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与原理·第六

作者: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2022-02-11 14:26:35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这部讲稿最初的构想是打算先对海军战略的各种要素作一概括论述,以此作为导言,并进而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战略特点展开研讨。引自查理大公著作中关于多瑙河战略重要性的论述,就是这一导言的主旨;此外,作为附加例证,还讲述了从热那亚经米兰延伸至莱茵河流域的这条位置线和被视为军事位置的地中海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历次战争所产生的类似作用。这些实例不只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央位置和内线的价值;与此同时,还研讨了克伦威尔时代海上战争对于这一战略课题以及集中这个重要战略要素所提供的宝贵教益。

   这部讲稿于1887年开始讲授,而美国从杰弗逊总统时期起,即从19世纪的最初几年,就已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表示关注。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美国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由于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被推翻和独立社会代之而起,随之又宣布了门罗主义,其关注程度更加增大,但其目的却无改变。美国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进一步防止欧洲人推行殖民主义或全面控制,尽可能地防止欧洲人的干涉。扩充美国控制范围的主要目的,就是排除欧洲势力,其手段就是抢先占领地盘;对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占领就是相继实施这种抢先占领的实例。这种传统做法曾经推广到古巴;美国绝不能默许古巴转到一个海军强国之手。甚至就连反对可能导致海军设防的任何获取方式的杰弗逊总统,也认为将古巴列入美国的扩充规划是符合需要的。他肯定地说,在古巴之外,我们不应再期望前进。

   然而,环境的力量将美国的现行权益推广到古巴以外的巴拿马地峡。这是由于从墨西哥手中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并在该地发现金矿从而加速了太平洋沿岸的发展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巴拿马地峡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在两大洋沿岸都有领土的国家来说,当然从一开始就是极为明显的。巴拿马地峡过去对于西班牙也具有极为明显的重要性,当时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领土分布曾经影响过西班牙及其敌方的政策;当美国在两大洋海岸拥有政治和贸易权益时,地峡对美国的重要性就更加清楚。随着这些权益的发展,对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也就成比例地与日递增。从那时起,以1851年签订的又于1887年续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为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明显分界线,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日益关注通航问题,而且还关注可能影响这一通航的一些位置问题,因为这些位置可以影响一些交通线,特别是影响这些交通线的那些特殊的极为重要的环节——巴拿马海峡。

   可以看出,巴拿马地峡就其本身所特有的状况来看,简直是多瑙河得以控制其流域所具备的全部情况的再现;也是本讲稿开始时作为主题所提到的瓦尔泰利纳隘路对于由西班牙经意大利和日耳曼而至尼德兰这条交通线的控制的重演。加勒比海就是地中海这一中央位置的再现。即使没有立即要修一条运河的计划时,即使问题像1887年那样仅是陆路运输问题;以及像现在的情况,虽则运河现在已接近完成了,上述情况确实如此。一旦运河建成,水路交通可联接起来,它同其他实例类似之处必将更加确切无误;为便于海军在美国的东西两侧沿岸进行活动,对运河进行控制就必将成为绝对的需要。到那时,地峡将像位于各国之间的多瑙河障碍那样,横梗于两侧海岸之间;运河则将成为桥梁,要想保证通过就必须将其占有。丧失控制就是失去向任何一个方向进行集中的方便,多瑙河在日耳曼曾为一位将领提供过这种方便,瓦尔泰利纳地区在16和17世纪都曾为西班牙人提供过这种方便。这样一些条件便使巴拿马地峡既具有国际重要性,又对美国具有国家重要性;但美国的权益极为特殊而且至高无上,理所当然可以期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自从这部讲稿初成之时起,整整过去了二十年,甚至从对其进行部分修订的1897年算起也已经历了十年,美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全面改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至1898年美西战争之时仍在生效;直到1901年才被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所代替。就对欧洲的关系而言,后一条约确认美国可在巴拿马自由行动;在这一问题上仅对英国负有外交义务。然而,这一条约的缔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涉方告完成;由于美国关注其在地峡的至高无上的权益已经发展成为强烈的感情,故条约的结果十分苛刻。

   美西战争导致门罗主义获胜,而这一战却又将美国推入欧洲各国所关切的事务之中,其程度是我们的先辈从未预料到的,这真是一种奇妙的讽刺。我并不是说,我们本身因此就受到了纯属欧洲纠纷的影响;而我是说,由于美西战争的结果,我们的对外关系已经有所改变和扩展,因而欧洲各国的相对力量,即我们所说的实力均势,会随时而且出其不意地同我们发生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注视这一均势的变动,它就像钟摆那样不断地摆动,但并没有规律。

   因此,我决意修改我在1897年所发表的已经不再能站得住脚的、但绝不是从来都未能站得住脚的意见,即没有必要将欧洲的政局列为美国海军学院课程的一部分。在早些时候,对这一提法确曾做过注释,加以谨慎限制,其注释是,欧洲各国当时致力于并在一段时间早就已经致力于殖民地的扩张,这种扩张所表示的精神可能使这些国家同美国的门罗主义声明发生冲突;由于所有这样的活动都要依赖于海权,所以学员在研究海军战略时必须予以注意。但现在的情况较之当时都要更加突出,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活动已经扩大了范围,主要原因则是因为欧洲本身的内部关系及其对亚洲的关系正在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变动,这种变动则会大大影响到一些欧洲国家意欲在美洲或亚洲反对或支持任一具体政治路线而实行干预的能力,特别是会大大影响到与其相关的海权。

