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战

出自————《核生化（NBC）战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生物战是一种利用生命有机体攻击人体，使人员丧失正常功能的战争。生命有机体包括“微生物”或细菌。生物战中的“生物”一词还包括一些由生命有机体产生的非生命化学物质如毒素等，蛇毒即是毒素的一种。

　　 生物战极可能用作战略手段而不是战术手段，利用化学战剂对付敌国        人口密集区，必须使用大量的化学战剂，且其运载系统必须能达到致使目标区域内的人口伤亡比例相当大。相比之下，利用有选择的疾病或病毒也能在短时期内对敌国造成严重杀伤，而又无需使用复杂的分散技术或器材。另一方面，生物战的杀伤效应显现太慢且变幻莫测，因此它不可能用于战场——使用化学战剂效果要好得多。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疾病就伴随着人类，甚至能毁灭整个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一些人认为这是大自然控制人类数量和密度的神秘武器，只是到了近几个世纪，人类才逐渐学会如何控制这些曾经被认为是自然或神灵对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疾病。这种控制也包括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生产各种疾病并将其转变为战争武器的能力，如果引入一些已数代人均未感染的传染病或病毒，其后效可能会与传播它们时所花费的精力大不相称。人们可能还记得，近年来，香港和亚洲地区流感屡次发作，席卷国家之多令人难忘。它表明，尽管大多数死亡性疾病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诸如此种古老的自然传染方式却依然有效，而且在现代人口稠密的都市区甚至更加猖撅。

　　 如果引入一种全新的病毒或疾病，既使采用最先进的抗生素及其此类药物也可能无济于事。这种设想大概已为期不远了，因为，目前，人类已开始引入基因工程，不可能排除会产生一些常规医疗措施(如接种疫苗)无法治愈的新疾病或新毒素的情况。

　　 生物武器的低级使用阶段经历了几个世纪。通常是将带有疾病的尸体投入敌方水源或让传染病患者进入敌占区，比这更复杂一些的手段几乎没有使用过。原因很简单，其它运载方式根本不存在。一次成功的生物战进攻，其运载手段必须做到能使大部分目标区人员几乎同时死于引入的疾病或毒素。有时，生物进攻也可采取使对方人员少量持续性伤亡，引起对方长期精神不安，分散注意力的效果。

　　 生物武器的选择范围很宽，但选用的疾病、毒素和病毒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首先。它们必须能在长时间范围内具有致死性或失能性，运载方式必须简单且能大面积沾染。需具有高传染性，较理想的情况是一个带菌者就能够传染许多其它人员。运载的生物战剂不论有生命与否，皆必须容易繁殖或准备作为带菌者(传病媒介)。这些生物战剂必须能够经受旅程的考验直至释放地。由于运载过程可使用飞机，因此它们也必须生命力很强。另外，它们还应该能够经受住气温或气候条件相当程度的变差。如可能的话，它们应该能够长期保持活性或危险性。

　　 在众多的疾病当中，有一种完全适合这些标准的疾病，这种疾病似乎每当一考虑到生物战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它。这种疾病叫炭疽病，由细菌炭疽杆菌传播。它是哺乳动物中流行的一种疾病，尤其是家牛和羊，它也能传到人身上，传染性较高。这种细菌的传播通常是由转变为孢子来完成的，这些孢子能感染任何与之接触的东西。炭疽孢子能蛰伏许多年仍保持其危险性，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事例上看出。一座远离苏格兰西北海岸的格林尼亚德(Gruinard)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彻底感染了炭疽孢子，这是英国曾经进行的一次实验，直至今天，该岛表面仍然具有传染危险，但正在逐渐消褪。

　　 炭疽传病的方式很多，一种是通过食物或饮水摄入，但多采用呼吸道中毒，只要吸入少量的孢子(肉眼看不到)即可导致人员中毒。一旦进入体内，孢子能使人体发高烧，咽喉肿胀、剧烈咳嗽、呼吸困难以及内损伤如脾脏肿大。肺部炭疽病几乎总是致命的，但其它炭疽病患者却至多会产生长期虚弱后遗症。

