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第十一

出自————《中国战略思想史》《中古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建国与偏安

　　 唐自安史乱后（755 A．D．）即一蹶不振，虽然统一之名一直维持到哀宗时（906 A．D．）为止，但内乱外患连续不断，早已是一个分裂国家。朱温篡唐，开启所谓“五代十六国”的大混乱时代。直到来太祖建国（960 A．D．），才算是恢复统一，并结束我国历史上长达二百年的第二个黑暗期。

　　 宋自开国之日起即为偏安之局，北面的辽不仅较强，而且建国也较早（916 A．D．）。宋虽勉强统一中原，但并不能像秦汉隋唐一样建立强盛国势，而且在有宋一代，也始终摆不脱贫弱的命运。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宋代几乎从无内乱，甚至少许匪祸也不严重。 [ 注：水浒传是小说，其记载不足为凭。 ] 以政治而言，可谓相当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因素几乎都下存在，在中国政治史上可算是很少见的现象。用现代说法来形容，宋朝政治可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而言，所过的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考证，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有很好的保护。 [ 注：钮先钟译：《只有一个地球》（正中书局，民国六十二年），p．132。 ] 不过，民风文弱也是此种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都是起自这个时代的习俗。

　　 宋之开国与汉唐不同，宋太祖（赵匡胤）是靠军人拥立以取政权。所谓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是五代史中军人拥立皇帝的第四次，而也是最后一次。太祖建国后的第一要务即为抑制军权，使军人政变不再发生，这也是宋室确保生存的唯一途径：从国家利益观点来看，此种政策并无错误，但任何政策必然是杂于利害，如何作适当控制而不因噎废食，则为高度艺术。宋太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来杜绝军人干政，可算相当或功，宋代从无内乱即为证明。但不幸此种政策的后遗病也十分严重。宋朝因而积弱不振，对外侮几无抵抗能力。就内政而言，宋朝的成就至少不比其他朝代较差，可惜的是安内不足以攘外。宋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深值警惕的事实。

　　 宋代为何积弱不振，其开国时所采取的政策实为根本原因，可以分为下述五点来说明：

　　 （一）重文轻武。　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彻底做到。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于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尹洙语，p．354。 ]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会自惭形秽，丧失自尊心，焉能望其雄姿奋发，勇敢善战，而且人微言轻，对国事也无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裏钻，读书是为了应考，于是经世之学自乏人问津。所以，南宋刘克庄（后村）有诗曰：“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 注：刘后村集。 ]

　　 （二）强干弱枝。　宋代采取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这固然是为防军阀割据，但其弊则为使地方州县不仅没有自卫武力，甚至于也无建设财力。此乃贫且弱的另一根本原因。尤其在兵役方面采取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兵员以召募为来源，应募者非游手好闲，即负罪亡命，因此素质当然不佳。然后又将其中比较优秀的人员都集中在都城，称为禁军，至于留下的渣滓则分驻各地，称为厢军。后者根本不能算是兵，但同样吃粮。因此，养兵虽多，却毫无一战之力。（关于兵制，下文中还有较详细的分析。）

　　 （三）分权制衡。　宋朝的中央政府，用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说明，是合乎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原则。皇帝、宰相、谏官（相当于民意代表）三者之间构成微妙的平衡，而其结果适足以导致政治瘫痪，也就是所谓无力感。宋代宰相权威远不如前朝，宰相不预闻兵事，军令权属于枢密院（参谋本部），甚至于财政也归属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不受宰相支配。另一方面，谏官有很大的权威，对于任何问题都可批评，也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至于任何政治改革都有人反对。最后，太祖又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383。 ] 所以，他们都无所畏惧，而敢于发动激烈的政治论战。因此，到紧急关头，政府也就会丧失其决策能力，此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实可为殷鉴。

　　 （四）先南后北。　宋太祖在开国时，听赵普之谋而作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那就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作战计划。这固然是老成持重的想法，因为南方诸国比较易于征服，而北面的辽（契丹）则势力强大，不易击败。但此种战略的弱点则为避重就轻。假使不乘开国时国威鼎盛之际，一举而击破强敌，则等到南方平定之后，兵力也必然疲惫，更将成为强弩之末。果然到太宗时，虽已统一江南，并再平北汉，但对辽两次亲征都惨遭败北。于是幽蓟之地始终无法收复，而北面的威胁也始终成宋朝的致命伤。当然，太宗战败原因很复杂，尤其他本人才弱而又无贤辅，不过，最初的战略决定仍应负很大的责任。

　　 （五）定都开封。　从地略的观点来看，宋朝定都开封是非常不适当的决定。黄河北岸的敌骑若长驱南下，三四天即可达到河北。而开封为位置在南岸上，地形平坦暴露，缺乏天然屏障，敌人只要一渡河，都城就立即会感到直接威胁。同时对于西北地区，也因距离遥远，会感到难于控制。所以，在契丹之外，又有西夏的边患存在。不过，定都开封又有其不得已的原因：（1）从朱温建立后梁时起，开封即为五代的旧都，宋以前的后周也以此为都，有现成的设施。宋既接收周的政权，定都于此实乃自然安排。（2）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 注：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 ] 开封有漕运之便，对于把禁军集中在首都的国防政策是理想的选择。（3）由于唐末五代兵祸不绝，长安洛阳两地都已残破不堪，所以要想迁都也非易事。不过，定都开封虽事非得已，此种苟安之计又终于还是产生了严重后果。