   十二年以前以及在此之前的欧洲对外活动,如今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被欧洲内部本身的敌对竞争所代替。然而,这些敌对竞争又是它们以前对外活动的结果,归根到底又决定于德国贸易的发展。德国的贸易发展促使德意志帝国制定出一个庞大的海军发展规划,这就影响到整个欧洲并可能影响到美国。1897年我把欧洲形势归结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法德对立各拥有其盟国而形成均势;一是英国不再主动参与欧洲大陆事务。当时,奥、德、意三国同盟对抗法、俄两国同盟;英国则袖手旁观,但对法、俄却深怀敌意,而对日耳曼诸君主和意大利却并不反对。这种敌意完全来自欧洲以外的情况——即在印度反对俄国,在非洲反对法国。后来,由于俄国被日本击败以及国内动乱而陷于瘫痪。一时只剩下法国独撑局面;在此期间,德国由于无陆上攻击之虞,得以拨出大批款项发展海军,以便保护其日趋繁盛的贸易。结果便出现了一支计划中的庞大的德国海军,随之德、法两国因摩洛哥事务发生摩擦;种种事件促使英国意识到所发生的海军危机,并促使它同法、俄取得些谅解——不管其谅解程度如何——终于结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三国协约。简单说来,英国放弃了二十年前的孤立,站在两国同盟一边,结成了一个三国协约。

   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在门罗主义所涉及的问题上一度曾是我们主要对手的大不列颠,后来由于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再坚持反对立场,转而于1898年实际支持我们对抗欧洲,并终于承认了关于巴拿马的处理,签订了众所周知的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现在,大不列颠在海军问题上,已不再像它过去那样,能够左右整个世界了,这对美国和日本来说,大不列颠由于内部事务缠身,除受相互负有义务的条约的约束之外,即使想要支持美国或支持日本,都将难能为力。英国同日本之间互相负有这样的具体义务。英国同美国却无这种义务;因而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英美两国是否打算互相支援,假如互相支援,那么这种支援将达到何种程度,或者一旦日美之间产生异议,英国将采取何种立场,这些都是直接影响海军战略的问题。 [ 注:自从这段内容写成以来,英日双方于1911年7月13日签订了一项新的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其条款中规定,任何一方均可同第三方签订像英美之间所签订的那种一般性仲裁条约,并将不再对另一方负有针对第三方的军事义务。 ]

   大不列颠的确暂时还能钳制住德意志帝国,使其只能照顾其欧洲权益;然而,一旦一场海军灾难落到英国身上,使德国得以左右海军局势,世界上就将再度出现一支以优势陆军为后盾的优势海军,这支海军不是握在像英国那样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国家手中,而是握在一个进入世界较迟未能拥有任何巨大价值的殖民地的国家手中。狭隘的世俗观念看不到像现在德国正在创建的这支海军,除当前直接目的之外,还有其他远大目的。这样一支海军的存在对当前政局乃是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它所起的作用将依环境而定,并非总是可以预见的。德国的殖民野心尽管一时受到制约,但其欲望并未泯灭,仍然存在,依然想在国外获得属地以扩张其领土,建立海外基地以支持其贸易或政治权益,建立像当时有助于构成大不列颠帝国那样的同文同种社会,为移民建造家园,为工业寻求市场,为工业所需的原料开辟供应来源。

   所有这样的情况和野心都是全面考虑过的战略必须予以论述的事件。通过不断地阐明门罗主义,美国担起了不使美洲一寸土地落入现在占领者以外的非美洲国家手中的责任。所有外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胜利、购买、交换或合并(这并非不可能发生,荷兰同德国便是一例),都不得成为转移美洲土地的借口。门罗主义乃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契约;这一契约的唯一保证就是一支胜任的海军,因而,应对“胜任”一词下个定义。胜任并不单单依赖于现存的实力均势,例如当前英德海军相互牵制,致使门罗主义一时得以保证实行。还必须考虑到妄图打乱这种均势的富有明显威胁性的政策,例如德国正式宣称,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这样实力的舰队,即使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要想同德国交战就势必要甘冒有损其最高权益的危险”。这至少意味着,大不列颠从此以后不会再像1898年那样冒险支持美国反对欧洲的干涉;也不在摩洛哥支持法国;也不同日本结成同盟反对德国。这对海军战略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效果,致使多年来一直同美国不和主要是反对门罗主义主张的大不列颠也终于不得不采取实质上同美国一致的观点,尽管它对此并未发表正式声明。 [ 注:自从此段写成后,英国内阁阁员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已于1911年5月23日发表了这样的正式声明(见1911年5月24日《邮报》)。 ] 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家的利害关系,是国际政策问题;但海军和陆军的战略家也必须将这些关系列为必须予以考虑的资料,因为这些关系同其他要素一起决定着本国舰队的建立和规模。

   我以赞同的态度在这里引述法国战略家达里厄的一段话:“在战略思想所引起的复杂问题中,再也没有比建立舰队更为重要的了;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到同大国的国际关系以及本国资源所限定的物资极限,就会建立在脆弱而不稳固的基础之上。”我还要重复一下冯·德·戈尔茨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拥有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战术。”我要彻底否定我曾经说过的一句不够郑重的话,这句话所反映的风气曾经一度成为海军的传统,以致可能成为一句专业行话,这句话就是“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家而与军人无关。”我在我的旧的讲稿中发现了我说的这些话,但我很快就从我的军事益友若米尼那里得到了教益;我相信在我的今后出版的著作中,我不再赞成对外政策同军人专业无关的这种论点了。

   遵循这一改变了的看法,我于1895年,又于1897年,按照我的设想对欧洲局势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的突出特点是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实质性的平衡,形成了所谓实力均势;随着这种稳定的局面兴起了一场巨大的殖民运动,实际上所有的强国都已被卷入其中。我曾经指出,海军的战略家对此应该予以注意,因为美洲大陆的有些部分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会被这一运动所吸引,而置门罗主义于不顾。