　　 大规模生产炭疽孢子并不困难，它们能包装在容器内比如炸弹内，当炸弹在空中爆炸时，能大规模分散炭疽孢子。它们也能封装在炮弹中(当然这是一种不太可能的运载方式)或飞机布洒器(非常有效)中，它们能在高空释放并大面积散布在地面上存活。如果不直接用于对付人员，炭疽能大批杀伤家畜动物群，削弱人类的食品供应。当人员对这些感染的肉制品进行销毁处理，甚至处理感染的动物时，都会造成人员皮肤恶性溃疡，导致血液中毒。

　　 炭疽已被英国(上文提及的格林尼亚德(Gruinard))、德国、日本以及美国用于生物战实验研究，当然还包括原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曾考虑用炭疽来对付德军。当时，英国生产了数百万块感染了大量炭疽孢子的家畜饲用饼，美国也生产了大量装填有某种物质的四磅／一点八公斤炸弹，编码代号为“N”——其组份就是炭疽孢子。N型炸弹在印第安纳州的维戈(vigo)生产，使用燃烧弹弹壳，这种五百磅／二百二十六点八公斤的集束炸弹一次能释放一百零六枚子弹，但N炸弹从未在战场上使用过。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未将炭疽武器保留至今——N炸弹在一九四五年之前销毁了。当时，德国和日本的生物战能力绝对无法与盟军匹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花费了很大精力生产这类武器。德国在波森(Posen)建有一个研究机构，利用生物传病媒介(通常是感染有斑疹伤害的虱)在一些战俘集中营中进行生物实验研究。日本在满州境内靠近哈尔滨附近的平番也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生物战中心，在这里，大量的疾病被考查，研究其军事意义，专门的生物炸弹也得到发展，日本同样也对其囚犯进行生物实验研究。

　　 一九四五年之后，西方摒弃了炭疽作为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尽管它的致死性已得到普遍公认，并能满足作为生物武器的大部分战术要求，但是，炭疽有遗留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令人恐怖的后患，这种后患的程度已达到任何遭受过炭疽进攻的领土数代人都无法使用。但这一点显然没有妨碍原苏联人的行动，至少在实验研究方面。一九八零年，西方盛传在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蔓延炭疽病。据报道，这次炭疽蔓延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四月，是由一次军事基地爆炸而引起的。爆炸释放的炭疽孢子，迅速传播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形成了疾病蔓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有报道(但愿这些数字具有准确性)。原苏联当局声称这是一次自然事故，但巧合的是，在此后的数个月内，原苏联的军事生物研究或生产机构却在不间断地进行一系列汇报总结工作。总之，不管怎么说，既使在乌拉尔发生的炭疽事故是一次自然现象，但它已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投下了可疑的问号。

　　 炭疽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种被盟军(以及其它部队)考虑采用的疾病武器。美国曾研究了一种代号为“US”的疾病，实际上就是布鲁氏菌病(也称为波状热)。由布鲁氏菌携带，具有强失能疾病的特征，但致死率低，约为百分之二。该病传染性高，患者十分痛苦，除出现高热症状外，还会出现剧寒、头痛并伴有极度体虚以及关节疼痛等。当然，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患者极度精神抑郁和食欲减退并不奇怪。这种疾病几乎不致死，但产生的各种病状是相当大的，要过数月才能消褪。

　　 上述两种疾病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虑到的唯一生物战途径，但它们确是最接近军事使用的生物战剂。另一种拟采用的生物武器是一种毒素，命名为“BTX”，它是人类所能了解到的有毒物质中最毒的一种，目前仍然如此，通常称之为肉毒杆菌毒素，能造成肉毒中毒，它是厌氧菌肉毒杆菌的产物，能造成急性食物中毒，致死率为65％，它至少有六种中毒方式。

