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与孙子·第八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当今之世，想要从事战争研究或战略研究的学者真可以说是有福了，在当前所谓资讯时代中，可以有无限多的资讯供其利用，尤其是有任何人穷毕生之力都读不完的好书供其参考。所以，古人治学常感资讯不足，而今人治学则所害怕的不是资讯不够，而是资讯太多，多到无法消化，甚至于也无法选择的程度。资讯丰富(information plenty)对于治学者而言，的确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有如入宝山之感，但惧的却是可能会空手而返。

　　 因此，治学者必须谨守博观约取的原则。浏览之书固不厌其多，精读之书则应力求其少。任何学域中真正可以列入必读书单内的书都不会太多，若以战略为研究范围，则更是屈指可数。虽然无人做过意见调查，但根据中外学者的论著，似乎至少有两部书是大家所一致公认的必读书，第一是孙子的《孙子兵法》，第二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On War)。当代名人对这两部书所做的评价实在是太多，在此自不可能列举，以色列战略专家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之言也许可作为代表：“在所有一切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best)，而《战争论》则屈居第二(second best)。”

　　 毫无疑问，这两部书同为不朽之作，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克劳塞维茨生于18世纪末期(公元1780年)，死于19世纪初期(公元1831年)；孙子的时代虽无法精确考证，但大致可认定为公元前5世纪。所以，两人在时间上前后相距约两千年。以空间而言，一在古代中国，一在近代欧洲，从时空背景上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异的确是相当大。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他们两人在思想上虽各有其特点，但其间又有很多相似或暗合之处。因此，若能对他们的著作和观念加以比较分析，则不仅可以获得若干新的启示，而且也更能够加深对战略思想的了解。尤其是能增强后期学者研读先贤名著的兴趣，并激发其更上层楼的勇气。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就是本章写作的主要动机。

　　 身世与时代

　　 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任何思想的来源即为思想家的本身，思想是出自思想家的头脑(或心灵)。所以，要想研究和了解某一思想家的思想，则首要的步骤就是必须先知道他个人的身世，以及其时代背景。对于近代的思想家而言，此种背景知识的获致可以说是殊少困难，但对于远隔千年的我国古代圣哲而言，则完全不一样，甚至于可以说一起步，就会立即遭遇很多的难题。

　　 有关孙子的身世，惟一权威记载就是《史记》，但《史记》的内容不仅非常简略，而且疑问也很多。自从宋代开始，孙子的身世以及其著作的真伪，即已引起无穷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若以司马迁的记载作为最原始的根据，则又至少可以认定下述三点：(1)孙子名武，齐人；(2)《孙子兵法》为十三篇；(3)孙子曾为吴将。

　　 除《史记》之外，再根据战国时代其他著作(《荀子》、《韩非子》、《尉缭子》等)以及汉代著作，加以综合研判，似乎又可以获得下述四点推论：

　　 一、孙子绝非纸上谈兵之士，他像克劳塞维茨一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他的书是一本切合实际的教科书。就这一点而言，孙子也许要比克塞维茨略胜一筹，而更接近约米尼。因为霍华德(Michael Howard)曾赞誉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

　　 二、《孙子》成书的时代是可以考证的，因为从战国时代起即称“孙吴”，足以证明孙子是早于吴子。吴起为战国初期人，其逝世于公元前381年，所以，孙子的时代应为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此时正为春秋变成战国的历史转型期，原有的二元(晋楚)体系瓦解成为多元体系。北面三家分晋，建立三个新王国；南面由于吴越的兴起，引起不断的战争。孙子不仅亲自参加，而且也自然会以此种经验来为其著作的基础。

　　 三、由于时代的久远，从残存文献上无法知道孙子在思想上曾否受到其他先哲的影响，但可以断言在其以前即已有兵家和兵书之存在。《孙子》书中曾引述《兵法》和《军政》各一段，那都是较早的兵书；《始计》篇中又说“此兵家之胜不可以先传也”，足以证明兵家名词早已通用。所以，孙子并非兵家之祖，似乎也可暗示其学还是有所本。

