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里芬与计划·第十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也可以说战略是始于思想，而终于行动，在思想与行动之间构成联系者则为计划。所以，凡是在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三方面的任一方面能有相当成就或贡献的人，就都可以算是“战略家”(Strategist)。但若欲取得一代大师的地位，则其成就也就必须非常卓越，其贡献必须非常巨大，像这样的“兵学大师”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也都不多见，真正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概括地说，在古代是立功重于立言，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名著已经非常稀少，而且往往残缺不全，但名将的功业还是有相当完整的记录的。到了近代，立言却似乎重于立功，而且二者之间也有日益分离的趋势，于是才有专业化的战略思想家出现。

　　 在我们今天所公认的“大师”之中，一部分是历史上的名将，例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一部分则凭其著作以流芳百世，例如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换言之，或是以思想见长，或是以行动出众。但很奇怪，夹在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计划”领域，似乎变成了真空地带。从古到今，由于在计划方面有特殊成就而跻身一代宗师之列的战略家几乎是完全没有，也许惟一的例外即为19世纪后期德国的参谋总长史里芬元帅(Alfred von Schlieffen)。

　　 一说到史里芬，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史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甚至于也可以说，假使当年没有所谓史里芬计划的存在，则时至今日，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还会记得有史里芬其人了。所以史里芬不仅是在计划领域中惟一杰出的战略家，而且他的个人与他的计划也根本已经不可分。

　　 作者从前文介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曾经指出知道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的人非常多，但认真读过《战争论》的人却并不多。若是把史里芬计划与《战争论》相比较，相形之下，更令人感到惊讶。在20世纪的上半段，经过五十年的时间和两次世界大战，史里芬计划在军事思想史中一直都还是像一个神秘的谜语。尽管史里芬计划对于研究战略和战史的人可以说无人不知，但其真正的内容却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尤其是能够读过全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所谓史里芬计划这一整套文件的全文，包括史里芬本人的手稿在内，一直都被视为密件，存在德国政府的波茨坦档案室中，所以外人根本无法得见庐山真面目。直到1945年，德国由于战败而被联军占领(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并未被占领)，于是这些档案才被当做战利品而运往华盛顿，在那里与许多其他的文件都被封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室中，根本无人加以理会——事实上，那些被俘获的文件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所以一时也无法整理。直到1953年，才有一位西德的历史学家李特尔(Gerhard Hitter)教授发现了史里芬计划的行踪，经过了一番交涉，终于在1956年，美国政府遂又原封未动地将这些文件退还德国。于是李特尔也就变成了第一位真正研读过史里芬计划全部文件的当代史学家，他根据其整理的结果，于1957年编成一书出版，书名即为《史里芬计划》，次年(1958)又有英文译本分别在美英两国出版，并由李德·哈特为之作序。此书对于军事史的研究实为重大贡献，许多旧有的传说、疑问、误解都因此而获得澄清，也可以说是在战略研究的领域中了结一场重大的公案。

　　 尽管如此，旧的争论虽因此而获得解决，但对于史里芬计划的研究而言，由于此书的出版和原文的公开，遂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有新的资料来作为基础，所以也就有许多新的意见出现。许多年来，以史里芬及其计划为专题的论文在国外的期刊上是屡见不鲜，这也可以暗示其对近代西方战略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作者本人也曾凑热闹，写过一篇名为《史里芬计划的教训》(The Lessons of the Schlieffen Plan)的论文，刊载在1967年10月号的《美国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杂志上。

　　 史里芬及其著名的计划，毫无疑问早已成为历史中的陈迹。今天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是否仍有任何实际价值还值得研究呢？照作者个人的看法，史里芬计划还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主题，此种分析不仅具有纯学术性的价值，而且对当前的问题也还是可以提供若干有意义的启示。

　　 其人其事

　　 计划和著作一样，同为思想的实体代表，而思想则发源于人的心灵。所以在研究史里芬计划时，首先所需要了解的即为史里芬其人其事，也就是其思想的根源。史里芬伯爵(1833－1913)出生于贵族之家。他的个性、体格和智慧都似乎像学者而不像将军，高度的近视几乎使他无法成为职业军人，不过自从在1861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于战争学院之后，就已经受到其上级的注意，并被暗中预定为未来参谋总长的候选人。

　　 史里芬和老毛奇在一生事业上有两点不同：(一)毛奇是经过艰苦的奋斗才出头的，而史里芬却是一帆风顺；(二)毛奇在出任参谋总长之前毫无战争经验，史里芬曾经参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所以他在出任高职之前，对战争和部队实际生活曾有相当的接触。从1883年起至1906年退休时为止，史里芬在这二十四年当中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首先是在老毛奇之下充任厅处长的职务，当瓦德西继毛奇任参谋总长时，他也就成为瓦德西的副手，到1891年他又接替了瓦德西的位置。