   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明显特征就是德国工业、贸易和海军力量所有这三者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其陆军优势也一直领先,尽管这一优势由于法国陆军的改进或多或少受到限制,就如德国海军的发展曾受到英国海上优势力量的限制一样。与德国发展的同时,俄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趋于衰落;法国的人口已经停滞不前,而德国的人口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德奥两国日益接近,其原因不单纯是由于条约对它们的约束,更多地是由于控制力量的增强。其结果是今日的中欧,即奥地利和德国,实质上形成了一个同一体,它在海上从北海扩展到亚得利亚海,在陆上则拥有一支欧洲联合起来都难以抵御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假如我对这些情况和相对于这个中央集团的其他各国的分散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实力均势就已不复存在了。

   这种形势同英国贸易对新兴德国工业的妒忌以及英国对德国海军发展规划所怀的戒备恰好一致,从而使英国放弃了过去实力均势曾经允许的孤立态度。它参加协约就是试图纠正均势的失调;然而,尽管它们朝此方向努力,但却无力取得所期望的完满结果。均势依然难以稳定,致使欧洲的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的局势,而不再能像二十年前那样集中于殖民运动。德国甚至通过其驻美大使之口正式向美国否认它有殖民野心,并由其外交部长予以证实,尽管这种野心于十二年之前即已众目昭彰。正如许多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殖民运动,的确可以说,已经进入稳定平衡时刻,而欧洲内部却极不稳定。

   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之点则是蒸蒸日上的德意志帝国的实力,德国的国家效能作为有机实体已经大大超过大不列颠,而且可以证明,也已超过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各自拥有的财富较之德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如能共同行动,其优势必将更加显著。但两国运用资源的效能都无法同德国相比;而且又缺少明显的机会或公认的动机促使它们共同合作,就像德奥如今在欧洲合作那样。其结果致使德国可以依次一个一个地对付,其效果远远超过德奥单独任一方当时愿意考虑到的;因此,只要奥地利站在德国一边,欧洲就无力影响这一结局,德国也就十分清楚它可以为所欲为。

   正是这一推理方式指明,德国的海军实力对于美国来说乃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除英国海军之外,在欧洲没有能够制约德国的实力;假如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如他们那时所希望的继续发展下去,则英国海军就相对力量而言很可能也将衰落下去,以致不敢冒险就广泛的政策路线抵挡德国,而只能在直接涉及到最狭隘意义的英国权益中来抗拒德国。甚至就连这种情况有可能也会消失,因为大不列颠的国家生命力正在日益衰退,与此同时而德国的国家生命力却在蒸蒸日上。其实际情况是,德国按其两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已经继承了一种国家控制的体制,这一体制不仅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而且民众也已对其趋于习惯,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因素;这一因素处在个人受社会即受国家控制的时代,正在日益增长已成为时代的特征。在这方面德国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日本也大致如此。

   当想起美国也像大不列颠和日本一样只有从海上才能接近时,我们就不难看出,最重要的是要在海上拥有一支力量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和支持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的对外政策现时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关于门罗主义,塔夫脱总统在其第一次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到门罗主义时曾经说过,它已明显地接近普遍接受;而要保持门罗主义未来的地位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担心了。欧洲已经承认这种局势,欧洲之所以向门罗主义让步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欧洲的竞争限制了欧洲的干涉能力——这是一个可能突然发生变化的条件,就如十年来俄国的实力业已发生变化一样——尽管如此,但门户开放显然仍同门罗主义一样确实而且同样直接地依然需要海军实力做为后盾。由于门户开放的斗争舞台是在太平洋,于是巴拿马地峡便成为美国通向太平洋的门户,而通向地峡的交通线则经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因而,现在对这一海域的关注比起我二十多年前最初对其进行战略研讨时就更为深切。它对门罗主义和普遍商业权益所具有的重要性,即使已有改变,但却依然存在。

   当我第一次试图对加勒比海进行这种研讨并以其为例来阐述有关海军战略的某些原理时,欧美舆论对于海权以及海军战略所研讨的海权运用方法,几乎毫无任何明确的认识。这种对于海洋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可在俾斯麦身上找到明显的例证,虽则他是当时欧洲最有创见的政治家。在对法战争结束和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之后,他将德国说成是一个满足于领土扩张的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德国已经达到了俾斯麦为其所规定的野心极限;从此俾斯麦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发展,这一发展必将使国家协调一致并确保俾斯麦为德国所赢得的统一和权力。俾斯麦的对外关系规划并未伸展到欧洲以外。当时他已经年迈,无法改变其固有观念,尽管他并未忽略要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民众要求。

   俾斯麦对于海洋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同德国现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德意志帝国则是这种转变的最显著的例证,而帝国所取得的现代伟大成就首先则应归功于俾斯麦。自1887年以来,世界上新兴的强大海军就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时至今日,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清醒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世界权益,因而也是自己本国的关注,应当是在其他大陆之上。欧洲在其相对稳定的局势下,实际上在为冒险性的事业和决定性的事件提供行动基地,而行动的地点则在那些政治和经济的落后必须让位于进步的国家里,而这种进步几乎都带有革命的色彩。这些行动很少不经过动荡即能达成,而平定动荡就势必依靠武力。一个欧洲国家——只有俄国除外,在较少程度上奥地利也可能除外——只有通过海军才能动用武力。

