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人和自己都进行欺骗——1968年8月20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第八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迈向危机的步伐

　　 笔者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员的第一次活动，是从1968年8月底首次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年度大会开始的。当时正值总统大选之年，尼克松与汉弗莱之间的激烈争夺战也带进了学会。会场上到处都是共和党派和民主党派的争论。但当时集中到这里来的学者和研究员们之间，主要话题则是在一周前即8月20日发生的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在学会的日程之外，散发了许多传单，号召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参加讨论。学会结束后，到了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在那里又在著名的反共学者斯特劳斯弗佩博士和金特纳博士指导下进行研究活动，这一年受益非浅。年轻的研究员们都在以捷克事件为主题从事研究工作。

　　 在总统大选中，尼克松获胜。后来尼克松与基辛格配合，重新考虑了结束越南战争和对苏关系问题。从1969年11月，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预备会议一开始，在军备管理专家们之间再次出现了苏联以武力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议论。可以说，这是苏联实施“欺骗活动”的典型范例。苏联的诺言是不可信的。它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毫无顾忌地破坏国际性的协议。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即使是限制核武器的协定，也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撕毁。“不能相信苏联”，这种潜在的意识，从开始进行限制核武器会谈，到经过长期谈判签订限制核武器协议(美国不予批准)，都潜藏在美国人的心目之中。在苏联突然入侵阿富汗时，这种意识就更加强烈了。事实的确证明，苏联是在采取欺骗政策，即“利用欺骗进行突然袭击”。

　　 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一年多以前的1967年6月爆发了六天战争。以色列的突然袭击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正当以色列的后台美国人拍手称快的时候，西方国家却处于盲目状态(外交上和电子通信方面)，忽略了突然袭击事件的发生(指东欧国家中发生的事件)。当时，对苏联的这种动向并不是毫无察觉的。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与该事件相关连的情报。虽然对如何看待这些情报的价值进行了议论，但结果却没有从大量的“干扰信号”中选择出真实的情报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还面临着一个既老而又新的问题。

　　 当时，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抄录的《洛杉矶星期日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观察家》、《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发表的报道和科林·查普曼撰写的题为《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被强占》的文章，都揭示了苏联是如何瞒过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眼睛，成功地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占领的过程。从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是如何巧妙地欺骗捷克政府、北约军队司令部、英国情报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联邦德国情报部的。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由于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造成的压力而陷入了极其混乱的状态。1967年12月发生了政变，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就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使苏联的绝对控制权受到了威胁。苏联认为，杜布切克所说的民族主义，即使同波兰哥穆尔卡的认识一样，对于其民主主义化的倾向，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之间连续开会，反复讨论两党之间政治上存在的分歧。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苏联在谈判失败后会不会下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但从1月到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部在东欧的间谍们送来的大量情报中获悉，苏军很可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当时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很不放心和很不满意了。

　　 3月23日，杜布切克的前任被赶下了台，这使苏联感到非常难堪。4月12日，《真理报》警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搞多党派自由主义”。4月22日苏联发表声明，谴责捷克斯洛伐克说：“谋反分子正在协助帝国主义者进行策划，妄图打进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两国之间的危机逐渐达到了高潮。5月9日和10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纪念日这天，所有西方国家的主要电台都报道了苏联军队、波兰军队和东德军队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消息。5月10日，曾一度否定这一报道的布拉格电台，承认华约军队正在波兰南部地区进行演习。5月14日和15日，苏联和波兰的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一事实。

　　 6月份，华约军队在波兰和东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压力。捷克斯洛伐克也被强行卷入了这次演习，并且不得不承认大约有16,000人的苏联军队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这支苏军部队原决定于6月30日正式撤出。但是，直到莫斯科宣布演习结束的7月11日以前，还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或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进进出出。这大概是为了熟悉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地形。后来，苏联军队虽然从捷克斯洛伐克撤退了，但在“天盾”演习的名义下，苏联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周围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此期间，西方国家情报人员获悉，从7月29日开始，苏军将75,000人的部队配置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此外还将相当规模的部队配置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一线，东德军队也同苏联军队一起行动。到8月初以前，苏军的这些活动一直连续不断。西方国家大量地连续报道了苏军的活动情况和有关的议论与传说。但奇怪的是，任何西方国家对此都没有向苏联发出过类似警告性的声明。只是西德政府的发言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的这些行动只不过是其更大规模入侵计划的伪装。但西德很快又否定了这一发言，说这是“助长不安定因素的毫不负责任的发言。”而且，据说这一否定发言还是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