　　 四、今天所保存的《孙子》十三篇为原始著作，虽其中不免有后人窜改错录之处，但绝非伪书，也非残稿。那是一本完整的书籍，有其完整的逻辑结构，代表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竹简，更能提供确实证据。

　　 和孙子形成强烈对比，克劳塞维茨的身世和时代不仅毫无疑问，而且也已有详细的记录和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知道其人其事，而且还能追踪其思想演进的心路历程。当然，在此只能作精简的叙述，读者可以自行作较深入的研究。

　　 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人，出身于小贵族家庭，幼年开始从军(公元1792年)，曾参加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1793－1815)，可谓半生戎马，为一典型职业军人。但他具有好学深思的本性，虽为军人却从未放弃对研究和写作的兴趣。严格说来，他是不宜做官而长于冶学。他从二十四岁开始写作，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军事等，到1815年累积原稿不下数千页。这些早期著作虽不成熟，仍足以奠定其学术基础，和开拓其思想路线。

　　 从1816年起，他才决定根据研究所得，加上战争经验，开始写一本有系统的综合理论著作。但直到1818年调至军校才让他有充分时间专心写作。投闲置散在仕途上可谓不幸，但就克劳塞维茨的历史地位而言，则似乎为不幸中之大幸。

　　 前后共计十年(1818－1827)，克劳塞维茨的巨著写好了六篇，其余两篇也已完成初稿。到1827年他对战争性质有了新的观念，遂决定再作一次彻底修正，但只完成第一篇第一章。1830年他调任新职，只好暂时搁置，不料1831年他就病逝，于是其巨著在1832年只能以尚未完全修正的原稿付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战争论》。

　　 我们不知道孙子之学有无师承，但克劳塞维茨的恩师为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1755一1813)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这位老师对其弟子影响之大几乎无法形容。他启迪其思想，塑造其人格，决定其成就。尤其是后者的全部理论又都是以前者所已发展的架构为基础。

　　 就时代精神(Zeitgeist)而言，克劳塞维茨要算是启明时代的产儿(A Child of the Enlightenment)，尽管他又成为反启蒙时时代(counter－Enlightenment)的先驱，他深受那个时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也许要算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再传弟子，在其晚年又曾受黑格尔(Georg W．F．Hegel，1770－1831)的影响。此外，他也曾企图以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为其著作的范式。

　　 克劳塞维茨精通战史，对战争也有足够的经验，所以，他的思想不流于玄想，始终不与现实脱节。很明显，他是为未来高级将领而写书，因此，与其说他是思想家，则不如说他是教育家。在另一方面，他虽从不以哲学家自居，但其思想却非常曲折深入，非常人所能及。在写《战争论》时，他自己感觉到：“文笔完全脱离我的控制……愈写就愈受分析精神的支配，于是也就愈回到系统化的路线。”

　　 这也正是克劳塞维茨在思想方面的最大特点，甚至于也可说是最大的矛盾。他经常徘徊于抽象与具体、理想与经验之间，这也是其二元论的根源。他自己似乎经常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于是也更增加其著作在理解上的难度。

　　 传世之作

　　 克劳塞维茨和孙子一样，都是以“立言”来获得其历史上的不朽地位。假使没有《战争论》，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能很少有人会知道两百年前的普鲁士陆军少将克劳塞维茨。假使没有十三篇，则更不可能还有人记得两千年前的中国历史中曾有孙子(武)其人。

　　 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之中所曾写作的文章真是多到了难以计算的程度。他死后由其夫人所编辑出版的遗著共为十卷，而《战争论》则构成其前三卷，但事实上，尚有若干著作遗失或未被纳入，所以严格说来，今天世界上是并无真正的克劳塞维茨全集之存在。

　　 克劳塞维茨著作虽多，但真正足以代表其思想精华并具有不朽价值的书义还只有一本，那就是他自己认为尚未完成，仍待修改的《战争论》。所以，要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则必须从《战争论》的研究入手，其他的著作以及他人的评论都只能供参考而已。

