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第九

出自————《中国战略思想史》《中古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黑暗时期

　　 自从东汉末年开始，大一统帝国即渐趋于没落。中国从此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如果与前一个时期作一比较：则在前期中，合为常态，分为变态；而此后则分为常态，合为变态。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变得奄奄一息，了无生气。与过去千余年来的蓬勃发展、多彩多姿，形成强烈的对比。概括说来，在思想史上是一个真正的黑暗期，虽然偶然也会露出阳光，但不久又是漆黑一片。

　　 曹丕篡汉改国号为魏（220 A．D），经过四十五年，司马炎又用同样的模式，篡魏改国号为晋（280 A．D．），并且建立一个短命的统一帝国。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AD）吴亡，结束了三国鼎立的时代，中国暂时归于统一，十年后武帝逝世，其子惠帝继位（290 A．D．），不二年天下即乱。晋室已经不能作有效的统治。统治庞大的帝国，必须有强力的政府，而强力的政府又必须以安定政局、裕民富国为急务。晋武帝最初尚能励精图治，及其晚年，耽于享乐，政事逐渐废驰。死后，其嗣子愚昧无能，于是国事遂不可收拾。

　　 同时，武帝又采取两种送命的政策，也就加速了国家的灭亡。其一是不记取西汉初年的教训，而再蹈封建的覆辙。尤其是在平吴之后，更裁减各州郡的武备。州郡武备被裁减，于是留下诸王拥有强大兵力，其叛乱也就成为必然之势。当时山涛曾提出反对意见，武帝虽赞其为天下名言，但并未采纳：

　　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车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山涛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301 A．D．）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备而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 注：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

　　 此一故事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别有深意。司马法有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一种永恒的教训，当国者如果由于粉饰太平之故，而忽视国家安全，实乃愚不可及。

　　 第二项错误是容许胡人杂居内地。此种现象虽非起于晋代，而是前朝政策的后遗病，但由于晋武帝在开国之初未能利用其强盛的国势，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于是遂终于导致不可收拾的大祸。

　　 异族内移开始于西汉武帝之时。武帝雄才大略，不但想要征服四夷，而且还想要同化四夷。四夷来降者，或徙置内地，许其与汉人杂居，使其逐渐同化，或以其地为郡县，而分置降胡于边疆，分其众而弱其力。至少就理论来说，这是一种有远见的大战略，如能持之以恒，作弹性的运用，则假以时日，应能达四海一家的伟大理想。但可惜天下事往往多变，此种宏伟的长程战略构想在执行过程中遂难免变质，终于产生严重的后遗病。

　　 武帝在位时为汉朝的全盛时期，此后即开始盛极而衰。以后的君主和将相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执行此种长程大战略的魄力。但一经容许胡人内徙之后，也就变成一种难以制止的潮流：

　　前汉末，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除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 [ 注：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 ]

　　 到东汉时，光武以后又盛纳降胡。桓帝时，“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 [ 注：后汉书卷九十五段颖传。 ] 汉末天下大乱，戎马不息，羌胡遂乘“中国多事，不遑外讨之际，得擅汉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 [ 注：魏志卷三十乌丸传。 ] 而汉族人民因不能忍受内乱之苦，逃入异族地区者亦不乏人。汉人投靠外夷，不仅增加蛮夷的户口，而且更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例如：“轲比能本小种鲜卑……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其作兵器铠盾，颇学文字”。 [ 注：魏志卷三十鲜卑传。 ]

　　 黄巾乱后，中原残破，尤以关中为甚。曹魏政府遂又盛纳降胡。概括言之，到三国时许多异族都早已入居内郡。他们与汉人杂居既久，多通中国语，并开始同化。甚至于也被中国政府招募为佣兵。晋代初年，武帝又复盛纳降胡，有识之士引以为忧。郭钦曾疏请徙戎于边：

　　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执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 [ 注：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 ]