   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未来取决于海权,因而以这种关系为课题的著作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日俱增。这已成为海军事务中一个新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著的大部,如果说不是全部,所论述的资料以前不曾为人所知和未受到赏识。而是意味着在使其系统化方面进行着一种新的尝试;即对资料进行整理,指出其重要意义,从中引出教益,将其系统地阐述成原理或定义,运用这些原理或定义便能更易于理解战略问题。对于某些已被认识的战争原理,普及的常识早已将其简要阐明,而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天才人物又将其进一步推向发展并另外又有所发现;然而,将这些原理融会贯通使之系统化,通过实例对其进行论证,将其确立为众所公认的理论法规,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尽管其运用尚不够完美,所有这一切还都是在最近几年才刚刚得以做到。在古往今来的海军军人函件中,在政治家的活动和交往中,在海军通史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实例来了解这些特殊要素本身所拥有的价值,以及它们同近期的和远期的权益的相互关系。

   海军战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用为阐述战争原理的例证,意味深长的是,那些最能引人入胜和以军事卓识而称著的海军战役,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乃是其指挥者往往是陆军军人多于海军军人。克伦威尔的海军在这方面对陆军的倚重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就连改组舰队也委托给三名陆军上校,他们成为所谓的海上的陆军将军。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对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的海军和战略进行彻底的改造。其深远目的在于按照当时欧洲最为精锐的共和政体的陆军体制来改组海军;一切军事行动统由陆军军人操纵控制,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就是罗伯特·布莱克。他死之后,一位富有才干的陆军军人和战略家蒙克继承了这一传统。

   这些情况尽管有所改变,但却一直延续到威廉三世。在威廉三世的领导下,海军才在业务上彻底同陆军截然分开。然而,不仅威廉国王而且其军事继承人地面部队总司令马尔伯勒将军都曾系统地阐述过舰队的战略运动;他们认为陆军和海军都是构成整体所必需的要素,在这两位杰出的陆军军人相继指挥的一些战争中,陆军和海军相互配合实施了一些巨大的合同战役。特拉法尔加战役,在法国一方,自始至终都是拿破仑在掌握;科贝特曾经告诉我们,拿破仑所采取的主要方针却是由四十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制定而成的。在老皮特的领导下,这种协同作战都是由他亲自决定的;尽管他也曾用过专业顾问,但最后的战略决策仍然由他做出。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的历次战争中像罗德尼、圣文森特和纳尔逊都成了杰出的战略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英方的战役部署完全符合战略要求而且正确合理。

   在前述各次战争的记载中,在同这些战争有关的函件中,甚至在较早的海军历史和人物传记中,都可以找到丰富的素材,从中推出“海战艺术”;但那是未经消化尚待加工的原料。这些素材本身虽然很丰富,但并不能提供艺术,正如砖头数量再多也不会给我们提供房屋一样。大概由于帆船的动力很不稳定,致使战争艺术在海军中的运用处于落后状态。一位海军将领不可能将其航程换算成需要的日数,而一位陆军将领却可将其里程换算成行军的日数。纳尔逊在追击敌人中,同西风拼力搏斗,而维尔纳夫在距二百海里之处却趁一阵突起的偏东风加速驶过直布罗陀而逃之夭夭。陆战虽然也变化莫测,但不像这样总是把握不定。航程受风水流速影响如此之大,致使战略配合乃至战术配合令人沮丧地难以掌握。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风使纳尔逊无法以其既定方式来实施其计划,尽管他成功地保持了基本态势。由于欧洲的一流海军热心于舰船操纵,而对其本身的军事业务却冷漠视之,致使无意于系统研究的风气大为增长。

   回想起来,当这部讲稿最初写成之时,尚未出现过使用蒸汽舰队的海军战役。美国南北战争没有出现舰队对抗;因为只有一方拥有舰队,但就海权的影响而言,却取得了丰富的教益。1870年的普法战争,1877年的俄土战争,也都同样在这方面取得了教益。自从这部讲稿完成以来,1894年发生了中日战争,1898年发生了美西战争,1904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对于其中的日俄战争,以后我们将进行专题研究;然而,尽管例证是引自这次战争,但绝大部分历史经验的研讨仍以风帆舰队为依据。

   蒸汽使舰队的运动获得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如今,顶风和逆流只不过如同道路的泥泞和崎岖一样,都可以估算出来。计算螺旋桨的转数较之计算士兵两腿的运动,甚至可能更为容易。因此,海战艺术才有可能形成;而且也已成为刻不容缓,因为武器的迅速和多方面的发展引起了一场思想混乱,如有可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结束这场混乱。再者,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信念坚定,我们便可以对公众的认识产生一定的极为需要的影响;因为在美西战争期间,明智的人士却发出了无知的喧闹,后来又提出了要求要把舰队分开配置。只要可能,我们就应抓住那些经历过一切变化考验而仍不失其为海战基础的原理;亦即抓住那些极为显著的主要原则,这些主要原则可用次要细则加以充实,而这些次要细则又是从这些主要原则中推出来的;遵循这些原理便可对这种或那种貌似有理的主张进行判断,视其同已经确立的真理是互相一致还是相互冲突,而断定其正确还是荒谬。

   这样一来,当有人极力主张将我们的战斗舰队平均分开配置于我们的两洋海岸时,这种主张过去有过,将来一定还会有,我们就能确有把握地指出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如1652至1654年,荷兰和英国就曾如此分兵于北海和地中海,两个半世纪以后俄国也将其舰队分别配置于波罗的海和旅顺口。我们还可以引述拿破仑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的历史事件所持的意见,当时,康华里拥有内线位置和三十四艘舰船,而他却将其分为几乎相等的两个部分;一方十六艘,另一方十八艘,就像今天要求我们要做的那样;这种做法可使任何人都能预见到,一旦敌人发现其中一方,就必将居于显著的优势。