　　 苏联根据西方国家的这些报道和各国政府的活动断定，即使苏联直接以武力攻占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北约各国也不会采取任何反应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加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入侵的危机进一步升级了。当时，苏联公开要求杜布切克举行最高领导人会谈。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要对付两个会议。一是7月29日至8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尔那召开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会议；另一个是8月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六国共产党会议。这些会议的结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得到这样的印象，即问题虽然很严重，但还是能够通过充分的谈判获得解决的(这是苏联特意为捷克斯洛伐克造成的印象)。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刚结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马上就外出休假了(有关这一事实的报道，实际上是欺骗宣传)。而且，8月11日预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军队已经接到了待机命令，并且下达了20日发动进攻的命令。不过，当时同1956年入侵匈牙利一样，苏联部队自己也不知道事实真相。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为举行演习而进行准备和组织行动，上级就是这样解释和说明的。为了发动突然袭击，对自己一方也进行欺骗，这同珍珠港事件及其他突然袭击事例是完全相同的。

　　 8月16日和17日，苏联格列奇科元帅(国防部长)、雅库鲍夫斯基元帅(陆军总参谋长)和叶皮谢夫将军(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三人访问了东德和波兰，最后对作战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开战三天前的17日，苏联克格勃的一些人员就到了布拉格机场。他们的任务是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务部。据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务部，除了部长一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主要干部都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18日和19日，勃列日涅夫正式向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表明了苏联的真实意图，只是没有向苏联讨厌的罗马尼亚讲明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日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20日傍晚，秘密警察开始行动，在逮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同时，控制了所有的通信设施。

　　 这样，侵捷苏军的先头部队，即空降袭击部队，于8月20日晚上10时30分降落到布拉格机场，苏军和华约的地面联合部队在大约30分钟后(晚上11时左右)，开始越过捷克叛洛伐克边境。总指挥是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初期出动的兵力为23-26个师，计约15-20万人。与其相对抗的捷克斯洛伐克正规军只不过14个师，计约75,000人。而且，这些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作为华约军队的责任区，都针对着北约军队而分散配置在西部边境一线，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束手就擒。

　　 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失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苏军入侵的当天晚上正在举行会议。正式接到苏军侵入报告的时间是晚上11时40分。由于电台等广播设施都被苏联的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所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经过几番周折后，好容易才在第二天凌晨1时50分通过布拉格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向全国人民发布了声明。该声明极其简单，具体内容如下：

　　 “昨天，苏联、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希望全国人民保持平静，不要采取抵抗行动”。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这一正式声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苏联官员大肆宣传这个广播是谣言，一时间，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安。莫斯科在捷克时间第二天的5时50分发表了正式声明。

　　 苏军的行动非常迅速。首先，在发动作战的同时，以华约军队的通信设施对北约军队的雷达和通信进行了大规模的通信干扰。苏军的这种大规模的通信干扰，以前曾多次进行过。因此，北约方面仍然认为这是演习。据说，北约军队司令部知道苏军侵捷的事实时，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由此看来，在北约方面完全处于睡梦状态期间，苏联就迅速而顺利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短短的3小时内，苏军的500辆坦克从东德边境开始前进了60英里，到达了布拉格。