　　 这是武帝太康元年（280 A．D．）的事情。惠帝元康九年（299 A．D．），江统又作徙戎论：

　　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徒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幷，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速中国，虽为寇暴，所害不废矣。”朝廷不能用。 [ 注：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

　　 事实上，胡人内徙是有其复杂的原因，而且此种趋势早已积重难返。在郭钦上疏时，若能立即采取措施，也许还能发挥抑制之效，到江统作论时，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这又令人回忆到吴子所说的话：“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如不能采取制先的戒备，则大祸临头，就会悔之晚矣。何况不仅不采取有效的戒备措施，反而采取加速引发祸乱的政策，所以武帝死后，不旋踵即先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西晋随之覆亡，中国分为南北两部。

　　 所谓“八王之乱”就是封建所导致的后果，始于惠帝元康元年（291 A．D．），终于光熙元年（306 A．D．），前后历时十六年之久。其经过无细述之必要，大致说来，即为诸王争夺政权，互相砍杀。其结果则为朝政瘫痪，纲纪荡然。天灾人祸也就随之而来。寇盗蜂起，百姓流离，最后又终于招致“五胡乱华”的大悲剧。诚如晋书所云：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闭，戎兵接而宗庙隳。支属肇其祸瑞，戎羯乘其间隙，悲夫！ [ 注：晋书卷五十九八王传。 ]

　　 所谓“五胡”者，也就是异族的总称，可概分为五类，即（一）匈奴，（二）羯，（三）鲜卑，（四）氐，（五）羌。初期势力最大者为匈奴，乘着中国内部祸乱频繁之际，首先发难。晋惠帝永兴元年（304 A．D．），自称汉室后裔的刘渊，据离石称汉王。旋号召匈奴、羯、羌等外夷发动叛乱。晋怀帝永嘉五年（311 A．D．），洛阳失陷，怀帝为刘渊之子刘曜所俘。愍帝继位于长安，到建兴四年（316 A．D．），刘曜又攻陷长安，晋愍帝也同样被俘。于是西晋也随之而亡。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统一帝国一共只维持了五十二年，经历四帝即告夭折。

　　 西晋亡后，中国分裂，南部开始成立一个新政权，勉强维持偏安之局，北方则陷入大混乱之中，所谓五胡纷纷建国，史称五胡十六国，此种长期纷乱，先后凡一百三十六年。衣冠南渡后，东晋自元帝（317 A．D．）至恭帝（419 A．D．），共一〇三年而亡。此后历史遂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所谓“南北朝”。

　　 所谓“南朝”共有四个短命的朝代：（一）宋五十九年，（二）齐二十三年，（三）梁五十五年，（四）陈三十一年共一六八年。北方在公元三八六年复归统一，但由拓跋氏所建立的北（元）魏王朝在名义上虽长达一五七年，实际维持统一统治的时间仅为九十四年。此后又分为东西魏：东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继东魏者曰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曰北周（二十四年）。总称之为“北朝”。

　　 据钱宾四先生计算，这个史称魏晋南北朝的阶段，前后凡三九二年。此三九二年之中，统一政府的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154。 ] 像这样分崩离乱的时代毫无疑问要算是我国历史中的一个黑暗期。

　　 二、思想的没落

　　 概括地说，在如此长久的动乱期中，政治社会现象虽然非常复杂，但可以归纳成为下述三点：

　　 （一）政府无能

　　 在此期中，几乎所有一切的政府，无论是代表原有正统的残余，或是异族入侵中国之后所建立的分裂政权，都同样缺乏有效的统治能力。尤其是时常改组。换言之，也就是缺乏正常政府所应具备的安定性。其结果所造成的现象有二：其一日弱，其二日乱，甚至于往往兼而有之。所以，除少数特殊情况以外，这样的政府大致说来都是，对外不能抗御外侮，对内贪污腐化，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

