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内在联系 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第三

出自————《战争论》《战争计划·第八》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一、战争的内在联系

　　 因为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些人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些人则认为它多多少少具有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因此对战争的结果就引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而引出的，一切都是非常之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有没有联系的、中性的（假如能够使用这个词的话）空隙。在这种状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存在有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系统的相继进行的战斗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一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高峰（超过这个高峰，就等于进入了损失和失败的范围），总之由于战争本身具有的这些自然关系，战争就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终的结果。在取得最终结果之前，一切结论都没有，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一切胜负将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战争是一个不能够离分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每个结果）只有在同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有价值。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这种占领，只有在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这对拿破仑说来才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占领只是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那就是粉碎俄国的军队，如果他在得到其他战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非常有把握了。由于拿破仑先前忽略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这个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不但对他无益，反而成了对他是有害的。

　　 认为战争中的每个结果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组成的，这些结果就好象赌局中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在这里主要的结局就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能够将每个单个的结果象筹码一样堆积起来。

　　 正象第一种看法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能获得一些微小的一般利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但是，正象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正好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处处都适用的情况也非常少。

　　 如果我们肯定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刚开始就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在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一定要明确一个目标，那就是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如果我们承认第二种看法，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了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去追求这种利益，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留在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任何一种都不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应该加以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又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处处都要把它作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只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一七四二、一七四四、一七五七和一七五八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进行新的进攻时，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进攻不会象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形成长期的占领。他当时之所以进行新的进攻，并不是想利用这一行动消灭奥地利，而是企图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那就是赢得时间和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幸存。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一八零六和一八零九年虽然确定的目标是比较小的，只是想把法国人打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想到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能够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需要冒险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如何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获得胜利，研究这些事件都是非常必要的。

　　 细致地研究历史就能够看出这两种情况有怎样的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当时战争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只不过是被利用的盲目的工具。而在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大都是一些按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细心慎重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人，却被认为是战神本身。

　　 应该说这些不同的情况能够完全引起我们不同的考虑的。一八零五、一八零九和一八零九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把注意力集聚到极端的不幸上，以为极端的不幸可能会导致发生甚至十分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让人们决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全部不同于用来占领几个要塞和比较大的作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计划战争时已经完全觉察到政治空气中孕含着大雷雨，但是它们并没有采取与此相适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正是一八零五年的、一八零六年的和一八零九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不太困难地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必须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了解战争的特点和主要形态。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多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需要在进行第一步行动之前首先要为走好最后一步作好打算。

        二、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我们需要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决定于我方和敌方政治需求的大小。假如敌我双方都已清楚对方政治需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标准就会是相同的。然而，敌我双方政治需求的大小并不总是特别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利用的手段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每个国家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就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也是极不相同的，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个原因使我们不能够准确地预测会碰到多大的抵抗力量，因而不能够准确地决定需要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和应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可能会因为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什么成果也得不到，反而可能会遭到极重的损失，因此敌我双方都企图在这方面战胜对方，这样就会产生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也许会使人们在利用力量方面走向二极（假如这个极端是能够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注意政治需求的大小，手段就丧失了同目的的一切关系。可是，在多数情况下，极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企图常常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互相制约而不可能实现。于是参与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多多少少按照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利用为得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力量和决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目标。为了遵照这个原则，他一定放弃一切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不可及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脱离了严密的科学领域，就等于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范围，从而变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可以经过快速的判断从许多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快速的判断明摆着就是多多少少不自觉地对多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快速地扔开那些关系不特别密切和不太重要的东西，能够较快速地得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准确知道进行战争需要使用多少手段，一定要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一定要考虑敌方和我方的力量和多种关系；必须考虑敌方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及其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应该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从这里不难看出，思考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相交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慧眼才能在其中快速地识别出正确的东西，只依靠死板的考虑是决不可以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好：这是一道象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住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特别复杂和特别广泛，并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此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能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可以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彩。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仅不会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使他们受到削弱，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却能够使他们的判断更加迅速，更加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只有根据对不同种关系的总的视察（包括掌握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断定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能够追寻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另外，我们还应该承认，这种断定象在军事活动中的所有的判断一样，决不可以是纯客观的，它决定于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每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备了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宜进行抽象化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应该大概地浏览一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各自都有不相同的战争方式，他们所利用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常常寻找新的住地。他们携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此人数之多是所有军队都不可比的。他们出征的目标是迫使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如果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能利用这种手段并能够快速地打败自己面前一切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例外）的版图都非常小，它们的军队就更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平民排挤在军队之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相互之间特别接近，以致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按一般自然法则，被分出的小部分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总会受到一些阻碍，使他们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只局限于劫掠平原和占据少数城市，目的就是在这些地方以后可以保持一定的势力。