   [科贝特在其最近发表的《特拉法尔加之战》这部著作中,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拿破仑对此的批评并为康华里的分兵辩护,康华里必须对付同盟国在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此外还要对付在布勒斯特的二十一艘,他将他的三十四艘舰船分为两个集团,十八艘部署于费罗尔港外,十六艘部署于布勒斯特港外。根据我的理解,科贝特辩护的理由是,费罗尔的舰船可能开赴地中海,并在那里对英国政府为谋求同俄奥两国结成联盟而正在努力创建的态势进行遏制。

   任何困难的军事形势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毫不武断地指出,拿破仑的判断大体上是对的,而科贝特的判断大体上却是错的。当时在费罗尔的同盟国分舰队于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有意地放弃了地中海而开赴西印度群岛。返航时,它们并未采取较易的航线驶往地中海,而是避易就难进入费罗尔同该港的援军会合。与此同时,恰巧布勒斯特的法国分舰队驶入外层锚地,在重炮掩护之下,准备尽一切可能配合费罗尔分舰队的开进。当时的地中海总司令纳尔逊曾经追踪过现已集结于费罗尔的土伦和加的斯分舰队一直到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没有发现它们,于是他就率舰队返回地中海;因为这是他的特定职责,在没有获得确实根据确信地中海安全无虞并有必要开赴他处之前,他有责任预防万一。在接到直布罗陀所获取的土伦分舰队确已北上的情报后,他获得了这一根据。遂即他便率舰北上并同已经位于布勒斯特港外的舰队会合。所有这一切都可表明,纳尔逊已经认为危险已在北方,地中海已暂时安全无虞。这一总的结论得到了科林伍德的赞同,科林伍德只率为数很少的舰船留在加的斯港外,并继续负责兼管纳尔逊留在地中海的一支较小的巡洋舰部队。

   其结果是,当康华里将其舰队分为两部,一为十八艘,一为十六艘,两部相距三百余海里之时,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早已开赴海上,到达费罗尔的西-北西二百五十海里之处,就如俗称无形的罗什福尔中队那样占据了有利于在任何方向上作战的位置,于此关键时刻它正漂泊在附近海上而未被发现。而康华里指挥的分舰队处于此种态势之下,很有可能不是十八艘就是十六艘舰船,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与同盟国的二十九艘舰船相遇;如在布勒斯特港外遭遇,那里的法国舰船还可能进行配合。

   其结果毫无疑问会是一场英国海军技艺加勇敢的出色表演;还可能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但正如纳尔逊所说,英国在令人厌烦地等待了两年之后,需要的不是辉煌的胜利,而是全歼敌人。“惟有数量才能达到全歼。”他的另一句名言也同样正确,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实态势,“假如考尔德以其十八艘舰船正面对抗二十七艘或二十八艘敌舰,即使敌人将我们的舰队打垮,但他在本年内再也不会对我们为害了。”然而,指出对态势抱适当的乐观态度是一回事,而赞许不顾后果的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十八艘英国舰船抗击二十九艘同盟国舰船,双方可能同归于尽,其留下的均势恰好仍同原来一样;而三十四艘英舰对付这一数量的敌舰就会全歼敌人。二十九对十八的差额,差不多正是纳尔逊不久之前曾经对他自己的分舰队所预期的同一差额,二十对十二;虽则他声明,他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奋起一战,但他声明的言辞是很谨慎的,采取种种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表明了他对执行这一声明的严肃看法。]

   探索和创立主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往往没有几条——围绕这些原理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将其归纳分类,将会减少模糊观念所造成的混乱,使思维达到既简明扼要又方向明确,从而收到简明的理解效果。必须指出,蒸汽机简便了海军的一切运动,不管是战略的还是战术的,还为交通这一要素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交通对陆上战略可能具有最为重要的控制作用;恰如陆军必须依赖于交通一样,蒸汽舰船则有赖于不断补充其有限的储煤量,相比之下,风帆舰船的动力却勿需依赖于供应。可能还必须指出,在长途航行中,总的看来,风力对于双方对手都是机会均等的,所以在风帆时代,就不会由于是否拥有足够的供煤站或战场是否同本土靠近而造成不平衡。煤炭可能比陆军在急行军中所能携带的给养延续的时日将较长一些,但在令人担心这一点上,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它们的动力分别是粮食和煤炭,而不是人的腿和发动机。

   舰队无风即停的时代,诚然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装载可供四、五个月之需的粮食和淡水即可不停地追踪敌人直到世界的另一端的日子也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纳尔逊于1803至1805年之间,经常在舰上备有三个月的粮食和淡水,并曾力求备足五个月所需之量;这就是说,力求达到将近五个月不依靠交通运输。如果要想减轻战略上的困难而多载煤炭,则吃水就会增大从而造成战术上的障碍,致使航速降低,操纵不便;或则如不增大吨位,就势必牺牲装甲和舰炮,这就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现在依然使人记忆犹新并受益匪浅。他的困难在于补给,主要是煤炭,这是尽人皆知的;当其最后航程仅余一千海里之时,他却毫无必要地下令各舰满装煤炭,这种轻率的举动造成的后果十分惊人。他之所以有此举动,只能归因于缺煤的困难对其产生的心理影响,因为他明知战斗不可避免,而这一失策的举动必将使其舰船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境地,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由于蒸汽机既提供了动力又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必须对海上战争艺术进行更全面而有系统的论述,并创建明确的原理以为依据。开展这项工作乃是海军学院创办目的中的特殊要求。战争艺术的原理虽然没有几条,却包含不少要点,所以海军学院的原则只有一个:即研究战争艺术并阐明其原理。就如人体一样,脊椎骨只有一根,而肋骨却有许多。一旦这些原理或多或少地得以顺理成章,则更加清晰地理解海军历史的途径便被打开了。于是就能更加准确地洞察历次海军战役的成败原因。充分掌握原理,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海军战略家从专业实践中汲取精确的教益,就如一个已经掌握了原理的律师从专业实践中汲取精确的教益一样。广泛研究案例,可以增强了解,加深领会,开阔眼界,增进对任何案件的关键特点的领会能力和理解速度,不为相对的非关紧要的细节所迷误。

