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例述评(续)·第五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在开始今天的讲授之前，为使教学富有成效，我想围绕讲授的课题做一说明，在进一步举例论证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等的内在战略优势的同时，我认为必须予以着重强调的主要教训乃是，当一支海军出现在远离本土的战区时，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在那一地区取得些永久性位置，这样一些位置是保证海军进行有效活动所不可缺少的。

　　 为使大家充分掌握我们课程中的连续性历史背景，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两次战争——即1652年至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及1689年开始的欧洲全面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在欧洲全面战争中英荷两国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完成了联合，终于实现了克伦威尔所想望的力量集中。在此期间，有两次战争与本题无关，故未提及。两国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实现了1688至1702年的短期联合，当时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同时又是荷兰执政官并兼任荷兰陆海军总司令。两国的暂时联合使两支海军在一个指挥官的统率下实现了集中；虽说路易十四的势不可挡的力量始终乃是促成这一局面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如若不是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这种局面实难在这一短暂时期内实现得如此完美。正是这一原因促进了这一紧密联盟的形成，并一直持续到他死时为止，这一联盟同时也是出于迫切需要。克伦威尔也曾想望过这一联盟，但未成功。因而他不得不打击荷兰，使这个无法成为其盟国而予以控制的对手陷于瘫痪以达到他所想望的集中。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在克伦威尔统治下这支集中起来的海军力量的行动和效果；然后再了解一下在一个首脑威廉三世的统治下的统一集中和在其直接继承者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联盟集中的行动和效果。

　　 尽管荷兰海军在我们前述的战争中得以幸存，但这支海军和荷兰这个国家由于遭受惨重损失已无意直接继续战斗。其结果是，只有英国海军凌驾于欧洲任何一支海军之上，实际上不是通过同荷兰结盟而是通过消除荷兰，海军力量才集中于克伦威尔之手；特别是西法两国只要继续交战，它们之间的海上力量就等于互相抵销。马扎然总结了关于法国海军破坏西班牙至意大利之间的交通线的卓有成效的经验，于1642年黎塞留死后，发展了他的海军政策，就是那种通常遵循的政策：派遣一支舰队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他曾寻求法国海军能够牢固立足的地中海的前进基地，在基地上扩大其活动和游弋范围，从而扩展法国的政治势力。他首先于1646年占领了厄尔巴岛和厄尔巴对面的位于意大利的皮翁比诺港；随之又力图在那不勒斯建立一个当然是对法友好的政权(见图8)。这一继续向前推进的企图只获得了一时的成功。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克伦威尔执政之前的1646至1648年之间。

　　 荷兰战争结束之后，英国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内的最初出现和影响，即使在才能超群、果敢过人的克伦威尔的统治下，也如昙花一现，瞬息即逝，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地缺少基地。虽说也曾产生过一些巨大影响，但这些影响却是瞬息间的；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而这些影响之所以令人瞩目，与其说是由于舰队的行动所致，不如说是单单由于舰队的存在所致。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举棋不定，并非由于对英国舰队已经发挥的作用考虑较少，而是由于对英国舰队一旦投向某一方而可能发挥的作用考虑过多。这一例证充分说明军备本身甚至不需流血即可具备决定性的影响；而其影响则极为深远，最近以及现在的局势仍然可以提供一些实例。很有可能正是这种沉默无声的行动妨碍了克伦威尔清楚地认识到，当舰队司令布莱克所率的舰队于1654年11月，即同荷兰媾和后六个月，到达当时仍是西班牙港口的直布罗陀之时，单只这支英国舰队的存在就造成了何等巨大的压力。正当此时，法国的远征军已在那不勒斯登陆，再次试图使那不勒斯脱离西班牙。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当时法国由于国内的投石党运动，使西班牙得以重新夺回厄尔巴岛和皮翁比诺，从而更加难以确保对海洋的控制。位于直布罗陀的布莱克恰好横插在地中海的当时正在那不勒斯的法国海军和已从布勒斯特出发正在航途之中的一支巨大增援部队之间。

