纵深实施集中突击，在战役内线行动。

　　 大纵深战略时代就这样对两种机动样式、两个军事学术历史学派进行了综合。

　　 这也推翻了如此频繁地听到、无疑违反辩证法的以下断言：包围和合围机动已经离开武装斗争的历史舞台。这些观点不能反映现代战役性质演变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没有看到现代战役具有正面和纵深这两维，仍然站在线式战略的保守立场上。

　　 不言而喻，正面突击是冲击的第一梯队的基本行动样式。但是，如果冲击梯队的战术行动没有发展成战役行动，那么仅靠它的正面突击还是什么都解决不了。只有在内线由纵深向纵深实施突击，以包围、合围、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

　　 那样的机动当然会在第一战线消失，但它将以更大的力量、经过最激烈的行动向作战正面的纵深转移。

　　 在这里，机动会完全复活，并被赋予新的内容。在这里，机动将预示大纵深战略的这个新军事艺术——在纵深实施巧妙机动和歼灭性突击的艺术欣欣向荣。

　　 大纵深战役指挥艺术

　　 大纵深战役的新特点无疑会带来实施这种战役的新特点。战役法作为进行战役的艺术，在这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新时代条件下，战役与交战已有机结合，二者的概念已汇合成现代大纵深战略现象中的一个统一体，它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再也没有区别。在此条件下，必须首先坚决摈弃过时的原则。

　　 假如现代战役法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剔除了交战，那么它就会自我消灭、荡然无存。这种情况早在1914年及我军在1920年向维斯瓦河开进时就已发生。施利芬在世时曾写道：“如果统帅在可能与敌人发生冲突之前很久(我们已经强调)就向所有集团军和军指出他们应该沿哪些道路、朝哪些方向推进，那就应该认为他的最重要任务已经完成……”

　　 我们看到，1914年的一些进攻战役是怎样按照这些原则退化成直线的、毫无前途的推进的。但是，保守理论的力量很大。世界大战的经验远没有受到重视。直到现在，法国上校迪福还写道：

　　 “战略机动可归结为建立负有不同使命的纵队和将这些纵队派去完成总任务。在机动由企图转为实施之时，它只体现为给各部队指明方向和把兵力分配到这些方向。实施机动，就是选择方向和在各纵队间分配兵力兵器。” [ 作者注：见迪福在法国高等军事学校的讲义。 ]

　　 于是，按照迪福的意思，战略(准确点说是战役法)只产生并且只针对纵队，当各纵队开始战斗后，它就要消失。尔后，战役显然将沿着不可改变和已经确定的方向进行，并退化成简单地堆积绵亘的人墙，让人墙把根据武装斗争的含义需要打击的人赶走。如果说，这种做法在1914年和1920年曾经导致几次大战役的失败，那么，在当今条件下，这种做法将导致大灾难。不禁想起马戏团的小丑。他穿着巨大的鞋子，想抓住投到地上的皮球，但每当他接近皮球时，他的长鞋子总是先把球踢走，这种毫无意义的动作逗得观众乐不可支。陈旧的军事理论现在也打算这样逗世人发笑，因为把过时的原则用到新时代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之下，当然会成为历史笑话。但是，为贯彻最伟大的思想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会对自己提出更加严肃和坚决的要求。

　　 大纵深、多幕、多层次的交战体现了大纵深战略时代的所有战役现象，将自始至终是现代战役法的研究领域。否则，战役法本身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编组和分配纵队恐怕是交战最不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在组织大纵深战役的同时，已经开始实施交战。在他的诸兵种合成兵团主力还在铁路上向前线开进时，他的远程战斗航空兵及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组成的前卫梯队已经在进行激烈战斗。

　　 在此条件下，把自己的战役活动范围局限于编组和分配纵队，等于宣布自己是破产者。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在稳步调整和节制由纵深发起的行动时，必须不间断和有效地指挥战事进程。他一次不积极参加这种指挥，就意味着向战役混乱迈出了一步。统帅艺术的重心将像遥远的过去一样，转到战役和交战进程的指挥。

　　 在此情况下，应该考虑到，从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组成的前卫梯队开始战斗，到诸兵种合成兵团组成的各后续梯队进入交战，必然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主力的后续梯队在开到与进入交战之间会再次出现间歇。但是，这种在拿破仑时代属于战术领域的典型现象，在新的定量分析条件下有了完全不同的实质内容。现在这种间歇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用于在战场前集中和配置全部兵力。这种间歇已经不像那时发生在静止状态，而是发生在后续梯队由纵深仓卒开进的紧张时刻，发生在已经开始行动的前卫梯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刻。这种间歇将成为大纵深战役开始时经常出现的现象。

　　 这在战役上意味着，现代集团军司令员由于在前方拥有自己的航空兵及由摩托机械化兵团和骑兵编成的前卫梯队，已有可能在自己的行动地带部署各后续梯队，并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和定下的决心，将他们派到已经开始交战的战线附近。未来战争中，可能的战斗并非如线式战略时代那样发生在纵队开进道路上，而是发生在集团军司令员决心进行战斗的地区。

　　 大纵深战役再次成为可以控制的战役。但是，为此需要具有实施战役和指挥此种战役的高超艺术。从正面和纵深二维说明战役的直接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情况要求指挥员具有战役法和战役文化的高超水平，才能在分析、综合、计算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定下有根据的决心。

　　 在这里，已经不能用目标长远的战略遐想去敷衍了事，而必须具体而逐次遂行各项当前任务，以根据总企图在敌人全战役纵深击溃他们。

　　 此时，构成大纵深战役指挥和实施艺术主体的，已经不是决心的企图本身。

　　 构成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及其司令部工作主体的是组织和实施战役的技巧和计算。巨大的规模，巨大的纵队，巨大的技术兵器，巨大的后勤，这一切都要求具有巨大的能力去计算一切、组织一切、调动一切。