　　 富国为强兵之本，实乃千古不易之理。北宋一代不仅对外积弱不振，而在国内又终年闹穷，并形成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收拾。所以也就奄奄一息，无力从事任何建设。即令没有外患，这样的国家也还是非亡不可。在我国过去历史上，只要国家统一，国力也就会随而成长。以全国的劳力和土地供养一个中央政府，只要不穷奢极侈、好大喜功，则绝对不至于患贫，但宋代可算是例外。其主因有二：（一）是养兵，（二）是养官。

　　 通常新王朝统一天下之后，必定会一方面实行军事复员，一方面建立新国防体系。只有宋代情形特殊，军队不仅不曾复员，反而人数日益增加。据估计：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380。 ]

　　 以上只是约略的数据，但概括言之，从太祖到仁宗前后不过百年，而兵额增加达六倍以上，真是很够惊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多？其原因可分述如下：（1）募兵制的部队逃亡率极高，（2）战争中的消耗也非常大，（3）吃空缺成为公开事实，（4）凶岁募饥民为兵，把兵役当作救济失业的工具。（此种政策虽可收效于一时，但从长程观点来看，会使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皆为老弱，于是将使农村生产力日益减弱。）

　　 募兵终身服役，自二十至六十，其间四十年，但实际可用的时间至多不过二十年，换言之，至少有二十年是白吃粮。至于所谓厢军实际上是杂役，毫无战斗力，但是一样由政府供养到死。假定养兵一百万人，其中至少有四十万为厢军，而禁军六十万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为老弱，再加上其他的消耗，所以能用之兵最多不会超过三十万人。此种部队极易于流于骄惰，据云：“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380。 ] 像这样的部队又如何能打仗？

　　 宋朝的制度是要把禁军都集中在首都，但在如此广大的国土中，不可能没有驻军，因为厢军毫无用处，于是只好采取禁军分番戍守州县的措施。然三年一调防，即无异于作战一次，故在平时军费的支出有时与战争相等。此种轮调不仅减弱京城的防御力量，而且也增大部队的消耗。另一方面，这些禁军部队在某一地区好像作客一样，根本不能熟悉当地情况，所以战斗效率也大打折扣。

　　 宋代军队，沿著五代积习，除正式薪饷外，还有各种不同额外赏赐，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年一次的“郊赍”。据估计在英宗时，禁军约七十万人，每年需军费三千五百万缗（一千钱），厢军约五十万人，每年需军费一千五百万缗，共为五千万缗，而此时政府收入一共只有六千余万缗，换言之，养兵之费几占全部岁入六分之五。这真是骇人听闻。即令上述数字不免夸大，但军费支出之大仍可想见。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381。 ]

　　 其次，宋代政府由于考试制度与文官制度结合，只要考取就必须任官，遂使政府中冗员充斥。这些官员职业有保障，待遇极佳，退休后还有“祠禄”，即退休俸。而且还有荫子荫孙的恩典，也就是说后代子孙都吃定了政府的俸禄。下述数字可以显示官员人数的膨胀和政府负担之重：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387。 ]

　　 这样多的公务员所司何事？严格说来，有许多人都无事可做，而一般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极泜。大多数知识份子只会应考试和唱高调，但他们又会全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因而反对改革，使政治陷于瘫痪。

　　 总结言之，宋朝竭力想抑制军人，然而不能不养兵；竭力想励行文治，而文人为害国家并下亚于军人。于是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政府努力增加岁入，还是赶不上迅速增加的岁出，而人民则已感到无力负荷，终至于国家元气大伤。到仁宗时（距开国约一百年），想要粉饰太平都已不再可能了。

　　 二、变法与外患

　　 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1043 A．D．）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 A．D．）的王安石变法。前者也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此即著名的“十事疏”。所谓十事者为：（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戎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概括地说：前四项是人事改革，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五）（六）（八）三项与经济有关，与国防有关者仅为第七项而已。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400。 ]

　　 由此可知范氏是认为改革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改革政策虽佳，也还是无法推动。此种观念是完全合理，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仁宗几乎全部接受其建议，仅第七项包括恢复府兵制的观念，由于朝臣的反对而被否决。但改革计划一经实施，即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而引起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使他难以招架而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犯众怒，于是变法也就不了了之。

　　 但变法的需要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时间也较长，其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中的地位也就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五年，所谓“新法”都相继实施。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执行新法，直到元丰八年（1085 A．D．）逝世时为上。哲宗继位，新法始全部废除，所以新法之实施约计有十七年之久。