　　 （二）民生疾苦

　　 在如此动乱不安的环境中，再加上政治领导阶层的腐化无能，老百姓所过的生活，其痛苦恶劣的程度也就不问可知。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联合威胁之下，他们不仅不能依赖政府的保护，而且还要饱受恶劣政府的榨取和贵族豪门的迫害。在如此毫无安全感的情况之下，人民除了凭藉自己的能力以来勉强求生存以外，也就更无其他途径可行。所以，每个人所注意的也就仅为其本身的安危，其眼前的利害。结果也就变得为生存而生活，同时也是为生活而生存。于是人生变得毫无理想，毫无价值之可言。

　　 （三）知识分子没落

　　 在我国历史中，知识分子一向为社会的精英。维持国家团结，巩固有效统治，一切都有赖于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发挥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每当知识分子趋于没落，则民族道德也随之而沦丧，于是离心力也就会大于向心力。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自难希望有所谓文治武功出现。其结果即为民生凋敝，国步艰难。

　　 知识分子的没落，从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又可以分为两点：（一）知识分子不受尊重。每当太平盛世，知识分子必然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尊重，知识分子也自然会以其所学为回馈，这样遂构成一种良性循环。反而言之，如果知识分子不受尊重，则其最后结果即为整个民族都会变得无知和无能。（二）知识分子无出路。这是前者的自然的推论。既然不受尊重，也就自然报国无门。即令知识分子满腹经纶，也还是无人赏识，于是结果可能只留下满腹牢骚，尤其是如果发言过多，甚至于还会惹上杀身之祸。既无一展抱负的机会，而且不得不隐忍苟活，为了发泄愤懑之情，于是只好不谈国事，专谈风月，所谓“清谈”一之风遂由此而盛行。

　　 民族文化、学术思想自然又受到政治情况、生活条件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之时，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日益不受重视，而老庄思想则盛行于世。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战乱不已，老庄以悲天悯人之心，提出“无为”的观念，实为对世局剌激的反弹。老庄之外，又有列子。列子有无其人，其书出于何时，都已难于考证。其立意固本于道家，但又与老庄不同而接近玄虚（虚无主义）。

　　 魏晋时人即已喜谈老庄，但细察其言则似与列子更接近。列子思想虽代表虚无主义，甚至于又还形成杨朱思想的复活。换言之，即由虚无主义，而又变为享乐主义。这也正是乱世所常有的现象。盖在乱世，人在悲观之极，往往会转向乐观，但此种乐观态度，就其根本而言，又还是消极的。不是世乱可使之治，而是说世既乱矣，根本已无希望，不如追求眼前的享受，快乐一时，国家兴亡又与我何关。这就是六朝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因此，他们在思想上也就有下述三种趋势：

　　 （1）由玄虚而放浪

　　 政治不安定，政权经常政变，统治者荒淫无道。士大夫阶级在这样的环境中非常容易以言贾祸。所以只好含垢忍辱，放情肆志，苟全性命于乱世。所谓“清谈”者，也就是空谈风花雪月，玩物丧志，逃避现实而已。甚至于身居公卿之位，也同样放浪于形骸之外，而完全不以国事为念。真是诚如顾炎武所云：“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国事自不堪闻问。五胡乱华时，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人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 注：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 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临死悲鸣，令人为之叹息。

　　 （2）由纵欲而奢靡

　　 放浪之极即为只追求一时的肉体快乐，饮食男女遂成为生活中的唯一享受，于是自然养成纵欲的风气。士大夫的生活遂日趋于奢靡，而尤以上层阶级为甚。何曾为晋武帝的佐命功臣，即可为一例：“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 注：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 尤其最荒谬者，晋武帝还助王恺与石崇斗侈，其结果自然是上行下效，举国若狂。南渡之后，此种风气并未改变，甚至于还变本加厉。