　　 《战争论》第一版(1832年)只印了一千五百部。二十年都没有卖完，于是出版商决定发行第二版。第一版是完全照克劳塞维茨所亲手封存的原稿排印，足以代表《战争论》的原文。但第二版(1856年)由其内弟布流尔(von Bruhl)负责校订时，乘机作了很多的窜改。这真是非常不幸，因为其修改在若干要点上改变了原义，使克劳塞维茨的观念受到误解，可谓误尽苍生。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始的第一版不仅不畅销，甚至于也不受重视，但修改后的第二版却风行世界，几乎变成军事领域中的《圣经》。这似乎是一种奇迹，但又非不可解释。克劳塞维茨的高足老毛奇三战三胜，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于是老师的书也随之而洛阳纸贵。天下事往往如此，足以暗示人类的心态是如何浅薄和势利。

　　 直到1952年，西德发行第十六版《战争论》时，才又终于把克劳塞维茨的原稿再度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使过去的若干误解得以澄清，实为军事思想史的一件大事。《战争沦》的问世到现在不过一百六十三年，其经过都还有这样多曲折，孙子的书至少有两千年的寿命，历经如此长久时间，而其内容仍能保持相当完整，而未有太多的窜改和遗失，对比之下，的确是一大奇迹。

　　 据陆达节的《孙子考》，从古到今，《孙子》有八十余种版本，现仍保存者约三十余种。大陆学者许保林则指出据现存书目粗略统计，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至于其他受孙子影响或引述其言论的学者则更多到无法计算。版本虽多，但大致可分两大系统，一为“十一家注”系统，另一为武经系统，二者在文字上虽有苦干差异，不过并不会因此而对内容产生严重误解。银雀山竹简的出土虽曾轰动一时，事实上，汉简本与今本并无太多差异，至少不会令人对《孙子》原义发生新的疑问。

　　 《孙子》与《战争论》同为完整的书，代表完整的思想体系，各篇(章)的编排有其逻辑顺序，前后连贯，纲目分明。尤其是两千年前古书的《孙子》能够如此，则更是令人敬佩。

　　 就思想体系而言，《孙子》十三篇可以分为四大段：

　　 一、第一篇到第三篇(《始计》、《作战》、《谋攻》)为第一段。其内容大体属于国家战略(大战略)层次，不过又还是把军事战略包括在内，而且仍以此为焦点。这一段代表孙子思想的最高阶段。

　　 二、第四篇到第六篇(《军形》、《兵势》、《虚实》)为第二段，代表孙子对野战战略的完整理论，可以说是将道的精华，真正的战争艺术(野战战略为我国现行军语，古代称为用兵，西方则称为作战)。

　　 三、第七篇到第十二篇(《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为第三段。这一段包括篇数最多，内容也比较杂乱，而且常跨越不同层次，就文辞而言，也常有漏洞和难解之句，以及可能为后人窜改或错接的结果。不过很侥幸，这六篇所论多属层次较低的问题，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较不重要。但其中又仍有若干名言，值得特别注意。

　　 四、第十三篇(《用间》)独立构成第四段。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面，实为孙子思想的最大特点。全书以计划(国力评估)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基础。于是全书前后连贯，首尾呼应，诚如孙子所云，有如常山之蛇，形成完整的体系。

　　 这样的书几乎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标准，在古代可谓绝无仅有。所以，孙子在我国兵学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称之为“兵圣”，孰曰不宜？

　　 《战争论》亦复如此，其内容虽复杂繁琐，但全书仍能构成完整体系。这是一部巨著，共为一百二十五章，分成八篇(Books)，各篇内容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篇《论战争性质》(On the Nature of War)：内容为界定战争的通性，并列举其要素。