　　 所谓新法，内容是相当复杂，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一）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二）社会政策，如“清苗”、“免役”、“和买”、“市易”等；（三）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就理论而言，这些政策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但实施起来都是问题重重，几乎无一不发生反作用。

　　 当时宋朝之大患为贫与弱，而最重要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官，但新政几乎都是远程计划，对于眼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反之，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更增加机构和人员；为了想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因此，他所面临的常为两难问题。

　　 新法在立意上固然甚善，但事实上却往往不能适应现实环境。最明显例证即为国防政策中的“保甲”、“保马”。因为与战略思想有较密切关系，兹特分别加以较深入检讨如下：

　　 （一）保甲。　当时国势不振，外患日亟，如何改良兵制实为迫切的问题。所谓“保甲”制就是为此而设计。宋史云：“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 [ 注：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 宋史又述王安石之语：“保甲非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可知王氏推行保甲制的目的是想逐渐改募为征，而使兵农合一。但是募兵制行之已久，一时不可能废除，而边患日急，禁军更需要大量补充。前朝实行新兵制时都是天下平定，军事复员之时，所以易于成功。而安石在此时推行保甲制，实无异于同时实施征募两种兵制，但国家人力有限，当然无法承受这样大的压力。尤其是农民力田，本来就很辛苦，现在一月之中要辍耕三五日，复令其自备弓箭，自然引起反对。于是“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其肌肤、以自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 [ 注：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保甲。 ] 保甲本欲强兵，而竟扰民如此，其失败实乃理所当然。

　　 （二）保马。　从历代战史上看来，马政对于国防的重要已毋庸置疑。宋初，中央置群牧司，诸州有牧监。太宗末年内外军马凡二十余万匹，而饲马兵校也有一万六千余人之多。乾兴与天圣之间（1022－1023）天下久不用兵，“言者以为牧马费广而亡补”，马政逐渐不修。神宗熙宁二年，全国军马只有十五万余匹，若与唐代盛世四十余万匹比较，真是差得太多了。 [ 注：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马政。 ] 由于马数日少，安石为相，遂推行保马之法。据宋史记载：“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简言之，就是将军马寄养在民间，于是政府在平时可以节约大量养马费用；而民间对于寄养之马也可以充分利用，从理论上看来，似乎是军民两利，合乎经济原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单纯。军马与民马的要求不同，民马用于载重行远，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散军马于民间，平时只役其劳力而不加以训练，一旦调之作战，如何能发挥战斗效率？何况养户还要负责其肥瘠，病死者还要赔偿。所以，老百姓对养官马的意愿也就自然不高，终于无法推行。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在宋神宗坚持之下，推行了十七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宋朝到神宗时是已经病人膏肓，即令是神医也都很难挽救其生命，何况王安石只不过是一位庸医而已。宋自立国以来，即已种下贫弱的病根，两次变法不成，其康复的机会遂已接近于零，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只等外来的异族来替这个王朝敲响丧钟。

　　 有宋一代，外患始终不绝。在北宋阶段，外患大致可分三方面：即辽、西夏、金。这三方面彼此间又有相当关联，在时间上也错综重叠，但为分析之便，还是分别加以讨论：

　　 （一）辽宋对抗

　　 契丹是一个早已相当汉化的民族，其正式改国号为辽是在公元九一六年，比宋代的开国早四十四年。五代时，中原大乱，而辽却能维持安定和发展。当宋太祖建国时，北方的辽是当时第一强国。尤其白石敬塘割赠幽蓟十六州之后，中原对辽已没有任何屏障和缓冲，所以在形势上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有一偶然因素在这个阶段对宋有利。辽国两代君主（世宗及穆宗）都昏阁闇无能，实为宋人北伐的最好时机。

　　 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遂错过了北定燕幽的大好机会，等到太宗北伐时，情况就变得大下相同，于是两次亲征都惨败而归。到宋真宗时，辽国在其圣宗统治之下，进入全盛时期，遂发动南侵。宋廷立即紧张万分，众议迁都，若非寇准力主亲征，则此时可能即已南渡了。

　　契丹围瀛洲，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佯若不知曰：“谁为陛下划此策者，罪可诛也。令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潼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观军势。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麾卫士进辇，帝速渡河（澶渊），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乃密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糜不绝而已。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 [ 注：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 ]

　　 此即所谓“澶渊之盟”，仅凭寇准的智慧和勇气，始使宋朝平安渡过危机。从宋史的简单记载上可以显示寇准要算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而其经过也可以算是对危机处理提供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史例。根据盟约，两国结为兄弟（宋兄辽弟），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换言之，辽不费一矢而每年获得相当大的实质利益，也应算是一次外交胜利。此后，两国下交兵达一百二十年之久，可谓长期的和平共存。有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宋人若能发奋图强，即时努力，则国事似乎仍可有为，但不幸他们因循苟安，一误再误，于是国事遂终不可为。