　　 苏联的目的，是在捷克洛伐克和北约方面展开军事和政治反击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为此，苏联方面尽量隐瞒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也隐蔽其军事上的准备活动，计划在作战开始后立即以最大的速度实现占领捷克的目的。苏军按计划实施行动，并且获得了成功。尤其可悲的是，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对于苏联的这一动机、目标和决定，未能做出一致的判断。然而，西方国家情报部门虽说有些“惊奇”，但也只是部分的，因为他们已经充分地掌握了苏军进行侵捷准备的情报。所以，如果说感到惊奇，主要是指在“时间”方面。北约、美国和西德的情报部门，对于华约军队内部军事力量的动态，已收集了相当准确的资料。从美国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现在是很普通的，但在当时却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美国超高空高速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东欧国家内部的西德谍报人员、北约的雷达及其他电子通信系统收集到的情报，都表明了苏联和华约军队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2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部都没有肯定地报告苏联可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到6月，西德情报部就以非常确实的情报报告说：“东欧国家部队的训练活动，是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8月初，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甚至获得了苏军进攻路线的情报。而且北约情报部还做出了苏联将发动入侵攻击的正确结论。问题是对时间判断有误，认为9月1日以前苏军不会发动进攻。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大会预定在9月9日召开，所以估计苏联的军事入侵至少不会发生在大会召开之前。

　　 所有情报人员都非常担心，但不知道为什么，北约军队司令部没有发出最高一级的军事警报。英国国防部长希利后来在谈到当时北约错误地判断形势时，指出了如下弱点：

　　 “随着8月危机的发展，北约的弱点也就开始暴露出来。主要是通信传递问题。不仅各国政府之间，而且各国政府与军队之间也存在这一弱点。……”

　　 此外，北约的通信系统不完备，拖延了重要情报的传递。更严重的是，北约各国政府分别从本国国民的感情和国家本身的考虑出发，产生了故意歪曲这种威胁的倾向。尤其美国，更是如此。一方面，美国接受了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对当时正在实行的各种军备管理政策的希望破灭，所以缺乏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施加压力的热情和积极性。

　　 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这种情况，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忽视进攻前的早期警报》(特利撰写)和《观察家》杂志的《在进攻捷克时是如何使北约疏忽大意的》(威尔逊撰写)等文章中，均做了如实的描写。

　　 关于西方国家为什么错误地判断了苏军进攻的时间问题，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当时在西方各国的上层部门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活动(例如北约、西德的情报部门和军队内部)，对于捷克问题，他们巧妙而成功地控制了情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间谍事件中看出来。这两件事虽然没有得到确认，但苏联的情报活动如此深入西方国家的事实，已经暴露无遗，一般的读者都会为此感到吃惊。

　　 第一个间谍事件，是北约财政监查官土耳其人伊姆尔从1958年以来一直在北约内部充当苏联的间谍。1968年，他的任务是搜集北约内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资料和情况。这年3月，北约组织的有关部门加深了对他的怀疑。但在他受到严密监视之后，还直接接触不受怀疑的土耳其代表团的人员，逃避了检查。但终于在9月11日被捕。

　　 第二个间谍事件，是10月份相继发生的6名西德高级官员的“自杀”事件。当时，北约的罗吉斯蒂克代理部长(海军少将)、西德国防部情报部代理部长(陆军少将)、国防部两名干部、经济部和宣传部各一名干部等6名高级官员死得很奇怪。这6名官员都被确认为是苏联情报机关人员。他们对北约和西德情报部门收集的情报(关于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苏军的配备情况、北约的对抗计划等)了解得很详细。他们提供给苏联的情报肯定会被用来对北约和美国进行欺骗活动，这种欺骗活动，还在于苏联巧妙地反过来利用西方国家对苏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所持的心情。

　　 关于第一个事件，米格尔·阿科卡曾在《生活》杂志上以“渴望苏格兰威士忌酒和攫取秘密的土耳其人”为题撰写文章进行了有趣的描述；关于第二个事件，菲利帕·戴·鲍斯乔利也在《生活》杂志上以“北约的内幕——间谍与‘自杀’”为题发表了饶有情趣的报告。

　　 这样，在入侵之前，将苏军行动时间估计错误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炎热的夏天放心地外出休假去了。英国的阁僚和西德的高级官员们也都不在家里。事实上，在苏军发动侵捷后，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接触。因此，西方国家丧失了对付苏军侵捷行动的时机。关于苏联武装侵捷的时间问题，完全称得上是对西方国家的又一种“突然袭击”。这清楚地说明，对于苏联的动机、入侵时间的决定和入侵攻击的目标等等，即使在苏军发动入侵攻击之后，西方国家的专家们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西方国家的混乱