　　 史里芬虽然是和毛奇具有同样的传统，而且在许多外表上也很相似，但在内心深处，史里芬却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不仅是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中，而且在整个日耳曼战略学派的主流中，史里芬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奇怪的、孤立的人物。

　　 其思想的根源，除了日耳曼的军事思想传统以外，另有一项更强烈的因素，那就是宗教。他在幼年时曾生活在修道院中，接受天主教的熏陶，这对日耳曼军人而言，实在是一种很特殊的思想背景。史里芬三十五岁才和其所热爱的表妹结婚，四年后又丧偶，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从此以后，他似乎就已经不再有人性，也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超人”，或者是一个工作机器。除了工作以外，他对什么都不再感兴趣，每天通常都是上午六时开始工作，直到午夜才停止。

　　 自从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参谋本部的地位已经逐渐升高到无人敢向其挑战的程度。作为参谋总长，史里芬是位尊望重，他可以集中全力来研究军事战略问题，而不必考虑任何政治牵制。专业化本是19世纪的一种特征，而德国参谋本部对于此种趋势更表现得极为明显，所以史里芬所注意的都是纯粹的军事问题，他的战略观念也就是仅以“作战”为限，他几乎从未考虑战争的政治面。

　　 1906年史里芬七十三岁时，德皇威廉二世将其免职而让小毛奇做了他的继承者。史里芬虽已被迫退休，但实际上却仍然退而不休。在其残余的岁月中，他还是以私人的身份继续从事于战略计划的工作，并且不断将其研究的心得提供后任参考，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其后辈的反应相当冷淡。

　　 史里芬死于1913年，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据说这位老元帅在弥留时还叮嘱说：“不要忘记了尽量增强右翼！”这也就是其伟大计划的核心观念。史里芬一生不曾指导过战争，其在军事史中的地位是用平时的努力来获得的。至于他能否算是一位“名将”，则颇难断言。他深通执简驭繁之道，细事不干其虑。他的态度虽然冷漠，但公正严明，能以身作则，所以其部下对他都很敬佩并乐为效命。不过，尽管他具有这些适合于充任最高统帅的素质，不幸的却是他的将道始终没有机会接受实战的考验。

　　 时代背景

　　 当1891年史里芬接任参谋总长时，德国由于在俾斯麦下台之后外交方面一错再错，遂使战略形势日益恶化。1893年法俄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终于正式成立，这也就注定了今后德国必然腹背受敌，也使史里芬在处境上变得和老毛奇大不相同。老毛奇之所以能三战三胜，固然应归功于他的军事天才，但由于他每一次战役中都享有显著的数量优势，所以也就赢得相当轻松。他可以容许其部将各自为战，甚至于当情况暂时逆转时他也还是毫无所惧，因为他知道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他一定能够反败为胜，转危为安。专就这一点而言，克劳塞维茨认为数量优势为战争第一原则的理论，可以说是已获得充分的证明。

　　 在老毛奇的时代，由于俾斯麦的外交手段高明，所以每当普鲁士发动战争时，敌国总是被迫居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也正是普军之所以能享有数量优势的主因。威廉二世少不更事，一手把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外交架构完全拆毁，于是到了史里芬的时代，孤立的是德国而不再是其敌人了。面对法俄同盟(以后还再加了英国)，史里芬必须承认即令作非常的努力，最多也只能达到和敌人勉强平等的地位，就正常的情况来说，他必须准备以寡击众。此一事实即为其计划和作为的主要限制，他除非认输，否则就一定要在这种限制之内去想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史里芬遂认为兵力较弱的方面一定要争取主动，制敌机无。既不能采取克劳塞维茨的观念，故意放弃主动以便利用防御所提供的天然利益，也不能学习老毛奇的办法，容许敌人先行动，等待他犯错误时，再乘机予以打击。史里芬的基本思想是弱者必须攻击，而且更需要掌握主动。

　　 从第一眼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不通之论。但是史里芬却自有他的一套想法，而这种想法也未尝不合理，而且也至少有一部分还是导源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克劳塞维茨曾认为全面的优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在决定点上的优势，而且即令缺乏全面优势，若能在决定点上获得暂时的局部优势，则仍然能获得速战速决的胜利。这一段话实际上也就是史里芬计划的基本解释。

　　 然则如何能获得暂时的局部优势？所谓决定点又是在何处？史里芬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其独特的看法：

　　 一、史里芬认为必须敢于冒险，换言之，若把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则其他各点上的兵力必须尽量予以减弱，即令受到暂时的挫败亦在所不惜。

　　 二、所谓决定点者就是敌军的侧翼。他说：“假使实力太弱不能攻击对方的全部，就应攻击其某一部分；敌方较弱的部分往往即为其侧翼，所以我们也应攻击其侧翼。”