　　 第二篇《论战争理论》(On the Theory for War)：说明理论的用途和限制，也可以算是所谓“方法学”。

　　 第三篇《战略通论》(On Strategy in General)：包括各种战略要素之讨论，尤其注重精神因素。

　　 第四篇《战斗》(The Engagement)：以会战为讨论焦点，并确认军以战斗为主的观念。

　　 第五篇《兵力》(Milaary Forces)：包括有关兵力组织、部署、行动等方面的讨论。就层次而言，已接近战术。

　　 第六篇《防御》(Defense)：全书中最冗长的一篇，包括许多传统观念在内。克劳塞维茨写完这一篇才感觉到所已写成的部分有彻底修改之必要。

　　 第七篇《攻击》(Attack)：这一篇仅为初稿，内容与前章形成相对关系，足以暗示二元论的趋势。

　　 第八篇《战争计划》(War Plans)：这一篇虽也是初稿，但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遥遥相对，互相呼应。尽管语焉不详，但全书主要理念都已汇集于此。

　　 概括言之，全书在逻辑顺序上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重归于合。因此，全书似乎可分为三大段：

　　 一、第一和第二两篇构成第一段，为全书的绪论，说明作者著书目的和所用方法。这应该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若不明其目的，则何必读此书；若不明其方法，则也无法了解此书。

　　 二、第二篇到第七篇构成第二段，为全书的原始主题，即野战战略与军事行动的指导。大致代表克劳塞维茨思想中的纯军事部分。他是直到晚年才开始扩大其思想范围，超越纯军事的境界。除第七篇外，其余都是原始初稿，尚未修改。

　　 三、第八篇单独构成第三段。它是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首尾呼应，并充分显示战争与政治的不可分。从全书架构上来看，《战争论》与《孙子》颇为类似。《孙子》以《始计》为起点，以《用间》为终点；《战争论》以《论战争性质》为起点，以《战争计划》为终点。都是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理论体系形成一个整体。

　　 《战争论》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写作过程长达十余年，所以必须了解克劳塞维茨本人思想是如何演进，然后才能解释其书中若干似有矛盾混淆的部分。大致说来，《战争论》的第一段所反映的是其思想发展中的最后阶段，第二段所反映的是最早阶段的思想，而第三段在时间上则位于前后两阶段之间。简言之，若对克劳塞维茨的构思和写作过程缺乏认识，则研读《战争论》时也就必然会产生误解。

　　 概括评论

　　 《孙子》和《战争论》同为完整的著作，同样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尤其是《孙子》为两千年前的古书，而能如此符合现代化治学标准，则更是令人不敢相信，甚至于当代研究《孙子》的西方学者大概也都缺乏这样的认知。他们常认为《孙子》的每一篇是可以分别研读(read independently)，孙子似乎并未对其思想作有系统的解释(systematic explanation)；此种说法似是而非。《孙子》不仅代表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简明扼要，远非冗长的《战争论》所能及！

　　 《战争论》是一本巨著，长达六十万言，而《孙子》则是一本小书，虽分十三篇，但全长仅约六千字。不过，书的价值又并非字数能够评定。以学术地位而言，《孙子》这本小书至少是和《战争论》那本大书一样高明，甚或犹有过之。《战争论》不仅篇幅浩繁，而且文辞也非常隐晦，有些地方的确是令人难以理解，反而言之，《孙子》则文字优美，辞意畅达，实为古今中外所公认的好文章。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曾指出：“《孙子》一书不但为兵家之秘宝，亦为文学上不可多得之大雄篇。”大陆学人刘伶在其《孙子兵法的语言文学艺术》论文中说：“《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军事哲理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开议论散文之先河的文学精品……古代兵法，卷帙浩繁，为何《孙子》十三篇却能长期流传，其盛不衰，这同孙武驾驭语文的卓越才能和超群的技巧是直接相连，可谓文辞人皆诵习。”