　　 布勒斯特分舰队的迟迟不前使布莱克得以取得直布罗陀这个中央位置，并在该地受到盛情款待；因为当时英国虽然形式上既未同法国也未同西班牙开战，但众所公认，由于法国巡洋舰曾经捕捉过英国商船，按当时的报复规定，法国处于不利状态，法舰一旦同英舰相遇即会遭到直接攻击。两年之前，即1652年，布莱克就曾在海峡对法国驶往敦刻尔克的增援部队进行过这样的攻击，直接造成当时属于法国的该港为西班牙人所夺取。如今，在那不勒斯无人不知，又是那个布莱克正在直布罗陀；而法国的另一支分舰队还仍在大西洋，它位于何处，情况如何，全不清楚。实际上它已停于里斯本，无意前进。正当布莱克按照他自己的命令等候有关这支分舰队的消息时，那不勒斯的舰队还有时间可以逃往土伦，其代价是放弃其所担负的任务。假如布莱克立即跟进，很有可能将其摧毁；事实是布莱克仅仅依靠位置便将法国舰队逼走。虽然未曾交战，但却取得决定性效果。

图8 中欧及西欧 1630-1713年战役图

　　 科贝特公正地指出，这样的结果，我称之为“消极性”结果，易被忽视，或至少没能引起人们注意到其对未来行动的影响。例如，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旅顺口的陷落可当作日本人的胜利；但却无人注意到，旅顺口在陷落之前，其所牵制的满洲主力日军的数量比俄军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还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到达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波罗的海舰队没有在那段时间之内到达，并不能归咎于旅顺口的陷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实例中，克伦威尔没有注意到布莱克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假如他曾经注意到，但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影响，使其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大西洋和美洲转向地中海，他只知秉承伊丽莎白、德雷克和雷利的传统，仍将大西洋和美洲作为英国海军争雄的主要目标。

　　 这一民族思潮的倾向同英国人的固执保守特点是同一的，同时这一民族思潮也被其它同样强烈的新教传统所强调，新教传统把包括法国在内的北欧国家联合在一起，对抗天主教的典型政治代表西班牙和奥地利。克伦威尔具体体现了这种思潮倾向甚至达到狂热程度。他仍然认为地中海是小事一桩。科贝特对此深感遗憾，因为地中海是他研究的主题。我自己则认为，单就政策而论，克伦威尔是对的；但我对他的作法并不谅解，尽管当时的外交手段多以欺诈为特征。

　　 且看他的所为，正当布莱克在直布罗陀为法国制造麻烦以支援西班牙之时，一支袭击西属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军却已悄悄整装出发。这支远征军启航于1654年12月，即同荷兰缔结和约的同一年，当时布莱克正在直布罗陀受到西班牙的殷勤款待，由于他的存在使法国放弃了觊觎西属领地那不勒斯的企图。西印度群岛远征军在圣多明各失败之后，于1655年5月夺取了牙买加；从此该地即为英国占有。

　　 此事发生后的六个月，即1655年11月，英法正式媾和，以往存在的报复关系遂告结束，随之于1656年2月西班牙便向英国宣战。一年之后，即1657年3月，英法结成攻势联盟对付西班牙。联盟条款规定，由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多佛尔海峡的敦刻尔克和马戴克并将它们让与英国，以酬谢英国舰队和六千辅助部队的援助。获得这两处港口，不仅使素为英国贸易之患的私掠船失去了一个司令部，而且还为克伦威尔支援北欧新教国家提供了一个登陆欧洲大陆的桥头堡。这两处港口取代了其邻港加来曾经一度发挥的作用。马扎然对此当然不满；但联盟可以使其在尼德兰获得援助，在那里他要从西班牙人手中谋求利益，而且他还想欺骗克伦威尔为法国谋利。但他在这位摄政者身上却碰到了对手，克伦威尔坚持要将佛兰芒人的这两处港口拿到手；而它们终于在1658年7月，即克伦威尔去世前三个月为英国占有。西班牙遭到两强联合的强力反对，已经筋疲力竭，又加内部腐败，一年之后，即于1659年，只得同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法国在尼德兰接收了阿图瓦省和比利牛斯山东面的鲁西永；此外，还向外扩展了其东部边界，这是其野心的主要目标。西班牙同英法联盟的这次战争，终于使曾煊赫一时的西班牙王国一蹶不振。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西班牙已明显地从其主宰欧洲的地位上永远跌落下来。