　　 关于第二点，他的思想与克劳塞维茨不尽相同，后者并不特别提倡侧面包围的战略。

　　 简言之，史里芬是认为内线加包围的战略即可能使劣势的德军获得一次胜利。在东线他只准备留下极少量的兵力，他不赞成老毛奇把兵力平分为二的观念。他引述腓特烈大帝的名言：“宁可丧失一省，而不可分散必须用于求胜的兵力。”他也不赞成东攻西守的观念，认为那样“不可能获致决定性会战或俄军的毁灭，而只是一系列的正面战斗”。在西线方面，他准备把攻击重点放在右翼方面，并且引述“坎尼”(Cannae)会战的史例以作为其战略思想的基础。

　　 他受过宗教熏陶和具有高度唯心主义倾向的心灵产生了一种微妙作用，使他对“坎尼”真是悠然神往，照他看来，古今名将莫不以“坎尼”为其战略模范，简言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坎尼狂”了。史里芬曾经花费很多时间去研究战史，而其巨著《坎尼研究》也应算是一代名著，但严格说来，他不能算是一位纯正的史学家，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想作客观的研究，而是企图利用史例来证明本身观点的正确。史里芬对历史的解释有过分简化的倾向，甚至于有时不免歪曲事实。诚如薄富尔将军所批评的，在坎尼所迂回的距离只有几百码，而在史里芬计划中的距离则为几百英里，此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计划与思想

　　 所谓史里芬计划是一个意义相当含混的名词。史里芬任参谋总长达十六年之久，在这个阶段之内，主要任务即为计划作为，其所拟的计划也不只一个，就逻辑而言，在这个阶段之内的一切计划都可以称之为史里芬计划，但是其性质和内容前后又常有不同，所谓史里芬计划究竟是指何者而言？

　　 其次，这里所谓计划者，其所采取的形式也很特殊，并不像一般制式化的作战计划，原有的名称是“备忘录”(Memomrandum)，内容很像当前未来学家所做的“剧情排演”(Scenario)，即对未来的战争发展作一种假想的描述：这样的备忘录非常的多，而每一份又可以有多次的草稿，有些是出自史里芬本人的手笔，有些是经过其亲自的修改或校正。在李特尔的书中对这些细节有详细的考据，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原著。

　　 史里芬在1891年就任参谋总长之后，不久即发表其第一号备忘录，在其中他提出疑问：“是否法国的边境要塞足以构成重大障碍而使西线的攻势变为不可能？”他的答案是：“可以假道比利时来加以迂回。”这也就是史里芬计划的起点。由此可以显示，他是完全从军事观点来考虑战略问题的，对破坏比利时中立的政治问题是从未注意。

　　 1892年，史里芬又提出其第二号备忘录，确认在两面战争中，较大的威胁还是法国。德国必须先击败较危险的敌人，所以应在西线上速战速决。不过甚至于在1892年之后，史里芬也还是不曾作成其最后的决定，他还继续在他与毛奇之间寻求折中的解决，直到1894年，他才提出一项新的第三号备忘录，确定了东守西攻的基本原则。

　　 所谓史里芬计划的立案重点大致都已经包括在第三号备忘录之内，以后虽然有多次的备忘录提出，但根本上并无太多改变，只不过是对原案的修正和扩大而已。在第二号备忘录中，史里芬指出：“要想赢得胜利则在接触点上必须较强，所以惟一希望为对行动能自由选择而决不可消极待敌。”简言之，主动即为“胜利之钥”。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曾作下述的预言：假使两线成为僵局，而东线又旷日持久，则结果将使英国变成欧洲的仲裁者。

　　 从1894年到1905年，史里芬的基本观念遂不再改变，但是对于所应采取的攻击方式，仍继续作各种不同的考虑，所以其伟大计划是逐步完成的，而非一朝一夕之功。世人所称的“史里芬计划”，是指这位老元帅在其参谋总长任内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备忘录而言。那可以算是他的遗嘱，完成于1905年12月，并于次年2月由他亲手郑重地移交给他的后任小毛奇。但事实上，这又并非史里芬的最后贡献，他在退休之后仍继续探讨和修正其计划，直到1912年为止——这些文件也都已收入波茨坦的档案室中。

　　 史里芬是计划通过比利时中部作一大迂回行动，其兵力的右端将在里尔(Lille)附近进入法国，迫使法军向东南退却，而德军则打击其侧面和背面，将其全部歼灭。全部的作战计划是像火车时间表一样精密，估计从动员后第十七天开始行动，到第三十六天至第四十天之间结束全部战役。

　　 史里芬计划(指最后的官方文件而言)一直被人视为德国参谋本部的不朽杰作。任何读者都应能欣赏其观念的雄伟和精神的勇敢。同时对战术细节也都考虑周详，就其全体而言，的确是专业性计划中的杰作。但就战略思想来说，史里芬却无任何特殊的创见，他代表的不过是传统战略思想的延续而已。不过史里芬还是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那就是他曾对一个未来的战役(包括一个决定性会战在内)事先拟定一套完整的计划。