　　 现代大纵深战役的指挥首先指战役的组织。

　　 在现代条件下，战役法作为一门指挥艺术，首先是组织艺术——善于正确计算、周密组织和坚定指挥的艺术。

　　 如果这种组织艺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或哪怕在一个组织细节上出了问题，那么在自己拥有的众多兵力兵器的重压下，将会出现混乱不堪和崩溃的局面。

　　 显而易见，这种艺术不能依靠组织指挥上的随意创造。它有客观存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一切都互相紧密联系着，一切都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持协同动作。在这里，一切都应该在某种既定的组织原则基础上解决。

　　 现代战役法近似正确原则的实际论证，这点毛奇没有预见到，他在给高级指挥员的指示中曾写道：“和平时期不能研究军队大兵团指挥。”

　　 现代战役法亟需对组织和实施大纵深战役的技巧制定细则，其范围和准确性与确定任何条令原则时相同。

　　 我们面临着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编写高级兵团指挥战役条令。

　　 同时，对战术条令也应进行重大修改，因为每个进攻战役梯队都有其行动战术。特别应该详细制定发展突破梯队的行动战术，认真研究该梯队通过正面战术突破口行动的组织。现在就应该把题为《发展突破》的一章编进野战条令，此章应该成为论述摧毁正面那篇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不过，虽说应该用战役条令详细规定现代大纵深战役的组织和实施技巧，却并非意味着大胆而有远见的战役决心的自主性、敏锐性和预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如果出现由纵深出动发展突破梯队和向抵抗纵深实施机动的时机，战役法将再次面临根据情况定下大胆和敏锐决心的任务。

　　 集团军司令员——对战役实施有计划和周密指挥的组织者，在这一时刻将成为敏锐和瞬间了解各种各样的情况、立即根据其符合唯物论的灵感定下大胆决心的指挥员。他在这一时刻将既以战斗员又以司令员的身份直接出现，因为让航空兵升空，把发展突破梯队投入突破口，都需要他直接指挥。此时，行动将以小时和分钟计算。自然，这些决心已经不是从配置在深远后方的集团军司令部舒适的办公室里发出，而是从前推到突破正面附近的战役指挥所下达。现代集团军司令员在指挥所应该直接了解情况，感觉到冲击正面的脉动。

　　 现代统帅就将这样再次出现在“普拉岑高地” [ 作者注：1805年，拿破仑曾在普拉岑高地指挥奥斯特利茨交战。 ] ，他身旁摆满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电视机，并永远拥有飞机，将内行地指挥现代大纵深突破战役。

　　 强有力的司令部——组织者和决心的技术上的实施者——将为他效劳。司令部的战役领导机关将寸步不离地跟随集团军司令员。司令部其他下属机关将配置在后面，指挥和调节大纵深战役布势各部分的移动。最后，司令部第三部分即后勤机关配置在更深远的地区，大致在铁路线上，负责指挥复杂的大纵深战役供应和保障机制。

　　 这样，战役指挥系统本身就成大纵深配置，这势必使所有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复杂化。对此种指挥系统，还应以一系列条令原则作出规定。但即便在此情况下，也需要有高超艺术，使它有计划和不停顿地工作。

　　 最后，当发展突破梯队向抵抗纵深突进、并在那里开始进行歼灭战斗后，指挥和定下决心将达到大纵深战略新条件下围歼敌人的最高艺术水平。

　　 这就是大纵深战略时代战役法演变的前景。

　　 由大纵深战役理论到实践

　　 我们根据总的理论轮廓描绘了大纵深战略新时代的前景。现在需要把这些前景具体化，使其从哲学和理论领域向实际应用领域转化。

　　 这又会让我们回头来谈论制定高级兵团指挥战役条令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将不提这样的任务。

　　 我们努力只概略地谈谈军事学术发展新时代的基本轮廓。

　　 在这里，我们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未来进行的阶级革命战争，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伟大的武装斗争，是军事学术发展的新里程碑。

　　 这是由业已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革命战争时代所决定的。

　　 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军事学术新样式不会自己产生，它们应该被认识被研究，它们应该得到哲学的理论上的阐述。

　　 没有根据充分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实践。因此，我们先从理论人手，以便随后转到具体制定大纵深战役的实践。

　　 这种途径给我们揭示了自19世纪初以来军事学术经历的发展过程。只有对各个大的历史时代进行区分，才能确定军事学术发展的规律性，了解这种军事学术怎样和为什么从一些样式发展成另外一些样式，为什么它会在大纵深战略时代达到完美的程度。

　　 由此可见，拿破仑时代的点，到19世纪后半叶已经分散成许多单独的、分布在空间的点。这许多点到世界大战时期又汇合成一条绵亘的线。现在，这条线正向纵深发展，变成了长方形，从而获得了构成面积的新的一维。

　　 我们正进人大纵深战略新时代，并由宽正面、线式正面转向大纵深正面。

　　 不言而喻，新的战略样式并非到处、立即、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历史发展总的说来没有那种特定界线。在战争初期我国的战区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便于采取包围机动线式战略的前提。但是，大纵深战略一切崭新的因素将对我们同样全力战斗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工人阶级作为世界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出现，革命的无产者成为新战役法的第一个代表者，并且培养了大纵深歼灭战役的第一批行家。

　　 “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变革的结果”(克劳塞维茨)。 [ 译者注：据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战争论》第三卷第954页，全句为：“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变革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这里出现的“军事艺术”，在我国翻译的苏联军事著作中历来译为“军事学术”。苏军所指军事学术包括战术、战役法和战略。 ]

　　 只有我国斗争最伟大的政治目标，能够保障历史性地实现新的大纵深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