　　 克伦威尔的下一代责怪他援助法国，使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拥有了巨大势力，成为主宰和威胁欧洲的国家。全面探讨这一问题并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要想做出普遍能够接受的论证以结束这一争论，更是毫无希望。既有赞同又有反对，在二者之间作出定论，不是调合折中便是固执偏见，难以找出真正的原因。从军事观点来看，不言自明，克伦威尔已为英国奠定了牢固的国内基础，使英国拥有一支一流的海军和一支相应的陆军，获得了两处港口为一旦需要干预欧洲大陆，提供了有利的通道。一旦欧洲发生意外，当时很有可能发生，这就确保英国据有军事位置；同时，对于海外世界，在美洲和东方，其未来则取决于欧洲的实力均势，特别是海军舰队实力均势。对于这些海外属地来说，欧洲各国则是作战基地。要想在海外有所得，必须先在欧洲取得决定性优势。

　　 在即将到来的同路易十四的巨大角逐中，英国海军已不再居于首位，而是通过同荷兰结盟获得支援；英国陆军也是如此。查理二世复位不久即放弃了敦刻尔克桥头堡，将其归还法国，于是荷兰的港口遂就成为当时英国的桥头堡；同荷兰的结盟得力于强烈的民族和宗教的偏爱，这种偏爱曾经诱使克伦威尔将英国的活动集中于北欧而忽略了地中海，认为在地中海活动的时刻尚未到来。由此可见，他拒绝过分削弱荷兰是具有正当理由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是不会言过其实的，自从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以来，其经历充分证明克伦威尔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当面对手不同，但态势却无差别，活动轮廓也大致类同，即陆军在北欧洲作战，海军根据形势需要或在海峡或在地中海。克伦威尔的政策是以其在世时赖以立足的陆海军实力为基础，而不是以其无法预料的未来的斯图亚特诸王的方针为依据。是他们——斯图亚特诸王，而不是他——克伦威尔，助长了路易十四的势力。

　　 难道还需我向大家提起，建立一支能够担负对外作战任务的一流海军和一支相应的陆军以及在北欧据有牢固的位置，不正是今日英国正在努力达到的既定要求吗？而其海外属地的命运难道不正是需要依赖本土水域的巩固吗？但加拿大可能不在此范围之内。美国绝不能坐视加拿大遭受外国干涉而不顾。此时的法国、俄国和英国恰好代表着威廉三世时代的英国、荷兰和日耳曼；而舰队集中于北海又是荷兰国王统治时期的局势的再现。不过，今日的令人生畏的敌人不是法国而是德国。

　　 从克伦威尔去世到驱逐詹姆斯二世的革命，即从1658至1688年，恰好整三十年。我将这一时期略过不谈。这一时期的英国政策，无论是对外政策还是军事政策都无法生效而陷于瘫痪，这是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代国王决意维持王权而不肯向民众让步。欲达此目的便需摆脱议会而独立，他们通过挑拨议会同路易十四互相斗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这种独立；然而，军事行动需要军费，而军费只能由议会拨给。因而，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都同路易十四保持有金钱和个人关系，结果便造成对他的依赖。于是，法国得以继续侵犯欧洲，而英国只好缄默不言；尽管英国民众对此并非漠不关心。在海峡敦刻尔克和马戴克已被让与法国，在地中海丹吉尔已被放弃，这都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已变得软弱无力和踌躇不决；凡是发生内部冲突的国家，不论是发生在地方集团之间，如十五年前美国的北方和南方，还是发生在民众和统治者之间，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斯图亚特王朝自始至终的实例，都无法制定卓有成效的对外政策。

　　 当代法国海军著作家达夫吕伊海军中校说得既正确又有力：

　　 “一个民族只要尚未巩固其统一，其所有的资源就只能够应付其国内所需。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未同苏格兰合并之前，就无法奠定殖民帝国的基础。这就是法国海军应从路易十四时期算起的原因 [ 注：更正确地说应从黎塞留算起，是他巩固了法国的统一。 ]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海军应从德意志帝国成立之日算起。”