   当我还是一名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时,一位深有造诣的军官,已故戈尔兹伯勒海军上将,对我谈及他在法庭上旁听著名律师对一起疑难案件的辩论所感到的迷惑。当天晚些时候,他遇到了主持开庭的法官,他就对他说:“的确,我真不理解您何以能够从双方提出的貌似有理的巧言的迷宫中找出自己的出路。”法官答道:“在这类争论中,只有很少的,可能只有一件或两件事实或原则真正值得对其进行决定性的思考。将它们牢牢记住,而把其余论据当成枝节问题或无关重要之谈抛开,于是便可轻而易举地做出裁决。”这就是领会原理之后通过研究而形成的习惯见解所具有的优点。这样的决定性思考基本上符合于构成军事态势“钥匙”的主导特点或特点。 [ 注:克劳塞维茨曾以不无取笑的口吻提及战场或军事态势“钥匙”一词;这个词说起来或写起来都很容易,但其本身的释义却好像一部百科全书那样包罗万象。然而,这个词在其他方面的类似使用,证明将其运用于军事环境也是正确的。按这位著作家的评价,使用这个词具有特殊的优点,有助于掌握合乎需要的印象,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军事态势或军事问题中总有一个居于首位的主导特点,它可从许多细节中提炼出一个中心思想,依据这一中心思想可使目的和部署集中起来,从而达到计划的统一。 ] 大量令人迷惑的事件聚集在一定的决定性思考周围,紧紧抓住这一决定性思考,你不仅能够更加容易地了解到特定实例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能使你越来越善于判断展现在你面前的任何军事实例;而且还是以通常所说的处置紧急军情所需的快速来进行判断。

   从下面情况可以看出陆战对于海军研究人员所具有的价值。首先,陆战拥有更多的范围广泛的记述各个阶段的资料,因为陆战远比海战为多;而且还可能由于这些大量的资料经过很多努力,作了有条理的分析之后,已经从中引出了基础原理。再者,随着动力由不稳定发展到稳定,海军运动同陆军运动之间的差别也随之消失。因而,除非准备抛弃我们先人已经取得的学识将其视为无用之物,否则我们定能在研究杰出的军事著作家中找到最为充实的基础,并于此基础之上创立新的结构。且勿做徒劳之事,因为那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应在坚实的地基之上开始劳动,接受已经完成的明显成果去着手创立。既不怀疑,也不畏惧,我们定会找到充分的差异;当新的建筑建成之后,谁也不会将新房误认为旧屋;不过二者将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其极为鲜明的对照将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二者共有的强烈特点。

   按通常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战略一词的运用仅限于军事联合,这种军事联合包含一个或更多的战场,这些战场或是各自独立,或是相互依赖,但总是真实的或直接的战争场所。这在陆上固属如此,而一位法国著作家却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军战略实在过于狭隘,这一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说:“海军战略不同于陆军战略之处在于,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需要海军战略。确实如此,海军战略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过购买和缔约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在战争时期可能难以获得的优势位置,而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它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于岸上选点立足,由最初暂驻成为最后的占领。”

   海军战略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殊区别,乃是由于海军能够到达领属关系未定或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而陆军却只有依靠海军才能到达这样的地区,如果陆军要想在这样的地区作战,还须依靠海军控制海洋。假如一个国家要想对这种领属关系未定的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它必须占有位置合适的基地;而且和平时期的贸易需要往往要求拥有这样的属地,正如这位法国著作家所说,一旦时机成熟便将其占有。

   在欧洲,如今各国的强大陆军妨碍这种占有,除非以战争为代价;尽管面对最近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之被吞并,这种说法很难再维持下去。的确在东南欧由于土耳其的衰落,这种绝大部分只能发生在海军才能到达的比较偏辟地区的情况,却出现在欧洲的后门之处;当时土耳其政局动荡,为奥地利提供了机会和借口采取行动,在战略位置上加强其力量,至少可以说,使其得以将力量推进到爱琴海,这是奥地利未来贸易所需要的目的地。还可以回顾一些更为久远的历史实例,英国在十年和平时期之内以表面上暂时性的条款和条件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对于塞浦路斯终于达到了正式割让,对于埃及则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尚未撤离该国。英国在那里一直是占有者,谚语说占有者在诉讼中总是占上风,尽管法国和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满,但最后终于表面上做出了让步。

   同样,近年以来,法国占有了突尼斯的领土和港口比塞大,该港被特别推荐有作为海军场站的可能,其主要水文特点优于阿尔及尔,而且又靠近地中海的狭窄部分;即接近于直布罗陀海峡至苏伊士运河之间的交通线,这是欧洲至远东,至印度以及至澳大利亚航线上的紧要环节。还有德国从中国手中租借了胶州湾这一位置,德意志帝国的大臣当时宣称,出于贸易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即出于海军方面的原因——长久以来即已预见到在远东需有一处基地。恰好时机适宜,于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便得以获取到手。自从这部讲稿最初完稿以来,德国购得了加罗林群岛及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这些都是这位法国著作家所引述的证实这一真理的例证,他说:“海军战略的最终目的就是既在和平时期也在战争时期奠定、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海权。”我怀疑,这一道理到底是否就不适用于陆上战略;然而,陆上战略所关注的位置——陆战地域——已为众所熟悉,而且依据长期以来的传统法定权利已被稳固占据,除非付出战争代价,通常是无法易手的。外交官们无非是在军人取胜之后照例于条约上签署而已。而大部分海上战略据点,情况却不如此。这些位置却是在和平时期未经冲突而占有的。美国占有夏威夷群岛也是如此,这项任务直到这部讲稿写成之后好久方告完成。这样一些属地之所以往往不需经过实际战争即可占有,是因为其第一个拥有者由于衰弱而无法进行可能成为战争的抵抗;或是由于衰弱而感到需要同海军强国建立政治联系。