　　 只有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为了掠夺物资，为了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经长时间地使用少数的军队向邻国发动小规模的战争。它慢慢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进行确实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相邻近的各民族渐渐同它融为一体。只有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大到全部下意大利之后，它才开始真正发动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大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消耗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不小的军队，这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财富。这样一来，它同古代的共和国是不同了，同自己以前的情况也不同了。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同样，亚历山大所发动的一些战争就其方法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利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建制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败落的建筑。

　　 他马不停蹄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就好似他是他自己的佣兵队长），才能这样快捷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中世纪或大或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个时期，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凡是不能够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当作是不可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接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上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是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宜使用较大的军队。总而言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象这个时期一样，国家的组成是那样的不可靠，每个成员是那样的不受管束。所有的一切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快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多数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消灭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之后就返回家园。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则利用雇佣兵进行战争。这种军队费用开支很大，因而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从它们具有的战斗力来看，们的价值就更小。至于说高度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它们在作战时很多人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和敌忾心不能推动交战的双方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了交易用的商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不存在了，战争的性质也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所决定的一切，对这样的战争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渐渐变成了对整块领土占据的形式，国家的组织比以前更加紧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多数慢慢被金钱支付所替代，领军饷的士兵替代了封建的军队。雇佣兵是它们的过渡形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保持很久，短时间的雇佣兵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这样国家的军队就成了依靠国库奉养的正规军了。

　　 军队逐渐向正规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军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共同存在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和常备军就是共同存在的。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然还有雇佣兵存在，甚至到十八世纪，还能见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象这些不同时代的军队是互不相同的一样，欧洲每个国家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代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解成很多很多的小国，在这许多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政局不稳的共和国，有一些是政府权力非常有限的、很不稳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当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集合体。因此，我们不可以把这样的国家当作是依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能够行动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研究中世纪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我们想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接连不断地对意大利发动远征，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意图。人们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常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但是，比较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当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能够大致上深入地认识它们，但并不能象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那样对它们具有深刻的体会。只要从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中诞生出来的大国必须要有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精力就只能主要用在这方面。因此，这些大国较少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进行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具有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怔。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当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物。英国在当时虽然比较接近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他也还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局势下利用封建军队去进行战争的。

　　 法国在路易十一的统治时期国内统一的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期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期，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斐迪南时期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快速地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强人使用金钱来弥补它在统一和内部稳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成了一支最早能够与法国的常备军相对抗的军队。查理五世退位之后，这个强有力的西班牙巨人内部发生分裂，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在这个时候，奥地利由于分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它的力量，使其成为一个超强的大国，并把德意志邦联象拖船一样拖在了自己的后边。十八世纪我们所见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军队是靠征募和金钱创建起来的。在这个时期，每个国家都已形成国家的整体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本国臣民的人身服役改成了金钱纳税，于是，它们的全部精力就完全集中表现在国家的金库上。由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渐完善，国家力量和以前相比已经变得十分的强大。法国已能够派出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它各强国也都能够派遣出一定数量的军队。

　　 各个国家的其他情形也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其中两个国家之间发动了巨大的战争，决不会象以前那样，需要牵连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的军队。政治关系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能够看的到的并且随时都能够根据概然性来加以确定的。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都已变成了非常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和影响已慢慢消失，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个适当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可以具有与它的概念相一致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妄图利用少量的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一个小国家建成强大的王国，并要打败一切的敌人。如果他们也和亚洲的国家进行过战争，那么就他们的作用来说他们同亚历山大的作法就更接近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打敢拼这一点来看，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当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在这方面得到的威力和彻底性，又会因为另一方面的原故而失去。

　　 军队是靠国库养活的，君主差不多是把国库看成是他个人的金库，至少当成是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人民的东西。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除了进行一些贸易往来之外，大部分关系只牵涉到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与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至少这是一种大众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为能不断增加财富而努力，但是它的臣民对这些却没有感到多大兴趣。在鞑靼人出征时，是所有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大多数人民——假如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是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形势下，人民从来没有直接过参加战争，只是通过他们一般素质的好坏对战争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忽略了人民并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完全是政府依赖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进行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要使用的手段就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范围和维持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相互之间都能够猜测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最危险的方面就消失了，即走向极端的趋势和与这些有关联的一系列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致上能够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最初阶段大幅度的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掌握了敌人最大限度的力量，自己不会遭到彻底的毁灭就有了较大的把握；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大小，就会挑选合适的目标。既不会受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不需要再去追求极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性不再促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迫使人们去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国家关系中是会碰到巨大的阻力的，甚至就连君主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看待战争工具。假如军队被打败了，他就没有能力再建立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之外，他什么也得不到了。这就要求在进行行动时特别要谨慎。只有在时机表现的最为有利时，才能够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制造这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好象是无事可作，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所有的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好象都是静止的。进攻者开始的动机也就消失在谨慎和犹豫之中。