　　 当代有一件值得深思和牢记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德国海军的年度经费已从对法战争之后1875年的不足一千万美元，增至1905年的五千万美元而有余；而在其后的十年里，其预算每年超过一亿美元。还可补充一点，在奴隶问题尚未获得解决之前，在过大的州权时期以及南北战争以后对南部调整尚未结束之前，美国无法考虑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扬威于海外。假如1898年达到顶峰的美西纠纷问题发生于退出联邦的战争 [ 译者注：原文为The War of Secession。 ] 之前，北方这个政治共同体就会将战争仅仅视为只是企图夺取古巴以扩大奴隶制度的领域，因为尽人皆知这是南方首脑最为喜爱的计划。

　　 关于巩固内部对于对外行动的影响，我们可从前面讲过的各个时期中，简明扼要地予以说明。1610年亨利四世逝世之后，经过十二年大空位的虚弱时期，于1622年黎塞留成为法国的统治者。1624年，他全力以赴实现他控制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诸险隘以达到将奥地利和西班牙隔离开来的计划，他夺取了科莫湖以东的瓦尔泰利纳地区，通过该区三条主要隘路可以通达上莱茵河和因河。其间由于胡格诺派叛乱而演成内战。于是他不得不于1626年放弃瓦尔泰利纳地区，而将兵力集中于王国领域之内；我们在大仲马的《三剑客》一书中所熟悉的拉罗谢尔之围，就是一次突出的决定性事件，由于英国曾经威胁要进行干涉，这使黎塞留认识到法国必须拥有一支海军。1628年10月，拉罗谢尔陷落，这标志着新教这个对法国的危险因素的最后终结。六个月之后，黎塞留重返意大利，于1629年3月夺取卡萨莱，以此控制皮埃蒙特来对抗西班牙。两年之后，即1631年，他资助瑞典，加强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来反对奥地利。1633年，他占领了洛林，又从洛林进占了阿尔萨斯，拦截了奥西两国沿莱茵河流域的运动，以利于法国入侵日耳曼。1634年，瑞典在讷德林根遭到惨败，他便同瑞典和荷兰这两个新教国家结成正式联盟，并于1635年同西班牙宣战。1636年，为了加强控制西班牙至北意大利的交通线，法国海军集中于地中海，一直在那里称霸，直至1655年布莱克率领英国舰队进驻地中海为止，从此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些连贯性的对外措施，表明其统一内部所取得的进展，而内部统一则是黎塞留赖以制定对外政策的宏伟规划的基础。

　　 由于黎塞留的这些活动，法国开始稳步前进，以至威震全欧，这在路易十四亲理朝政的最初三十年里更为突出。从拉罗谢尔陷落直到英王詹姆斯二世被逐为止这一时期，即1628至1688年，恰好六十年。法国三大统治者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所推行的连贯性政策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只是在马扎然的统治下中断了四年，即1649至1653年，当时内部发生了投石党运动，对外活动再次被削弱。法国实力的巨大增长实出于多种原因；但可将其归结为主要两点：法国内部的牢固统一和欧洲的令人绝望的分崩离析。造成这种分崩离析的原因，主要是英国诸王推行漠视欧洲大陆权益的方针。尽管英王无法强力采取有违国家意愿的行动，但他仍然拥有阻挠实施国家政策的权力。法国实力过分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十分清楚；但由于英王的宽容，未能采取相应的反对政策。