　　 《孙子》文辞优美，篇幅简短是其最大优点，所以才能长期流传，广受诵习。要背诵《孙子》是一点都不难，尤其是某些名言更已家喻尸晓。反过来看，篇幅浩繁，文辞晦涩，是《战争论》的最大弱点。尤其是克劳塞维茨所特有的治学方法，即所谓“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更是会使读者有如走进了“八阵图”一样。其结果即为大家所常说的一句老话：知道《战争论》的人很多，对它作断章取义的引用者也不少，但真正了解的人则少之又少。

　　 这两部不朽之作不仅都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其共同的哲学基础。它们究竟与哲学有些什么关系？这也早已成为热门话题。从概括的观点来看，诚如当代大师薄富尔将军(General Beaufre)所云：“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的力量必须是理想，但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这句话出现于其主要著作《战略绪论》的结尾处，足以代表其个人的领悟。我们读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书，迟早也会有这同样的领悟。他们的书中不仅充满智慧，而且更蕴藏一种无法形容的灵感。

　　 克劳塞维茨从未以哲学家自居，而且甚至于对哲学保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他说“任何理论家，以及任何指挥官，都不应钻进心理学和哲学的牛角尖”。尽管如此，他在思想上却曾受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而且后人也常尊称他为“战争哲学家”，甚至连鼎鼎大名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也未能免俗而以此为其书名！

　　 至于在孙子的时代，所谓“哲学”这个名词根本还不存在，但现代学者又都认为《孙子》书中含有高深的哲学思想。冯友兰先生对《孙子》曾作下述论断：“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波兰学者高利科夫斯基(Krazvsztof Gawlikowski)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Philosophy of Struggle)，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观念，他同时又认为那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其应用范围非仅限于战争，而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总结言之，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其思想中都有其哲学的层次，这也正是方东美先生所谓的“不言之教”。那是隐藏在其书中深处的最隐秘的部分，仍然留待后世有志之士去搜寻和发掘。就哲学观念而言，他们又有其共同的基础，即所谓“二元论”(dualism)。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承认有两个独立实体同时存在，彼此虽可互赖互动，也可有先后或因果关系，但又始终保持其独立和特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二元论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辩证法。

　　 在《战争论》中最足以凸显二元论观念的部分有下述二者：(一)克劳塞维茨终于把战争分成“绝对”(absolute)和“真实”(real)两大类；(二)他用对等的两篇来分别讨沦“攻击”和“防御”的独立地位和互动关系。至于《孙子》则在十三篇的第四、五、六、七等篇中，一系列地推出“攻守”、“奇正”、“虚实”、“胜败”、“众寡”、”迂直”、“利害”等相对观念，真可以说是集二元论之大全。因此，二元论是最能显示两书在哲学思想上确有其共同基础，至少，可以说是有其类似的根源。

　　 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曾受到哪些人的影响，早已有精密的考证，而且也可以说大致已有定论。至于孙子在思想上有何种渊源，虽有各种不同的推断，但严格说来，都很难定论。较流行的观念有两种：(一)孙子思想是出于所谓“齐学”，换言之，是出于太公；(二)兵家是出于道家。但事实上，这些理论的证据都很薄弱，很难令人信服。简言之，在孙子之前中国固然已有兵家兵学之存在，同时更有其他学派之存在，但他们对孙子究竟有何影响则无法确定。

　　 异同之辩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时空背景上虽有巨大差异，所研究的却是同一主题——战争(war)。他们所采取的又是不同的观点，因此，其所获的结果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有人比之为“瞎子摸象”，这也暗示象还是那同一只象。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的关系的确是非常微妙，简言之，是同中有异而异中又有同。实际上，他们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甚至于有时还是平行。所以，有许多人(尤其是西方学者)所看到的似乎只是一个表面，要想获得真正的了解，则必须有待于较深入的分析。

　　 一、常有人认为孙子所重视的是战略的最高阶层，而克劳塞维茨的焦点则放在较低的作战层面上，实际上并非如此。《孙子》十三篇中，除前三篇外，所论大致都是属于用兵的问题，尤其是四、五、六等三篇一气呵成，更是野战战略(作战)的精粹。反而言之，有人指出在《战争论》那样一部巨著之中，真正用来讨论战争高层指导的篇幅不过是头尾两篇而已，但他们却忽视了那也正是全书最主要和最精彩的部分。因为大战略的要义就是战争对政策的服从，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虽未使用“大战略”这个名词，但他对大战略的内涵并非没有认识。