　　 肉毒杆菌毒素的军事意义是，极易大规模生产，可以以气溶胶形式从飞机布洒器中迅速分散，覆盖一个地区比如一座城市。这种毒素能被吸入或摄入(在一殴时期内饮水中毒成为其主要中毒方式)。中毒后，该毒素能妨碍干扰人体的肌肉挛缩，造成麻痹甚至导致心力衰竭。有时，中毒人员如在七天之内不死亡会渐渐痊愈。

　　 肉毒杆菌毒素以其代号BTX的身份进行生产，并装填于四磅／一点八公斤炸弹中，这种炸弹当时也常常用于装填炭疽孢子，即N炸弹。同样，BTX炸弹也是在印第安纳州的维戈工厂进行装填。尽管美国贮存有这种炸弹，但从未使用于战争，最后在一九四五年后销毁了。

　　 肉毒杆菌毒素不是唯一一种被考虑到的潜在毒素武器，许多其它天然毒素也得到了研究，如相当普遍的毒素蓖麻子毒蛋白(从某些豆类果实中获取)。其它一些毒素可取自于某些特殊的渠道，如河豚内脏以及一些水母和蛙类产生的毒液等。这类天然毒素目前由于化学和基因工程的引入被发展扩大了，能生产出各种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类所知的毒物，这些毒物毫无疑问会象上面提到的哪些毒素一样，具有微量致死能力，但它们却更具恐怖威力，因为，它们的毒效尚不为人类所知。被划归到这一类的毒素，在西方统称为“黄雨”毒素。

　　 黄雨究竟是什么，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但是，从它在东南亚、也门和阿富汉等地出现的情况看，它属于毒素类。关于这类报导，始于六十年代后期，曾有报导说，飞机将黄色(或绿色)的粉末或蒸汽布洒覆盖某一地区，随后，当地百姓使出现呕吐、虚脱、身体各穴窃出血等症状，许多人毙命。不得不注意的是，这类报导均来自于正在受控(或受影响)或曾经受控于原苏联的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本身根本不具备生产这类毒素的能力。尽管原苏联当局不予承认，但他们一直在利用所谓的“微型战争”来试验新毒素武器的迹象却相当明显。黄雨是一组被称之为单端孢素(Tricothecenes)的物质之一，这是一种霉菌毒素，常称作T2毒素(霉菌是由真菌转化而来的)。T2毒素是由劣质贮存的小麦谷物形成的真菌生长产生的。毫无疑问，原苏联科学家注意到这一点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在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沙皇俄罗斯统治的时期，曾爆发了T2毒素中毒事件。T2毒素的中毒症状与黄雨非常接近。看来，至少已有一种新毒素武器已到达生物战舞台了。

　　 除去毒素和疾病，生物战还包括使用病毒。各种流感就是病毒造成的，当然，这类病毒与哪些潜在的军用病毒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曾提及英国曾在北美使用过天花(一七六三年)，此后，这类蓄意使用病毒的事例再也没有发生过，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较有吸引力的战略性军事武器。

　　 最受青睬的病毒之一似乎是黄热病毒。这种病毒以前曾经经常袭卷某个地区，给人类带来周期性的灾难。它能形成传感性极高的黄热病，使患者产生高烧、黄疽以及吐血，致死率能高达百分之四十，若在一个从未接触过这种疾病，又毫无经验治疗的地区，致死率还要高得多。