　　 在论述路易十四所进行的最后几次战争中，涉及到1688至1713年这一时期，早在二十年前于此地讲授已经编印成书的题名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门课程时，我就着手探讨这一时期。科贝特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也是论述这一时期，但他的目的不同。我着意于指出海军同整个斗争结局的关系；他则强调地中海在冲突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一冲突就其作战所及范围来看，其主要战场是在法国的东部和东北部边境。现将历次激战和围攻发生的地点列举如下：弗勒吕斯，蒙斯，那慕尔，施泰因刻克，兰登，布莱尼姆，拉米伊，奥德纳尔德，马尔普拉奎特，其中激烈的战斗主要发生于低地国家和莱茵河，而其对全局所产生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尤金在北意大利和彼得伯勒在西班牙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在拿破仑所进行的历次战争中，战争结局主要不是取决于武装冲突，而是取决于海军大部在地中海所施加的无声压力。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在这一讲中所特别关注和在下面即将专门讲述的问题，就是永久位置(术语称为基地)同作战的关系；以及一旦国家政策迫使海军开赴新的活动区域，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趋势，即出于需要，必须逐步取得一些这样的基地。这种位置就其永久性来说，不同于陆军或海军在战役中随时占有的位置，而类似于建立在国家边境上的永久要塞。在考虑中央位置，内线以及对交通线的影响时，对于暂时位置和永久位置来说，其要求都是共同的，一处可用为永久基地的位置，同样也能用于在战场上进行攻势作战或实施攻势战役；然而，新的作战基地长期拥有的自然条件还会引起一些其他考虑，这些考虑可从当前所论述的历史实例中举例予以说明。多瑙河的位置、总的流向和河床的自然特点形成了多瑙河的重要性，据此则导致在一些关键据点上建立一些设防阵地，即建立一些要塞，这些要塞既是当地的作战基地又可用以控制河流的通路。地中海的重要性同样也是由于它同周围国家的相对位置而形成的，这就需要据有一些设防港，这些港口既是舰队的基地同时还起到控制海上交通线的作用。海军基地同海军场站二者就意义而言并不相同。

　　 首先，必须指出，整个地中海，特别是从意大利半岛至西班牙之间的地中海西部海盆本身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无比重要的军事位置(见图8)。总之，这是科贝特的论题，他对这一论题的阐述可谓详尽至极。优势的海军力量在这里对巨大的争端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然而，想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握有永久基地。结果便出现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及非主要的梅诺卡等基地；法国的土伦，阿尔及尔，比塞大等基地也是这样产生的。你们之中会有某些人活着看到一些德国港口列入基地名单上。而且除的里雅斯特和阜姆(即克罗地亚的里耶卡)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奥地利港口会成为基地。我们现在研究的课题，可以追溯至1688年詹姆斯二世垮台以后的这一发展情况。

　　 政治态势从而也是军事态势的关键所在，乃是法国的实力经过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的努力得到了巩固，并使法国以所拥有的中央位置和资源，得以称霸于欧洲。当时对外国资助军费的财主乃是法国，而不是英国。法国肆无忌惮地运用其实力不断进行侵略和扩张。这种普遍的危险促成了广泛的联盟，以便进行共同防御。英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和萨伏依王室统治的北意大利——波兰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全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在始于1689年一直延续到1697年的这场战争中，尽管敌手众多，从各方进逼，但由于法国强大而又居于中央，联盟则如众所周知始终是软弱无力的。法国的领土野心在于夺取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和莱茵河；它想通过征服向这两个方向扩充版图。因此，它的主要目的是以自己的左翼和偏左的中央攻击盟军的右翼，与此同时，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右翼则实行避战。依我看来，它的行动就是在上述两地实施佯动进行威胁，迫使反法联盟的成员只顾保卫自己，不再进行支援来妨碍它在东部和东北部的行动，但这并非其目的的全部。恰如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使用较小的兵力于其避战的一翼一样，比投入主要行动的兵力相对减少，但应能达成目的；然而，一旦被攻国家为佯动——即威胁所慑服，便可能退出联盟。这样一来，全部佯动兵力便可抽出去参加东北部和东部的主攻，就如旅顺口要塞投降之后，围攻兵力开赴满洲一样。