　　 （二）宋与西夏

　　 西夏在宋的战略三角形中扮演一种非常微妙角色。西夏本是唐代胡籍藩镇余孽，赐姓李氏，到宋真宗时，国势骤强，开始对宋构成边患。咸平五年（990 A．D．）陷灵州。灵州乃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灵州既陷，西夏遂成劲敌。西夏国情与辽迥异，辽早已相当汉化，其经济逐渐由游牧变为农耕，而夏则是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

　　贼（西夏）居沙迹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战斗，利则追，不利则走……彼闻兵势太盛，不来接战，且谋速遁。欲追则人马乏食，将守则无坚垒。 [ 注：分别见宋史韩琦、范仲淹、富弼、夏国等传。 ]

　　 西夏不仅能发挥其军事战略优点，而且也善于利用外交手段，与辽勾结，互相呼应。所以，宋一面要应付西夏的侵扰，另一方面还要应付辽的勒索，真是苦不堪言。仁宗庆历元年（1041 A．D．）西夏大举入寇，朝中大臣韩琦、范仲淹同派往陕西负经略招讨之责。但两人意见不一致：韩主张集中兵力，先发制贼；范主张按兵不动，以观其变，并屯兵营田，为持久计。由于缺乏统一战略，遂师老无功。结果用了四五倍于敌人的兵力，浪费五六年的时间，最后还是以和议了事。宋赐西夏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单位不明）。辽人也乘机要求利益均沾，于是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十万 [ 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 。

　　 神宗即位，这位志大才疏的青年皇帝很想开边耀武，而王安石为巩固本身的统治地位也投其所好，不敢反对。辽国强大，宋不敢犯，遂选择西夏为目标。此种战略可谓荒唐已极。事实上，中国西北部自安史之乱后，饱遭破坏，所以西夏权力基础非常薄弱，最多只能偶然犯边，并不能成大患。宋之大敌在北而不在西，若能用经济手段安抚西夏，使其从侧面牵制辽国则远较有利。竟不此之图，而劳师伐远，消耗宝贵国力以追求毫无实利的威望目标，实属愚不可及。

　　 神宗对西夏用兵前后将近十年，最初尚有王韶熙河之捷，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相当满足；最后到元丰五年，卒有徐熙永乐之败，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民兵）死者六十万人，帝临朝痛悼，结束了毫无意义的西夏战役。而辽人也乘机蠢动，结果宋又割让河东地七百里，真是雪上加霜。西夏在战略棋盘上本是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如果运用得当，则也还是有其价值，但运用不当遂反而导致意外的损失。 [ 注：引自珠海学报第二集中陆达节：“中国兵学现存书目”一文（一九四九年）。 ]

　　 （三）金减辽宋

　　 宋辽两国在长期和平共存之下，政治日益腐化，国防日益松懈，于是金人乘机突起，两国遂接踵而亡。辽国之衰始于辽道宗时（1055－1100 A．D．）而女真正式建国号（金）称帝则在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 A．D．）。金人初起，锐不可当，只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辽国（1125 A．D．）。此种趋势固非宋人所能制止，但宋所采取的“远交近攻”战略，不仅加速辽之覆亡，而且也无异引狼入室。此种战略错误是深值检讨。当辽衰金兴之际，宋朝若有战略眼光应立即考虑未来的危险。为安全计应设法保存辽国以为缓冲。如果害怕引起未来金宋之间的恶感，不敢援助辽国，则为慎重起见，也应一面采取中立政策，一面加速增强国防以预防辽亡后所可能产生的冲击。但事实上，宋所采取者为联金灭辽的战略，那真是送命的决定。

　　 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 A．D．），派马政由海道使金，约金出兵夹攻辽国。金使报聘到汴京（开封）发现宋兵备废弛，遂轻视宋人而未达成盟约。宣和二年（1120 A．D．），赵良嗣复使金，极言辽之可伐，并许以优厚条件，始缔结同盟。盟约可分为三点：（1）宋金同时南北进攻，（2）灭辽后山前十七州（原燕云十六州加新设的景州）归宋，（3）宋与金岁币之数同于辽国。

　　 开战之后，金兵势如破竹，而由宦官童贯所统率的宋兵反为辽国守军所击败。结果不得已向金求援，于是辽之五京均为金军所攻占。金责宋出兵后期，只肯把山前六州归宋，若要燕京则须再付出代价一百万缗，军粮二十万石。宋皆屈从其要求。金人遂更轻视宋之无能而激起南下灭宋之意念。

　　 宣和七年（1125 A．D．）金兵分两路侵宋，徽宗传位太子是谓钦宗，接着即为“靖康之耻”。钦宗靖康元年（1126 A．D．）正月，金人渡黄河，围汴京。结果宋人求和并定条约如下：（1）尊金王为伯父，（2）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3）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金人退兵后，宋又悔约，于是十一月金兵再来，将钦宗父子掳去，并立张邦昌为帝。北宋遂亡。从灭辽到灭宋前后不到两年，在此战役中宋军几毫无抵抗，养兵百万而落得如此下场，良可叹也。

　　 北宋一代积弱不振，终亡于外患。其原因安在，可以用“战略无知”四字来作为总答案。从开国到亡国，一百八十六年，政府所采取的国家政策，所作的战略决定，几乎无一不错，如此立国，国焉得不弱，如此谋国，国又焉能不亡！