　　 知识分子生活日益奢华，由奢生贪，一切向钱看齐，实乃理所当然的发展。士大夫不仅不重视国事，而且也把个人操守置之脑后，不以贪墨为耻。于是他们也就变成了社会上的吸血鬼，拼命地吸收财富。诚如梁朝贺琛所云：“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 [ 注：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 ] 其结果为百姓更加贫穷，国势日益衰弱。

　　 （3）由无为而无君

　　 道家之言“无为”并非纯粹的消极，所以说“无为而无所不为”，尤其不是无政府主义，只是反对苛扰而已。所以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盖恐靡之也”。 [ 注：老子第六十章。 ] 庄子则认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 注：庄子第十二篇天道。 ] 庄子此言不但与儒家相似，更与法家几无分别。在我国首先提倡无政府主义者的学人可能即为杨朱，所以孟子直斥之为“无君”，用现代术语来表示，“无君”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在古代，君就是政府的同义词。从逻辑上来看，无政府主义是虚无主义的自然推论。虚无主义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否定一切组织、一切制度、一切权威，其发展的极致自然会否定政府的存在和价值。

　　 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继之以三国分立，征战不绝之后，魏晋人士倾向于无为，实乃适当的思想反弹，未可厚非。但无为之说若提倡过度，则势必会一变而为无君之说。尤其是当知识分子日益不受尊重，其所学也无所用，自然会因为怀才不遇，而感觉到他已无可效忠之对象。知识分子的竭忠效智，实为政府能维持有效统治的主要原因。夫果知识分子只为其本身利益着想，而无忠君爱国的观念，则国家焉有不衰亡之理。

　　 此外，还有两种现象也应在此合并讨论。第一，生活奢华纵欲，也就导致体力日益衰弱。最显著的象征即为审美标准的改变。我国古人所欣赏的美是刚强的美而非柔弱的美。在诗经左传等书中即可以找到证据。魏晋以后，此种观念完全反转。晋代士大夫无不崇拜何晏，因为他“美姿仪，面至白”甚至于“行步顾影”。 [ 注：世说新语第十四篇容止。 ] 这完全是一种病态的美，更显著的例子为魏玠。魏玠风神秀异，“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然“多病体赢”，卒年仅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 注：晋书卷三十六卫玠传。 ] 降至南朝，朝廷取士竟常以品貌为条件，甚至于“后才先貌”，于是士大夫也就养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风气。 [ 注：颜氏家训第八篇勉学。 ] 从这些描述看来，那些精英分子简直变成了人妖，真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第二个因素为佛教的输入。佛教之所以易于流行有两种概括的理由：（一）在佛教尚未输入之前，中国本土宗教只能算是原始化的巫术，所以就宗教思想而言，中国还是个真空。（二）一切外来宗教都有新奇的吸引力，这也就是所谓“远来和尚会念经”的道理。南北朝时，社会分成贵族和平民两阶层。前者趋向于享乐主义，但乐的结果仍是苦，于是他们需要一种新人生观来填补其心灵中的空缺。后者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对于人生不仅悲观，甚至于更绝望。所以希望有一种神力来救他们脱离苦海。因为本国的神似乎已经无效，于是外来宗教也就普遍受到欢迎。 [ 注：以上有关思想没落的分析，多取材于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请参看原书，p．275—304。 ]

　　 放浪虚浮的心态，奢侈靡烂的生活，柔弱病态的身体，再加上出世的宗教信仰，其最后的总和即为一个脆弱易毁的民族。所以，诚如钱宾四先生所指出，“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174。 ] 东晋之后，南朝更是每况愈下，反而言之，北方的汉人和汉化的胡人，却整合成为一种较有生气的新民族，无论精神与体力都优于南人。于是北进南退，北强南弱，终于北人战胜南人而使中国再归于统一。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所云都只是广泛的大环境，与战略思想似乎没有太多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战略思想有其时代背景，而时代背景又即为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的综合。换言之，必须在适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之中，始能使战略思想蓬勃地发展。只要略加思考，则任何人必然都能认清在那样长久的黑暗期中，我国的战略想自不能有继续发扬光大的机会。