　　 这样，战争实质上已成了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外交，也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非常主要的外交文本。那怕是荣誉心特别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为了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能在缔结和约时当作资本。

　　 前面已经说过，战争之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不大的形态，是因为维持战争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些有声望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进行战斗也没有能够高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也只能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利害关系是直接的、完全自然的，靠的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朋关系和友谊，这一切都能够阻挡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之间的中心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每个国家外交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特别微妙的体系，以致到了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了。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要有一把利剑以外还需要拿起一支好笔，即使这样，他在征服其他国家方面还是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妄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六世纪末他已经没有必要担心大多数国家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发动战争，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别的王国的军队没有二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在已经是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侵略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受到报复，而且它所攻击的对象与其说是敌国政府，还不如说是敌国的百姓，因而起不到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逐渐地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以及他们的要塞和构筑较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渐渐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为这种趋势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而且以后还会再说的那样，智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也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的发生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变的完全是政府的事情，同人民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在这个时期，如果一个国家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设想大部分在于侵占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如果一个国家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设想就在于如何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每个战局计划就在于占领敌人的这个或那个主要阵地，或阻止敌人占领自己的阵地；只是当为了实现目的会战是不能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因为求胜心切而寻找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一般，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战事即可结束了，而冬营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休战时期。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态势决不会成了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碰撞差不多完全切断，因此可以说，冬营成了这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假如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明显的是弱者，那么象会战和围攻这样的战局也不会发生，这样一次战局的整个活动就只局限于在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照战局计划一点一点的侵占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处处都是在这样进行，那么战争威力所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表现出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战争状况中就不能发现什么矛盾，就会感到这一切都处在很一般的状况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考虑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注意战争的起始和结尾，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有关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象道恩元帅也好象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全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一点也没有实现其目标。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假如占有优势的兵力，就必须获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不管摆弄什么样的战术都是不能把仗打好的。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形就类似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使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明显表现出不够用了。当时人们依照常规的方式看待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不太多的军队上，但是，在一七九三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变成了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够研究出现这种伟大现象的全面情况，只能在这里探索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因为人民加入了战争，因此，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国的人民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够利用的方法和所能够作出的努力使原有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碰不到什么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所讲的情况下还不能使人完全地认识到它的威力，还不能使人充分地了解它，就已经过去了，假如说革命的将领们没能坚持不懈地向最终的目标前进，没能摧垮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有能力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止对方胜利的浪潮，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性不完美而造成的。这种不完美开始出现在一般的士兵身上，以后则发生在将军们身上，最终，这种不完美竟在督政府时期在政府身上表现出来。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接近于完善之后，这支利用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会满怀信心地走遍欧洲，打退所有的抵抗，在任何旧式军队前面从来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得到了及时地复苏。在西班牙，战争顺其自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一八零九年政府首先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按原定计划接近了进攻的目标，在这时所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未感到可以做到的事情还要多的多。俄国在1812年模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做法，这个国家所只有的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晚的准备也可以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率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当作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得不到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它各邦也都先后模仿普鲁士的做法。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一八零九年小，但是也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兵力。这样一来，假如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一四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战斗力也比从前大有提高，虽然还不能全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一些方面，畏难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再是依照旧的方式，而是依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到塞纳河，傲慢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怜的拿破仑被捆绑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之后，战争开始是在作战的一方，以后又在被进攻的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的结果得出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或许更正确地说，战争已非常靠近其真正的性质，靠近其绝对完美的形态。战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已经不再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作战方式的增多，也许获得的成果的范围得到伸展，由于人们的情绪激动表现极为强烈，作战的战斗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败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意志消退，战斗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应该停止行动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所有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迸发出整个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人民参予了这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人民之所以加入进来，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世界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感到遭受法国人威胁的紧迫性。

　　 那么，上述情况是不是会长期存在下去呢？将来欧洲的所有战争是不是都会倾国倾城的去参加战斗，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步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凭空想象地作出结论。不过，对我们以下这样的看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才存有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将其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出现重大的利害关系时，交战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必须用现在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为了匆忙地给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战争，每场战争都有其特定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尽管处处和常常有人希望根据哲学原理来制定战争的理论，每个时期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推断每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研究每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枝节上纠缠，而是去观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但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情况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必然还带有一些比较具有一般性的东西，甚至还带有一些完全具有一般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理论最先需要加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形态，战争中包含有一般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如战争有朝一日突破了限制就不会被重新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考虑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界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作为错误而加以斥责。这不会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必须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空想中的战争的学说。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分和调理每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发生战争的情况的多种形式，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概框架时，应该想到时代和当时情况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依据他所处的具体环境而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普遍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需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