　　 三、战略思想的反弹

　　 北宋一代虽积弱不振，但政府提倡武学却不遗余力，而学者中可算是战略思想家者也不乏人，这种现象似乎很矛盾。诚如宋人读书志所云：“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略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 [ 注：见宋史选举志及职官志。 ] 政府大力提倡于上，民间积极反应于下，于是衰颓已久的中国战略思想遂出现反弹的趋势。

　　 首先应说明的即为武学的制度化。政府设立武学，培养军事人才，据说始于唐时，但其制度化则在宋朝。仁宗庆历三年（1043 A．D．），初设武学，数月即废。神宗熙宁五年（1072 A．D．）复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任校长），选文武官知兵法者任教授，生员以百人为额。徽宗崇宁年间，诸州县皆置武学，并立考选升贡法。又改置“武学博士，学谕各二人，掌以兵书、弓马、武艺，训诱学者”。

　　 随着武学的发展，元丰三年（1081 A．D．）神宗又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校定《孙子》等七部兵书，作为标准教科书，这也就是流传到今天的“武经七书”，七书的排定顺序为《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对于我国战略思想而言，虽并非创新的工作，但整理古籍使系统化仍不失为重大贡献。

　　 宋朝虽然崇尚科举，重文轻武，但文人之中又还是有某些人对于战略问题深感兴趣。他们不仅有其独特的战略观念，而且也时常发表高论，并留下若干有系统的著作。本书现在就是根据现存的著作而认定下述诸人可以列入所谓战略思想家的名单。

　　 （一）许洞

　　 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大约生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 A．D．），卒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A．D．），是北宋早年的一位战略思想家。他潜心理论研究，花了四年时间写了一部兵书，定名为《虎铃经》，书成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 A．D．）。他在序文中说：

　　《虎铃经》者将军之事也，臣素好奇正之变，由是而言之也。自古兵法多矣，然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以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浅深长短，迭为表裏，酌中之理，诚难得焉。又观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说阴阳则散而不备，以是观之，诚非具美。臣今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曰《虎铃经》。然则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至于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之相，缘有补于军中者，莫不具载。自为一家之言。

　　 从其序文中可以了解其思想是以孙子和李筌为主要来源，同时也把许多世俗观念都容纳在他的书中。他对于李筌颇有微词，但实际上，他这本书就是以李筌的书为模式，不过篇幅较大，而内容也更杂。他自许能“成一家之言”，但就战略思想而言，实际上，大都因袭前人之说，很难说得上真正有所创见。

　　 全书共二十卷，二一〇篇。前十卷大致都还可以算是属于军事的范围，而后十卷则完全是阴阳五行等迷信观念，毫无价值。在前十卷中又只有最前面的五卷是与战略有关，但此处所谓战略者又多为层次最低的野战（作战）战略，对于层次较高的大战略则殊少论及。诚然，书中固然不乏有引述之语句，但就其全体而言，不过是重述前人已有的观念，并不能构成有系统的战略思想。所以严格说来，这部书是只能当作史料来看，让后人明了当时对于所谓“将军之事”的一般认知是怎样，至于对战略思想的研究则并不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启示。

　　 （二）曾公亮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泉州晋江人。他本人是否为战略家，我们毫无所知，但他对于中国战略思想的演进却有很大贡献，因为他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的总编辑。这一部书即为《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中说：“深惟将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说：“康定中（1040 A．D．），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因此，该书成书于公元一〇四四年，共花了五年时间。当然，参加此项编辑工作者还有其他的人，曾见于史籍者有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990－1053 A．D．）。此外，有关“兵阴阳”的部分，则是由司天监杨惟德等参考旧说编纂而成。

　　 《武经总要》是一部大书，分前后两集，每集各二十卷，共四十卷。其中前集的第十六卷、十八卷，后集的十九卷又各分为上下两卷。这部书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浩繁，把那个时代所有一切的军事学识都包括在内，用现代名词来形容，也就是一部完备的军事百科全书，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外历史中的第一部。前集以理论为主体，其范围包括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武器装备等，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对于战略战术，而尤其是战略，几乎很少论及。前集中自卷十六到卷二十则为当时中国军事地理概述。后集自第一卷到第十五卷均为“故事”，其内容为引述史例以来解释重要的用兵原则，用现代观念来说，可以算是对战略战术“战争原则”的个案研究。就全书而言，也许要算是最有持久价值的部分。后集中自卷十六到卷二十是属于“兵阴阳”的部分，虽然其所辑录的资料还是些怪异迷信之说，但却有比较合理的解释，认为“阴阳”是一种军事天文学，可作为用兵之助，但又警告着说：“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衂者鲜。”就那个时代的环境而言，这应该算是折衷持平之论。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对于古代科技资料有相当详尽的记载。不仅对于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都有图解，而且所涉及的科学也范围颇广，用现代观点来看，那是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都有。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指南鱼”如何制作，和火药如何配方都有明确的说明。所以这部书在科技史，而尤其是军事技术史的领域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过，就战略思想而言，这一部伟大的古代军事百科全书却并无太多的直接贡献，但它还是可以使后世对于当时的战略环境，尤其是技术因素，获得较深入的了解。