　　 首先可以看见的现象即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日趋虚弱，所以已无过去允文允武的气概。尤其是高门华胄均以文学相尚，本来就不服兵役，与军事生活隔绝，甚至于也不乐武职，耻称将门。所以，尽管兵者国之大事，但并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重视，反而备受轻视。

　　 在那样长久的黑暗期中，虽然战乱不停，生民涂炭，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那些战争几乎毫无研究的价值，对于战略思想既不能提供任何启示，对于战争艺术也不能提供任何范例。在历史上可以算是决定性会战者只有淝水一战（385 A．D．）而已。但若从战略观点来分析，则苻坚之败是由于许多非军事因素所导致，尤其是其兵力虽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但内部却有太多的弱点，几乎只能算是乌合之众。反而言之，晋军之胜只能算是侥幸，而非在战略上有任何杰出的表现。

　　 至于在此阶段，要想从历史记录中去寻找战略家，真是屈指可数，也许很难数得上十个人，例如谢安、谢玄、王猛、桓温、刘裕等部只能勉强上榜而已。若再说到战略思想和战略著作，则也几乎可以说是交了白卷。不过有一唯以例外值得在此作较详尽的检讨。

　　 尽管战略思想在我国发源甚早，而到春秋战国时即已有极辉煌之发展。但“战略”此一名词的最早出现却是在西晋时代。这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不过其意义又是空名多于实质。

　　 西晋人司马彪曾著一本以《战略》为书名的书，这也是“战略”一词在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有记录的出现。司马彪是晋朝高阳王司马睦之长子，少年时好色薄行，丧失了王位的继承权。此后专研究学问，从事著述。除《战略》以外，还有《兵记》、《九州春秋》、《续汉书》等。他死于晋惠帝末年，大约为公元三〇六年，时年六十余。

　　 《战略》原书已散佚，其佚文散见《三国志注》、《太平御览》等书中。清代黄奭辑佚成编，收入《汉学堂丛书》（又名黄氏逸书考）。《战略》成书之年已不可考，但可能比陈寿《三国志》较晚。陈寿死（297 A．D．）后约一三〇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429 A．D．）始完成。他曾引述《战略》书中的五段来为三国志中人物作注。可以证明在南北朝初期此书尚存，而裴松之曾见其原文。但隋书经籍志（636 A．D．）旧唐书经籍志（940 A．D．），新唐书艺文志（1044 A．D．）都未著录此书，可以显示南北朝之后，该书即已在战祸中散佚。除可确定有少许内容曾保留在《三国志注》中，也可能还有部分保留在其他书中，所以唐代类书《初学记》，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也曾引用若干佚文。

　　 若采取严谨的治学态度，则仅凭如此少许的资料，实是很难判断原书的主要性质，和著者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这是“战略”一词在我国的首次出现，以及第一次有人用《战略》来作为书名。清代黄奭认为《战略》佚文内容多是记述三国时事，与《九州春秋》相表里，假使他的观察是有相当根据，则司马彪著作的内涵可能是历史多于战略。诚然，书中也有若干语句，例如“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顺道者昌，逆德者亡”，“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都应该算是属于战略的领域。但又可以发现著者几乎都是引述前贤的言论，最多也只是对其作某种程度的改写。因此，仅凭这些少许资料很难断定著者本人有无独创的战略思想。同时也无法评定其作为战略思想家的地位。 [ 注：有关司马彪及其著作的资料以大陆出版的《中国兵书通览》为依据。 ]

　　 除司马彪和他的《战略》以外，在如此漫长的黑暗期中，对于战略思想几乎可以说是找不到其他值得讨论的对象。直到南北朝由分而合，中国再度统一时，在黑暗的战略长空中始又现出破晓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