　　 二、克劳塞维茨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为政策之延续”是人所共知的名言。孙子很少论“政”，其思想是以“兵”为核心。孙子又并非不知政治的重要，他一开始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并且也把“道”列为“五事”之首。不过，除此之外，孙子在其书中就不曾对政治因素作更多的分析又确为事实。另一方面，孙子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人。他把讨论经济问题的《作战》篇列为全书的第二篇，地位仅次于《始计》(第一)，表示他认为在大战略计划中必须优先考虑经济因素。孙子说“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实是千古名言，不仅与保罗·甘乃迪在《强权的兴衰》书中的结论完全一致，而且至少早了两千年。与一般人的想像并不完全一致，克劳塞维茨也并非不重视经济因素，不过他却把经济视为一种先决条件，而不是其理论架构中所要分析的重点。

　　 三、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多少呈现出一种反传统的趋势，但有一点却是完全代表启明时代的延续，那就是他对历史的重视。若从其著作的成分上来分析，则克劳塞维茨作为历史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战略家。他的全集中除《战争论》共三卷以外，其余七卷几乎全是历史著作，甚至于还有若千其他历史著作已经遗失。反而言之，《孙子》书中对历史最多只有暗示的提及，但对地理则有独到的研究，用现代术语来说，孙子应算是世界上的第一位地略学家，在十三篇中至少有三篇是与地理有直接关系的，而强调地理重要性的语句更是在书中多处可见。所以顾祖禹所云“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过于孙子”，实为定论。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当然也曾论及地理因素与战争的关系，但缺乏像孙子一样的有体系和创见。

　　 四、克劳塞维茨重视战斗，寻求决战，以此为其全部战争理论的重心。他把毁灭敌军视为最高的理想。似乎是提倡暴力，反对和平，其书中也常有激情之语，令人有杀气腾腾之感。他一直都向往绝对战争，直到晚年才开始有新的觉悟，相信现实战争必然是有限战争，但已经太迟，来不及彻底修正他的原著。要想毁敌求胜，他也就非常重视数量优势和兵力集中，以至于李德·哈特遂讥其为“数量教主”(the Mahdi of Mass)。不过，李德·哈特的批评并不公正，因为其所推崇的孙子在这一点上与克劳塞维茨意见几乎完全一致。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这不是数量优势又是什么？孙子又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足以证明他也重视集中原则。

　　 五、孙子虽像克劳塞维茨一样重视攻击，但他又认为攻击并非仅限于使用武力。他在“谋攻”时分为四个层次，只在较低的层次才使用武力。他指出武力使用愈少愈好，最好完全不用。所以，“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这个“全”字是重要关键。谋攻的理想目的为求全，而求全的关键又在于不战：“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则一心以毁灭(破)为追求目标。所以从孙子的观点来看，克劳塞维茨的理想即令能完全实现，也还是只能算是“次之”。

　　 六、克劳塞维茨在探索战争的性质时，有一重大发现，那就是战争中的不确实性(uncertainty)，而它又分为两种，不同但又互动的因素：一为摩擦(friction)，另一为机会(chance)。在战争中摩擦是无所不在，这也构成现实战争与纸上战争的惟一区别。摩擦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抗力，另一种则为资汛的噪音(noise)。前者使一切努力都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后者则形成所谓“战争之雾”(the fog of war)。机会也就是偶然，所以猜想和运气在战争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在人类活动领域中，战争是最接近赌博的活动。由于战争有敌对双方，于是又导致一种互动关系，简言之，甲方的摩擦对乙方构成可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但克劳塞维茨对此并未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孙子却明白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不可胜”即尽量减少我方的摩擦，不让敌方有可利用的机会。所谓“待敌之可胜”即等待敌方摩擦对我方呈现可供利用的机会，孙子之言简明扼要，把摩擦与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表达无遗，实为克劳塞维茨所不及。