　　 （三）李观

　　 在大战略层面上，有宋一代最值得称述的思想家即为李观。李观字泰伯，江南南城县（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A．D．），卒于仁宗嘉佑四年（1059 A．D．）。他的一生不仅仕途蹭蹬，而且生活也备极坎坷。尽管如此，在他短短五十年的生命中却爆出了智慧的火花，留下了不少的著作。而在其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有相当完整而成系统的大战略思想，于是也使他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有资格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观的大战略思想几乎充斥于其大部分著作之中，甚至于在其书翰诗赋中也都流露出强烈的战略观念。可以作为代表性的作品为“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以及“庆历民言”三十篇。他的著作都已保留，明代南城人左赞，缅怀乡贤，搜集旧篇，辑为三十七卷，题为“盱江集”。本书中的引述均以此为根据。

　　 “庆历民言”中的“崇卫”一篇最能显示其基本观念。他说：“图国在忠，用忠在力，济力在权。力者兵也、食也；权者所以制兵食也。”用现代战略理论来解释，这也就是所谓国家权力的观念，同时也代表孔子“足食足兵”的传统思想。他说：

　　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

　　 李观认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而富国之道又在“强本节用”，因为“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换言之，他也是主张藏富于民。

　　 李观又认为富国为强兵之本，而欲强兵则必须屯田，使兵农合一。于是他遂建议改革兵制：

　　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老其师，此上策也。……边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别置屯军……辨其天晦，列之庐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穑，明立功课，时加督察，勤则有赏，惰则有刑，然而农功集矣。既又为之什伍，立其长帅，赋以兵器，与其甲胄，乘其闲暇，习之战斗，是谓因内政以寄军令也。然而武事兴矣。食既足，兵既练，禁旅未动，而屯军固已锐矣。……利则进战，否则坚守，国不知耗，民不知劳，而边将高枕矣。……在汉赵充国，在唐娄师德，皆以屯田，利尽西土，威震羌胡，兹荐绅先生之所常言也，惟熟图之。（强兵策第二）

　　 宋代冗兵充斥，但一遇外敌，往往不堪一战，所以李观也就主张精兵主义：

　　天下有攻守，草昧之时，攻天下者也；继体之君，守天下者也，攻之兵虽怯而勇，乘胜也。守之兵虽勇而怯，未之试也。不试已然，况败欤？……为政者务兵多以强国，而不知其弱国。兵多则不择，不择则大抵怯耳……胡不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而后气可复，庶乎强国矣。（东士）

　　 对于用兵之道，李观也有其独到的看法，他主张仁义与诈力并用，始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本未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然为将者多知诈力，而为君者或不适仁义，故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所谓仁义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赏，姑息于人之谓也。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功，恶者惩，赋敛有法，徭役有时，人各有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此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强兵策第一）

　　 基于以仁义为本的观念，李观也就对于战争保持着慎重的态度，所以他警告着说：“所谓强兵者，非日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强兵策第一）。他又郑重地指出：

　　天命不易我，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所谓安者，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于教化焉。（安民策第一）

　　 他认为欲安民，则必须以教化为先，这又还是代表孔子的儒家传统。所以，他虽然也像商鞅一样地提倡“农战”，但他却反对“好战”和“愚民”，证明他并非法家者流。

　　 总结言之，于富国，他主张充实财用而尚节约；于强兵，他主张兵农合一的精兵主义而尚慎战弭兵；于安民，他主张与民休息以养民，而尚教化。因此，他所构想的大战略是应能同时达到富国、强兵、安民三大目标。而在此三目标之间又存在着互赖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他的思想的确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大战略家的头衔应当之而无愧。 [ 注：有关李观战略思想的分析多取材于刘振志君：《李观战略思想初探》，特此志谢。 ]

　　 （四）何去非

　　 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生卒年不详，大致是在宋神宗与徽宗两朝之间，卒年七十三岁。他毕生研究武学，用现代眼光来看，似乎可算是一位专业性（professional）的战略家。他曾参加“武经七书”的校订工作，并曾任“武学博士”，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获有此项荣衔而有文献可考者可能就只有他一人。他的著作除现尚留存的《何博士备论》之外，还有《司马法讲义》和《三略讲义》各三卷，但可惜现在都已佚失。

　　 《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曾由当时大文豪苏轼（东坡）于元佑五年（1090）奏进宋哲宗，这也可以暗示该书的成书时间。据苏氏荐状，该书共二十八篇，但现在各种版本均仅为二十六篇，即已佚失二篇。今存二十六篇的篇目是有如下述：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霍去病、列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符坚上、符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