   遵循这一观点可以联想到,海上作战所依托的位置即通过上述方法而占有的位置,总是远离占有这些位置的国家,所以海上作战的地理范围同陆上作战相比极为广阔。当已故谢尔曼将军为我审阅这部讲稿的初稿时,曾对这一情况惊诧不已。与国家整个海岸同时并存的基地,通往同样遥远的目标的长达数百海里的交通线,每日达数百海里速度的运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雄伟的海上进军的想像画面而给人以深刻印象。

   当前各国海军部署的调整,可以见到和平时期的海军战略另一实例,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有关的战略中心之间相隔很大距离而定的,例如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战略中心,或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战略中心,便是如此。这种情况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条件而造成,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而造成,在何种程度上则是由于现在的海军军人同墨守成规的老一代相比对于战略原理和战略要求更为深入注意和理解而造成,对造成这些情况的这些原因做出估计,将是非常有益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集中的必要性现在之所以得到确认,应归因于研究工作的进步,归因于对于原理有了明智的正确的理解和对于一个国家于和平时期将兵力分散配置于许多地区这种过去做法在军事上的不合理和危险性做出了明智的正确评价;然而,这种正确评价得以通过特定方式表达出来,却是国际局势的变化的结果。英国舰队现在集中于本土水域就是一例。这是德国海军发展的直接反应。增强查塔姆造船厂的重要作用和在罗赛斯创建新的基地就是舰队部署变动的必然结果,两者都是和平时期建立或发展战略位置的例证。

   美国战斗舰队集中于单一指挥和集中成单一整体,这是具有更大分析价值的另一实例。此事不仅说明简明原理对于海军领导人的见解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指导价值;因为国际关系尚未迫使集中必须达到地区化,或是集中于大西洋,或是集中于太平洋,就如英国舰队业已集中于本土水域那样。这一集中纯属于对原理的认识,而不是为环境压力所迫。在海军中众所周知,这一认识是在海军学院举行的演习作业过程中首先形成的。美国舰队当前集中于大西洋,纯属出于遵循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欧洲这一传统观念。如今可能仍然如此,也可能已不再如此;环境,即国际关系的发展,将随时决定集中的地点,如同英国那样。循此思路可以看出,在战斗舰队进行环球游弋时,曾经一度体现政府总体海军政策的小型中队和分散舰船已不再出现,这是特别令人注意的。

   海军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集中,这是海上战略不同于陆上战略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表明海军具有陆军无法比拟的机动能力,这是因为二者是在完全不同的平面上进行运动。一支配置得当的舰队,能以陆上无法比拟的快速驶至所需要的战略位置。这在另一方面就要求做好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最低限度应能达到既迅速而又集中地到达目的地。所有这些都属于动员范畴;陆上和海上的行进过程无异具有共同性,二者的差异在于二者所及的范围和所行进的速度有所不同。海军的海上行进过程很简单,这又意味着海军能够达到迅速。而复杂则意味着多费时间。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陆军的平时配置必须直接参酌战时的需要,但由于另一方动员困难,故陆上允许分散兵力,而海军分散兵力就会失策。在动员陆军上,军事上所理解的集中如同动员海军一样,也是首要的目的;但却是第二步,即在局部活动动员若干军团之后才随之集中。而对海军来说,集中却是第一步,不论如何出乎意料之外,都应抢在战争爆发瞬息之前。其次就是辎重问题,即运输队问题,这是构成陆军运动的一个重大要素,但对海军来说却微不足道;海上运输队实际上同战舰具有同样的机动能力,因为开阔的海面能比陆上的道路提供更为广阔的方便。所有这些在机动能力上的有利条件在时间上便意味着快速;而这种运动所需时间的减少则意味着所行距离的增大,这就便于压倒兵力分散或毫无戒备之敌。就如当日本的鱼雷艇在旅顺口外对毫无准备的俄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之时,它们是在远离出发地点数百海里之外挑起战端的。

   查理大公说:“对战略据点的占有决定着作战的成功。”拿破仑则用“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的说法来表达这一意思。然而,必须警惕一种普遍的误解,即在人们的思想上对于海军问题似乎已经形成一种牢固的偏见。正是通过读书我才逐步地、信服地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其结果正如我刚才所说,在弄通原理之后,通过博览群书而获得教益。若米尼关于占据很多的战略据点是可能的主张,我很久以前就已知道并在几次讲座中曾经引用过;然而只是通过读书以后我才认识到,每占据一处港口就会增加海军力量这种看法是何等的普遍。海军力量理所当然包括对战略据点的占有,但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却是机动的海军。假如由于拥有许多港口而使你将兵力分散在各个港口之中,还不如不用这些港口为好。对此还应加上另一段话,也是若米尼说的,假如你没有把握控制整个战场,那么最好是占据能使你控制战场大部的那些据点。应当依靠已经取得的各个战略据点或由陆、海军强行占领的位置,将你能够坚守得住的位置向敌人方向推进,愈深入愈好;但在推进中延伸你的交通线时,应保证你在前进位置上的兵力不致遭到危险。