　　 黄热病病毒在实验室内合成比较容易，能以气溶胶的形式分散。黄热病病毒只是大量能够导致各种疾病如裂谷热、登革热、各种脑炎(脑部发炎)的病毒之一。

　　 幸运的是，曾肆行于人类的某些疾病，如黄热病，已被各种抗菌素控制住。某些毒素在使用了各种解毒药之后也能降低毒效，其它许多疾病可通过接种疫苗得到控制。按军事术语来讲，这些医疗防护措施可以保证部队在遭受不明真象的生物战进攻时或在生物战进攻速度之快致使当地医药资源或补给迅速匮乏情况下，具有免疫能力。当然，象上文已提及的那样，进攻中很可能采用一些“新颖”和未知的疾病或毒素，这些新武器可来源于敌方的实验室。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原因，要建立确切的生物战防护措施相当不易。疫苗接种虽然能较好地预防部分较普遍的传染病但却不能包治百病，抗毒素解毒药倒是可以贮存，但问题是能对付哪些毒素?再者，还可能有哪些人工“合成”的毒素，既使它们投入战场使用，人们也无从知晓，何谈解毒?

　　 如果是纯粹的军事性防护，采用化学战防护措施来对付大部分生物战剂已足矣。大多数防毒面具几乎均可以防护生物战剂载体，如孢子类或气溶胶类等，将它们屏避在防毒面具之外，常规化学洗消措施也足将生物载体从防毒服和装备上消除掉。从长远观点看，不应忘记大多数生物战剂具有高传染性，应格外小心，甚至应该在一次战斗之后，对战斗人员实施检疫。

　　 目前尚无生物战进攻的警报措施，尽管已设计发明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军事测试仪，进行血样分析或其它感染材料样品分析，但对于生物战报警却无济于事。

　　 生物战有一个重要的军事缺陷：其军事效果很少立即显现。除非使用某些更剧烈的毒素，否则生物进攻需要花相当的时间才能产生后效，且其效果变化无常：很可能未达到预期的致死率或失能率，代之以极其微弱的效果。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传病媒介遇到各种因素如气候的影响所造成的。还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在一次生物进攻之后，受染的占领部队会格外小心谨慎，实施接种疫苗或解毒药进行医疗，但不论怎样根治，总会遗留下一部分危害，某些疾病可能会就此就地扎根，并从此一直繁殖生存下去(而此地可能从未有过这种疾病)。要根除它们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代价。炭疽等类似疾病则会导致整个受染地区数代人无法居住、利用。

　　 如此看来，作为一种军事手段，也许生物战并不象它乍看上去那样有吸引力，欲利用各种疾病或中毒途径来达到摧毁整个人类的前景也并不象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当然，其长效军事意义也许能够与核战相媲美。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机，由许多国家共同签署了“禁止发展生产贮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及其销毁公约”。这项公约的目的是要落实贯彻一项能切实体现公约主题精神的方针政策，签约国包括美国和前苏联，他们均于一九七五年批准了这项公约。让我们衷心祝愿这项公约能切实生效。

　　 生物武器应用

　　 书面论述生物武器的战术使用确实具有一定困难——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近代尚没有投入战术应用的生物武器，采用致死性生命有机体作为战争武器，目前人们还尚未达到这样的深度，当然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与实验。

　　 生物武器被考虑采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曾制定了庞大的使用计划，将感染有炭疽病的数百万块牛饼投放到德国占领区，拟采用飞机投放形式。这些带菌牛饼不仅可以使第三帝国(指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的纯粹统治的德国－译者注)的各种动物感染，降低德国人的现有肉食品供应，而且预计部分居民也将会感染疾病。日本也曾经考虑过类似的战术使用途径，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计划都未付诸现实，但如果真正使用了的话，结果也不一定会与预期效果完全一致。使用生命有机体作为武器很可能会产生某些难于预料的结果，使用的一方也未必能预先知道。盟军曾经企图占领遭炭疽感染的大片敌占区，但这种前景已丧失了巨大的吸引力，因为，炭疽的长效危害很可能会使欧洲的大片土地数年荒废，这一点已被格林尼亚德(Gruinard)岛屿上不断造成的生命威胁所证实，该岛屿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曾作为炭疽武器使用试验区。