　　 《备论》是一部详论历代用兵（战略）得失的书。作者可能有感于当时宋朝的积弱不振，遂企图以古喻今，从历史中去寻求有关兴亡成败的教训。书中每篇都是以一朝或一人为主题，然后根据一个中心观念来加以评论，同时也引述其他的史例以为佐证。何去非不仅勇于提出其自己的见解，而且也敢于否定前人的旧说，所以，这是一部颇有创见的学术论著，具有独特的风格。苏东坡对他非常欣赏，称赞“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

　　 何去非认为“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当战则战，当止则止，其关键是应根据“顺逆之情，利害之势”来决定。“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所以“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汉武帝）

　　 在作战略决策时，何去非所强调的为全盘利害的分析，他以六国为例，指出其最大错误即为“战所可亲，忘所可仇”，他又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而在“晁错”篇中，又指出在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之所以失败，其主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而在军事上，未能采用“取梁”和“据洛”的地略。所以其结论为“度有功而后动”，这也正是孙子的“庙算”观念。

　　 在作战（用兵）方面，何去非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奇正之变”，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他又认为众寡强弱都是相对的：“众而恶分与寡同，强而易敌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失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苻坚上）在另一方面，何去非又分析有时弱能胜强的理由：“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汉光武）

　　 何去非对于兵法（战略理论）的学习和应用有非常深入的分析，甚至于到今天，对于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仍不失为非常有价值的忠告：

　　善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故古之善用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为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实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霍去病）

　　 在《备论》全书中，这可算是最精彩的一段，其文字之美也可以与孙子相比。博士之名诚不虚传也。

　　 何去非对于古代人物评论也有其独特的见解，譬如说他认为“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魏下），真可谓千秋定论，要言不烦。而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最值得介绍的是他对于司马懿（仲达）的评论。由于世人对于诸葛亮有过度的崇拜，于是反而言之，对于司马懿也就作了不公平的贬抑。何去非对这种误解曾作非常合乎逻辑的澄清：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车则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具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司马仲达）

　　 北宋时，文人谈兵者虽极多，但思想能有完整体系、著作能成一家之言者则并不多。所以对于北宋战略思想家的介绍也就只以上述四人为限。

　　 （五）陈傅良

　　 宋自南渡后，士大夫都心怀故国，日以光复为念，所以谈兵之风仍然盛行。陈傅良（1141－1207 A．D．）即为其中之一人。傅良字君举，温州人，为所谓永嘉学派的开创者。官至宝谟阁待制，死谧文节，学者称止斋先生。为学重经世致用，著作颇多，而以《历代兵制》一书最为重要。

　　 《历代兵制》原名《周汉以来兵制》，在著者生前尚未脱稿，身后始刊印，为我国的第一部兵制史，深具学术价值。全书共分八卷，按照时代先后，分别记述周、春秋、秦、西汉、王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的兵制及沿革。对于各代兵役制度、军事组织的特点以及其演进过程都有详细的分析。但著者又并非以修史为唯一目的，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透过历史的研究而对时政提出积极的建议。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

　　 因此，这部书有其特殊的写作方式，即所谓夹叙夹议，在叙述了每一朝代的兵制沿革大略之后，接着就加以评论，指出其利害得失，以为世鉴。例如在评论西汉兵制时说：“兵制可采惟有汉代，重兵悉在京师，四边……故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尤以对于唐初的府兵制则更是称赞备至：

　　府兵之制，居则无事而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自井田不复，兵制之善莫出于此，惜乎彼人之不能遵也。

　　 从最后一句看来，即可以明了其赞唐即所以讽宋。陈傅良对于宋代冗兵充斥，军费浩繁曾加以严厉的批评：

　　今内外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为三四者，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

　　 基于其对兵制史的深入研究，陈傅良所作成的总结论可以简述如下：

　　 1、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即以府兵制为模范。

　　 2、裁汰冗官冗兵，要“兵虽少，而至精”。

　　 3、认为“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并严防割据。

　　 4、节约军费，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

　　 5、要求严格训练，切戒“教练不精，士气不振”。

　　 6、严明赏罚，整饬军纪。

　　 概观其所言，不仅切中时弊，而且也显示其具有高度的战略修养。

　　 （六）华岳

　　 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考。他要算是一位不幸的爱国志士。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 A．D．）曾上书谏止韩侘胄的北伐，触怒后者而贬官下狱，并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侘胄北伐失败被诛后始释回。后又参预去丞相史弥远阴谋，事泄又下狱并杖死狱中。《翠微先生北征录》是他在放逐期中所写成，这部书失传已久，直到清代嘉庆年间（1800 A．D．）始再被发现。

　　 这部书今存本为十二卷，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开禧三年（1207 A．D．）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第二部分为嘉定元年（1208 A．D．）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其定名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其全部卷目有如下列：

　　 卷一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二治安药石序。

　　 卷三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四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五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六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目认、就顺。

　　 卷七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弓制。

　　 卷八治安药石：器用小节：弩制、弓箭制、弩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叉枪制。

　　 卷九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候望、紧采、关递、密辨。

　　 卷十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第一卷的“平戎十策”是针对着所谓“十弊”而提出的对策。此“十弊”为（1）则取士而不得其实，（2）则招军而不尽其材，（3）则御骑者未得其具，（4）则陷骑者未有其策，（5）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6）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7）则恩威之不明，（8）则利害之不密，（9）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10）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对于每一种弊端，华岳都曾提出详细的对策。在此无法详述。