   关于这种前进位置的好处,古巴岛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例证,美国能否有效地控制墨西哥湾,取决于美国能否在该岛占有一处位置。当古巴还属于西班牙时,美国不得不以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作为海军作战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同欧洲的一个国家交战,而古巴严守中立,敌人将舰队冒险开入墨西哥湾,则其后方和交通线绝不会像今天这样暴露于以设防严密的关塔那摩为基地的美国巡洋舰的攻击之下。当交战双方兵力相等时,一旦敌对舰队想要驻泊于墨西哥湾内或进入加勒比海向巴拿马地峡推进,则这处前进位置就会使其占有者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为其提供便利去干扰和切断对方补给,特别是煤炭补给。单就墨西哥湾海岸来说,基韦斯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关塔那摩的作用。二者结合起来就对海湾地区形成一个整体防御,这较之在这一地区的特定各点建立局部的陆上防御更为强而有力。如就对运河地区的影响而言,则关塔那摩在态势上显而易见优于基韦斯特。这种位置对舰队的威慑作用同对单艘快速巡洋舰或小分舰队的威慑作用,在程度上并不能等同一致,因为敌人可能会甘冒损失数艘巡洋舰的风险而进行骚扰。

   在过去年代里,英国对法国各个港口的封锁,则是关于海军前进位置的极为重要的实例,由于封锁,英国贸易的安全才得以保证,对大举入侵不列颠诸岛才得以制止。当前英国战斗舰队集中于本土水域,其部署与上述封锁十分相似,显而易见,其目的在于以直接有效的集中对抗北海的德国舰队。一旦发生战争,无论可能采取何种特殊措施,该处总有一支明显优于德国的舰队,可以有效地掩护来自大西洋的所有英国交通线;实际上即连通世界各地的交通线,同波罗的海国家的联系可能除外。这一部署又切断了除同波罗的海联系以外的所有德国海上交通线。同时还掩护了不列颠诸岛不致遭受大举入侵。

   通过这些实例,可以明显地看出占有这种前进位置的全部理由。这样一来,你的舰队在背后既有可靠的位置可供依托,又有防护严密的交通线可同本土紧密相联,于是贸易、运输和补给等各种活动均可自由进行。当敌对双方兵力大约相等时,对方是不会冒险进入这样的海域,就如上述实例中德国不敢进入大西洋或美国的敌人不敢进入墨西哥湾一样,因为就在其进行冒险活动之中,其交通线就已暴露,而且一旦撤离时,它又远远离开了本土港口。古巴虽然掩护着墨西哥湾,但在抗击对北大西洋海岸的入侵中,则无法起到同样的实质性作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对法国的封锁,恰好相反,一直推进到靠近法国海岸,从而掩护了整个大西洋和通向不列颠诸岛的所有水道。由于这种推进,在保持封锁期间,英国本土得以确保安全,免遭入侵,从而使联合王国的贸易避免了实质性的损失,其损失率每年在百分之三以下。

   今天,仅就不列颠诸岛的地理态势而言,其本身对于德国来说就居于前进位置;其对北海的控制俨然就如古巴对墨西哥湾的控制,其对本土交通线的防御价值也相同。就连德国的巡洋舰——贸易破坏舰——要想到达英国的贸易交通线,就必须冲过北海的防卫,并在远离其作战基地从而造成煤炭补给不稳的情况下进行活动。我们知道,对后方及其交通线进行防卫,并不能完全使补给船或贸易船完全免遭贸易破坏舰的攻击。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陆军的侧翼和后方经常遭到这样的袭击。对于这样的袭击,使用轻型舰或使用与对方进行这种袭击所使用的相同的巡洋舰只能予以遏制,但不能完全制止。

   若米尼的经验较之美国南北战争还早半个世纪,他说:“出色的袭击部队总能打乱护航队,不论其所取路线的方向如何,即使其方向是一条来自基地中心至作战前线中心的垂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最少遭受敌人攻击。”

   然而,这种损害一般不应同切断或威胁交通线混为一谈。这只不过是战役中的轻伤,而不是致命打击;它令人伤透脑筋,但并不十分严重。它同在靠近交通线的巩固港口中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完全不同。

   破坏贸易或破坏敌人交通线的袭击战,可以从遥远的殖民地位置上来进行。在过去的历次战争中,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就曾被法国巡洋舰用为基地来袭击英国的贸易船和供应船。防备这些袭击,当时不能,现在依然不能依靠遥远的本土。必须在当地配置兵力予以解决。这样一些位置本身乃是前进位置的特殊例证,它们能起到特定的,尽管是有限的控制作用。例如,德属西南非洲,只就其态势而言,这样去骚扰英国与好望角以及沿此航线的以远地区的交通往来就方便得多。应付这种情况,同样也须在当地进行防备。英国舰队集中于北海在这一方面确实能起到作用,但这一作用却是间接的。存在的问题是,这种战前组成的特遣舰队到底能同德国在北海的总体作战计划,协调一致到何等程度;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由于特遣舰队的补给通过英国巡洋舰在北海和海峡设立的巡逻线非常困难,其作战效率到底能够维持到何等程度。

   假如一系列前进位置被陆地连贯起来并且伸展很广,则它们的作用就会得到明显而巨大的加强。古巴岛上的各个港口就是如此,它们较之每个港口更有各自优势,这些港口不仅为陆地所贯通,而且这一陆地屏障长达九百海里,形成一个使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样,不列颠诸岛对北海贸易的影响作用之所以大大增强,也是由于由多佛尔海峡至苏格兰北端有陆地连贯其间。

   由此可见,在海上区域内,例如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或是在太平洋这两处美国极为关注的海域内,确定战略据点时,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如下选择,首先应选出对于控制战场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那些点;其次选出最能充当最前进位置的那些点。一旦战争不幸爆发,美国即能将它们牢固占有,并通过中间位置或交通线将它们连结起来,共同形成一个结合完善的紧密配系,除非一支巨大的优势兵力,否则任何力量都无法将美国逐离这一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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