　　 拿破仑曾经夸口说，他能够预料全部战役从头到尾的过程，但他究竟不曾拟定一套完整的计划。至于老毛奇则认为：“任何作战计划对超过第一次与敌方主力交手之后的情势，都不可能作精确的预测，只有外行才相信能事先对战役的全部过程作详细计划，并能坚持原始的观念到底而不作任何改变。”很有讽刺意味，史里芬所坚持的正是这种“外行”的想法。

　　 史里芬这样的计划作为不仅是空前，而且也几乎绝后。因为到1940年，纳粹德国陆军参谋本部对法兰西战役的计划作为也还是恪遵老毛奇的遗训，只做到与敌军主力第一次接触时为止。如果当时采取史里芬的观念，对战役的整个过程事先均严密规定，则敦克尔克的英军也许就不会漏网了(见曼斯坦因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但老毛奇也曾指出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越过第一次接触而固定在最后目标之上，所以其基本观念与史里芬并无区别，不同的只是计划的形式而已。毛奇的计划具有充分的弹性，容许在执行时作相当的调整，史里芬的计划则要求极高度的硬性。在其想像中，德军通过比利时的前进应像“营教练”一样准确，所以他特别重视参谋军官的训练，因为若无一个完整的参谋网，则其计划也就无法执行，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计划(变质后的)又终于毁在一位参谋本部军官(韩池中校)的手里。

　　 结论

　　 史里芬做了一生的计划，但他却没有付诸执行的机会。到了他的后任手中，不仅是原有的计划被修改得体无完肤，而且在执行时更是错误百出，所以1914年的这一笔账只能记在小毛奇的身上，而与史里芬毫无关系，不过至少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出：“在正常的条件之下，史里芬计划能否有合理的成功机会？”

　　 李德·哈特认为这个计划在拿破仑的时代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在下一个时代(即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而言)也同样可能，但在史里芬的时代(20世纪初期)，机会却不大。薄富尔的看法也和李德·哈特大致相同。其理由实在很简单：德军在采取迂回行动时只能徒步行军，而法军却可以利用铁路在战线的后方调动兵力，所以在决定点上，德国自然也就很难确保数量的优势。

　　 不过，什么叫作“正常的条件”，又颇有辩论之余地。严格地说来，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战争是在“正常”条件之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将道(也就是传统意识的战略)才有发挥其作用的机会。诚如富勒将军所云：“当将道发展到其最高形式时，所表现的即为意志与智慧的结合，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计算问题。”

　　 史里芬从不缺乏意志，而对自己的将道更是深具信心，他认为：“所有各军团司令都必须完全了解最高指挥官的计划，只应有一个思想贯彻于全军之中。”换言之，对于他来说，人力与武器是远不如战略和将道那样重要。同时他更需要一个适当的指挥体系来帮助他贯彻其意志。

　　 史里芬对这一点曾作过非常有趣味的描述，也可以证明其头脑实在是超时代：“近代的总司令并非立马高岗上的拿破仑，即令用最佳的望远镜他也看不了多远，而他的白马则恰好变成敌炮的良好目标。总司令是位于遥远后方的总部中，那里有电报、电话和其他各种通信工具，整队的汽车和机车都随时待命准备作最长途的旅行。面对着大桌子，坐在安乐椅上，近代的亚历山大从地图上俯瞰整个战场。他在那里用电话发出他的指示，并接受各军团司令和军长以及气球和飞艇的报告，后者监视敌军的运动和发现其位置。”

　　 由此又可以看出史里芬对技术的重视。他希望而且确信近代技术有助于其计划的成功。他最重视的是机关枪和速射炮。他说：“利用此种新火力即可守住正面，好让大量兵力指向敌军的侧面和后方。”他曾经主张增强步兵火力，创立机动重炮，改进铁路运输，发展通信体系和航空兵力，并成立一个独立的骑兵军供战略搜索之用(相当于装甲军)。但是他这些新观念都受到保守分子(普鲁士陆军中的大多数)的反对，所以成就非常有限——尤其是这些建议大部分都是在其退休之后才提出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暗示在那个时代的“正常”情况之下，如果作战是由史里芬本人指挥，而其理想中的准备都能完成，则史里芬计划仍然大有成功的希望。

　　 最后诚如史里芬自云：“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中很少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一方面需要一位汉尼拔，另一方面需要一位法罗。”在1914年，小毛奇固然不是汉尼拔，但霞飞的头脑硬化却可比法罗，所以假使当时德军是由史里芬指挥(他自然足以汉尼拔自命)，则一个近代的“坎尼”在历史上重演也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