　　 1968年8月的苏军侵捷事件，日本和世界很多专家们认为是一次非军事性的“非暴力”、“市民防卫”的典型事例。捷克人采取的这种非暴力的抵抗，一定会使苏联感到非常“惊奇”，即使对注视这一事件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说，都会感到“吃惊”。而且，捷克人本身对“不抵抗主义的抵抗”的意外成功也都感到惊讶。到底是由于苏军入侵的第二天凌晨1时50分布拉格电台发表的“禁止抵抗”的声明所产生的效果，还是在苏军入侵之前捷克人(政府官员、宣传机构的有关人员之间)就事先协商好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应保持的态度，这些都不很清楚。但是，可以说这是捷克人所表示的一种“技术上的突然袭击”或者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然袭击”。当然，这个问题应该作为另外的课题进行研究。

　　 在此，笔者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苏军侵捷给西方国家造成的混乱。这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付突然袭击”手段的变换是由北约进行的。突然袭击时，预想不到的问题接连不断。因此，为了应付这些问题，必须采取灵活的富于弹性的措施。8月20日的混乱状况(也就是苏联奇袭成功的时候)，究竟又如何呢？

　　 在8月初的两周期间，美国没有发现苏军作战部队向波兰移动的情况。然而，在苏军开始入侵前两小时，技术情报系统发出了有关苏军调动的警报。但这个警报没有及时地传送到华盛顿。当华盛顿得到之后，为时已晚了。华约军队几乎全部实行了无线电静默，北约军队运用普通的监听方法未能侦察到华约军队的这种异常动向。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波尔克将军最初听到这一消息是来源于布拉格的AP专电，而不是来自部队的情报机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约翰逊总统是通过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才知道这个事实的。

　　 北约军队司令部当时也正在悠闲度日。事务局局长布罗希奥正在意大利休假，欧洲联军最高司令莱姆尼兹将军正在希腊视察和旅行。莱姆尼兹将军不在时，留守的英国代理参谋长也乘游艇在北海游览，而且没有随身携带无线电收音机，所以，对苏军侵捷的事实一无所知。此外，基层军官也大都外出旅行或者参加夜间娱乐活动。而且，其中很多人没有报告去向，根本无法取得联系。

　　 如前所述，英国国防部长希利把这次失策的原因归结为“通信联络不完备”。北约的协议和情报传递系统处于麻痹状态。有个西方国家的重要情报中心，在事件发生12小时后才从布拉格发出的商业报道新闻中得到正式消息。西方盟国的领导人关于苏军侵捷的消息也不是从北约军队司令部得知的，而是来自莫斯科。总之，北约的通信系统没有向盟国发出一次警报。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喜剧。

　　 事情过后，北约的大人物们集中在一起，经过讨论后才明白，原来通信处理能力太薄弱，且缺乏专门的分析研究人员，通信设备也不充分，就连硒静电复印机等设备都不能满足。即使获得情报，也不能疏通通信渠道迅速传递出去。而且，苏联对北约和捷克进行了有效的通信干扰，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就连警报手段也处于虚设状态。北约本来认为，这些通信设施在半年以前就进行了改善，但实际却依然如故，毫无改进。北约方面的这种混乱状况，波尔克将军退役后在《战略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对1968年苏军侵捷事件的反省》和乔恩·马克林写的《北约和捷克的危机》等文章中都做了详细的记述。

　　 关于北约对危机和突然袭击处理如此失策的问题，如果进一步深究，还可以归结为北约对苏联采取的姿态上。当时，北约对苏联基本上采取了尽可能不挑战的姿态，即使在捷克问题上也只限定为欧洲范围之内的“一个地方问题”。北约的这种潜在意识可能就是没有决定全面发出警报的真正原因。波尔克将军等人也回忆说，要求撤回边境方面的特别侦察飞行，只允许单纯以直升机实施一般巡逻性的警戒行动。这从反面来看，是让西方国家领导人认为该事件只不过是欧洲地区之内的事，进一步说，是属于东欧地区之内的事，完全是地区性的“局部问题”。上述正是苏联进行宣传活动的成功所在。

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