　　 华岳的思想受道家的影响颇大，崇“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并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存于止戈”，所以他规劝皇帝不要轻意用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

　　 面对着金人的威胁，和与战的选择是南宋政府所经常要考虑的两难问题。当然，此一问题也在政府内经常引起激烈的辩论。华岳对于此一问题有合理的看法，足以证明他有很高深的战略修养。他既不绝对主战也不绝对主和，他指：“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用兵”（平戎十策）他出承认宋弱金强，主张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以便累积国力，等待时机，再一举而收复中原。所以他说：“今日之和非真怯也，蓄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同上）

　　 华岳的基本思想又还是出于儒家，他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才，所以他说：“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邦家之休戚”。他甚至于向皇帝公开地提出警告：“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同上）他这种大胆直言的态度的确令人钦佩。同时他又认为民为邦本，此种民本思想在其著作中到处可见。他认为丧失民心，违背民意，则最后必然失败，所以他指出为政万不可扰民：

　　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畔生，畔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

　　 在军事领域中，华岳也有很多高明的见解。他认为身为将帅者固然应有不怕死的精神，但绝不可恃勇好战，而必须知道如何斗智赛谋，尤其应了解“不战之妙”。所以，他说：“学战易，学不战难”，这真是千古难得一见的高论。（卷十将帅好战）他又强调情报之重要，指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实为用兵失败的主因。所以，他认为应充实情报组织和通信设施，以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此外，他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他都曾发表其意见，例如针对着金人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以军御骑，以弩陷骑”的特殊作战方法，以及如何利用地形（得地、守地）以来抵消敌方机动优势的构想。足以显示华岳对于战争的实务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而并非仅限于纸上谈兵。

　　 总结言之，华岳生于衰乱之世，怀才不遇，其一生遭遇令人同情。幸尚有著作传世，而且其著作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应该算是一部富有创见、相当优异的好书。所以“翠微先生”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也因是而确立，此殆所谓不幸中之大幸也。

　　 （七）叶适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人，生于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 A．D．）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 A．D．）他虽然是南宋一代大儒，其基本观念也与李观颇为接近，但对于战略思想并无特殊重要的贡献。他之所以被列入本章是另有原因。

　　 叶适是第一位对孙子的身世和司马迁的记载表示怀疑的人。在其以前似乎从未有人曾正式提出这样的观念。他在其所著《习学记言》中指出：

　　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傅焉，可乎？ [ 注：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六。 ]

　　 叶适仅凭“左氏无传”这一点疑问即否定孙武之存在，实颇有商榷之余地，不过，自从他的这怀疑论提出之后，也就开启了尔后长达千年的大辩论。对于孙子的身世和其书的真伪，有各种意见不断出现，一直到今天尚无定论。叶适的祸实在闯得不小，正因如此，他也就有资格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占一席之地。

　　 （八）吉天保

　　 吉天保的生卒里籍都不详，只知道他是宋朝的人而已。他之所以被列入战略思想史，其原因为他是《十一家注孙子》的编辑人。“十一家注”是对孙子的注释集其大成之作。其资料之丰富、解说的详尽部是空前的，为研究《孙子》时必读之书，深受后世学者的尊重。诚如郑友贤所云：

　　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 [ 注：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序》。 ]

　　 《十一家注孙子》又称“孙子注解”，“校定注释孙于十三篇”，“孙子十家注”，“十家会注”等书名。自从曹操首注《孙子》以来，历代注者颇多，迄今不下二百余家，但宋以前著名者为该书所收集的十一家。这十一家的名单是有如下述：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陈镍、贾林、宋梅尧臣、王晳、何延锡、张预。但有人说杜佑实未注《孙子》，注文乃抄自其所著通典，内容多与曹操注同，不能算是一家，所以也就有“十家”之说。也有人主张把杜佑去掉而加上郭友贤的“遗说”作为十一家，不过此说并不为多数人所认同。

　　 “十一家注”流传至今的版本可分三大系统，一是宋刻本，二是“道藏”本，三是清孙星衍以“道藏”本为根据的校订本，其他版大都出自此三系统。孙星衍作了很多校正工作，并将其正式改名为“十家注”。其书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但这都已超出本章范围之外，故不在此讨论。

　　 纵观长达三百年的两来历史，在战略思想与著作方面应该算是颇有成就。但可惜大体仅限于空言而无补于时艰。战略本是经世之学，若不能由思而行，则似乎只是徒然枉费心力。宋人的经验良足以为后人戒也。

　　 随着宋代的灭亡，本书第三篇也告一结束。在此长达千年的衰颓期中，中国战略思想家又还是卓然有所自立，足以显示我国战略思想实具有其特殊的韧性。这也可使后世子孙在检讨前人经验之后而益自奋发，并永远不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