　　 因此，许多涉及生物武器战术使用的资料仅是出自猜测和揣摩，当然这种猜测是与目前并不十分充分的生物战研究工作分不开的，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仍在世界各地展开。据了解，目前的研究程度和技术水平已达到可以大规模繁殖并封装各种疾病病菌的程度，并已掌握了分散技术。运载系统从普遍的水源注入法(大规模使用效率不高)到利用飞机释放(使有机物在空气中形成悬浮物)。

　　 看来，飞机可能是生物战剂运载系统中最可能使用的方式之一，常规的化学战剂机载布洒器几乎无需改装就能容纳承装“臭虫”，当然可以采用更加隐蔽的办法。利用普通商用飞机进行生物战剂投放应该是极为有利的，采用内部的布洒器，通过机身的小型通风孔向大气中施放即可。甚至可利用飞机执行普遍和平商业任务期间，进行大面积布洒生物战剂的活动。其它一些运载方法，如在城市上空或周围启开喷射罐，让风将载有疾病病菌的气溶胶播染大片地域。

　　 近年来，各种流感时疫的猖獗已证明，极少数感染人员将其病菌传播给周围的大多数人是多么容易。此外，还可以采用古老的载病体(传染媒介)如蚤、虱以及各种小鼠(等等，但为数不多)进行传病。尽管近年来，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卫生条件有较大改善，但仍然有许多地方认为清洁卫生并不能阻挡一些古老的疾病和瘟疫流行，因此，在这些地方，往往能轻易地引入一些已消声匿迹多年的疾病。而且世界上有更多的地方对人造疾病缺乏任何抵抗措施，这是事实。这些人造疾病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实验室进行研究。一九四五年以前，曾利用各种载病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验，显示出“生产”和传播各种传染病是多么容易。部分实验甚至已进入将感染昆虫封装于航弹的阶段。幸运的是，没有一项实验成果被付诸使用。此后，据掌握的有关资料看，也未曾使用过。

　　 然而，我们并不十分幸运，各种毒素的使用终于出现了，毒素是生命有机体产生的毒物。这些毒素在最近几年中已有所应用，其中，被混称为“黄雨”的毒素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些毒素能采用许多化学战剂应用的方式——实际上，它们已经这样做了。

　　 截止今日，所有关于黄雨的报导均表明，它们大多用于偏僻遥远的山区，对付游击队，使他们不能利用当地的社区条件、食物，以及其它设施机构等等。一些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及其它类似地区的报导，都提出了共同的特征：一架低空飞行的战斗机或直升机越过一座村庄，机翼布洒器沿途释放一溜蒸汽阵雨，在数分钟内，凡暴露于蒸汽中的。人员皆倒下，并伴有出血(血从身体的各个穴窍中流出)和其它类似的痛苦性症状。这种进攻实际上就是沿袭了使用化学战剂控制某个局部小区域的做法，它避免了直接动用花销极大的武装部队进入敌国以消灭游击队基地的做法，并且成功机率极大。由于中毒者感觉非常不适，因此，在战役之前，便可引入一种威慑力。

　　 生物战较为世人瞩目的一个事例是，美国曾在越南南部的森林中大面积布洒落叶剂，他们利用改进型号的运输机，如旧式C－123型供应者(Providers)号运输机，对森林和灌木喷洒各种落叶剂，彻底切断北越游击队利用丛林隐蔽进行各种游击活动的可能性。这是一次后效惨重的战术行动，荒废了大量土地，蔬菜和庄稼也毁于一旦，这些地区必须经过数年的土壤改良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它同时也提供了落叶剂对人体有极大害处的事实：许多受害人员因此患上了癌症或其它相关病。也许，这次落叶剂实施计划最不理想的一点是，它们对真正的敌对目标的活动自由没有多大影响，游击队可以简单地通过改变战术，更多地在夜晚活动和作战，尽可能避开遭到破坏的森林区，而基本不受任何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任凭美国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将南越森林全部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