　　 七、克劳塞维茨在讨论军事天才时，指出战争为危险的领域，所以“勇敢”(courage)是军人的首项要求。“名将而无勇是不可以想像的。”他又指出“单独的智不是勇”，而“勇敢可以替理智添翼”。简言之，勇者必有智而智者不一定有勇。非常有趣的是，孙子的想法恰好与他相反。孙子论将，把“智”列在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智、信、仁、勇、严)。在其书中只提到智将，而从未提到勇将。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具有不确实性，有时应不惜冒险，以战求胜。孙子则断言：“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孙子又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所以，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冒险一战，照孙子的观念来看，则虽然侥幸获胜，也还是“败兵”，实不足取。

　　 八、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之间有一重大差异，那就是他们对于情报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孙子非常重视情报，其整个思想体系是以情报为基础。情报的功用即为“先知”，无“先知”也就无“妙算”，于是一切战略理论均将沦为空谈。相反，克劳塞维茨则对情报的价值作了极低的评估：“战争中有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还有许多是虚伪的，而极大多数都是不确实的。”两者之间的差距会这样大，真令人感到有一点莫名其妙，但又并非不可解释。克劳塞维茨所分析的是作战层面的问题，而孙子所重视的则为情报对于大战略的贡献，他的思想具有未来导向，所注意的是长程的预测和准备，而不是眼前的情况。简言之，克劳塞维茨所面对的还是拿破仑时代的战场，而孙子则与薄富尔的观念非常相似。后者认为战略的任务就是控制未来，而控制又必须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

　　 九、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在古今中外研究孙子的著作中，“诡道”是一个争执最多的问题。诡道的作用安在？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以正合，以奇胜”，“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致人”。诡道即所以致人，即所以用奇，换言之，若无诡道，则也不可能获得主动的胜利。克劳塞维茨不重视欺诈(deception)，也不重视奇袭(surprise)。他似乎有一点“吾宁斗力不斗智”的味道。不过，这又与欧洲中世纪骑士精神传统有微妙的关系，所以对克劳塞维茨不应苛责。

　　 十、克劳塞维茨曾说在他的思想中有所谓“核心”(Kernel)的存在，但令人感到失望，在《战争论》中又几乎找不到“核心”的踪影。关于这一点，他本人似乎也承认，因为他在其原序中曾经这样写：“也许一个较伟大的心灵不久将会出现，能用单一整体来代替个别的小金块。那个整体将由固体金属铸成，不含任何杂质。”事实上，那个较伟大的心灵早已出现，他就是孙子。孙子虽不曾说明其思想中有“核心”的存在，但只要把十三篇多读几遍，就能发现“核心”在哪里。“知”字在书中一共出现了七十九次，此外与“知”有关的“智”字出现七次，“计”字十一次，“谋”字十一次。可以显示“知”是孙子思想的核心。而“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也就代表永恒的教训。

　　 结论

　　 《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同为不朽之作，他们在思想上各有其特点，但经过较精密的比较研究之后，又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并非互相矛盾，而是彼此补益。严格说来，是同多于异。孙子的最大优点为言简意赅，而克劳塞维茨的最大弱点为繁复隐晦，所以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遂远不如孙子。

　　 诚如李德·哈特在其为格里弗斯(Samuel B．Griffith)的《孙子》英译本写前言时所云：“孙子思想的透明(clarity)可以矫正克劳塞维茨的隐晦(obscurity)。”李德·哈特又指出：“孙子有较明晰的眼光，较深远的见识，以及永恒的新意。”

　　 当然，克劳塞维茨也自有其伟大不可及的成就，至少到今天，世界上还不曾有一部能超越《战争论》的战争理论著作。明代的茅元仪曾云：“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我们也可以说，茅元仪的评估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中对于克劳塞维茨也似乎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