　　 切实可行的主张可能是，正因为法国决意以其左翼在尼德兰和日耳曼作战，盟国就应迫使它在右翼作战；这样一来，地中海这一要素就会像既往那样，而今后仍将如此，发挥其作用。兰克说道：“如今再次出现了过去两个世纪期间主要是国际政策支配策略方针的那种情况——即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同南意大利和米兰的联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一政治联系是以地中海的占有期久暂而定。对于西班牙本身和其属国那不勒斯和米兰以及当时的结盟者萨伏依来说，地中海则是一个辽阔的中央位置。因为受到法国直接威胁的国家，西边的加泰罗尼亚和东边的皮埃蒙特(萨伏依)都同地中海毗连或接触，控制住这一水域，支援它们和反对它们的军事行动就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假如反法联盟能以一支强大舰队控制住西地中海，则这一水域便成为一个中央位置，一旦情况需要，由此即可对两侧实施支援，即支援西班牙或意大利。盟军在尼德兰的指挥官马尔伯勒同在意大利的指挥官尤金亲王在来往信函中屡次提到这一便利条件及其意义。利用海军实施控制，这在较早的国际环境中曾经有力地解决了西班牙同日耳曼之间的交通问题，如今又为两个方向上的行动提供了有利的中央位置以抗击在加泰罗尼亚和皮埃蒙特两个不相连的地区作战的敌人，敌人则会由于交通线漫长而且又困难而无法联合。再进一步说，法国的作战战线从尼德兰延伸至加泰罗尼亚，而地中海就其相对位置来看，恰好压在该线的一翼，而法国却意欲将其重兵投向相反的一翼。这一位置便于对最外翼施加压力，即进行翼侧突击，假如适当利用这一形势就能有助于削弱法军在其他地区的行动。这就是地中海在1689至1697年和1702至1714年这两次大战中相继表现出来的更为特别突出的影响。

　　 盟国的海军国家英国和荷兰，其基本海军力量优于法国；但要发挥它们的能力则需要时间，第一次战争开始之时，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由于内乱导致詹姆斯二世被逐下台而出现危急局势，其舰队不得不羁留于英国诸岛附近。在英国战舰队于地中海绝迹期间，法国便在那里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在战争的最初两年中，法国从这支兵力中抽出数支强大的分遣部队派在英吉利海峡，继续保持其在海峡的舰船数目多于盟军。1690年比奇岬之战，法国舰船以七十八艘对敌舰船六十艘；法国海军虽然控制了海洋，但在南方的海军没有采取行动，致使陆上形势未能得到海上支援而有所影响，如法国运用这支力量，形势就会迥然不同。相反，数支分遣部队每年继续驶往大西洋，直到拉乌格之战为止；这一战役失利的部分原因是盟军趁土伦分舰队未到即行发起猛攻。1692年的这一胜利，使盟国将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建立起英国至欧洲大陆的交通线。法国舰队，共有帆船七十一艘，于1693年返回地中海，准备于1694年再战，1694年又编入一个拥有二十二艘舰船的兵力集团。然而，显然并非所有舰船都能适用于作战。

　　 由于法国迟迟未在地中海使用力量，故地中海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定。于是在盟军恢复其与欧洲大陆的交通从而将尼德兰确定为主要战场之后，这便成为法国力量不断陷入分散的根源。在此之前的数年间，盟军的海军力量主要用于巩固威廉三世在不列颠诸岛的统治并在本土水域建立海军优势。显而易见，路易十四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持久力，结果造成负担过重，于是便决定加强在地中海沿海地区的作战以便可能诱使西班牙和萨伏依议和，使法国兵力得以撤离这些地区，转而用于尼德兰和日耳曼。这就是法国舰队在当时法国海军名将图维尔的统率下突然调往土伦的目的。它开赴海上支援正在加泰罗尼亚海岸地区威胁巴塞罗那的法国陆军。与此同时，法国仍继续致力于迫使萨伏依退出联盟。

　　 盟国所采取的对策，确切地说，即威廉三世的政策，是极为明确的，实践证明，也是不可抗拒的。其主力舰队在拉乌格之战的胜利者的指挥下追击敌人；它虽然到达战场较迟，但并不太晚。用熟悉的俗话来说，法国舰队首先到达战场，但人数并不是最多；这是一次舰船速度和作战能力的相对较量。由于处于劣势，它不得不仓猝退至土伦设防；法国陆军的作战行动也由于舰队的撤退而告结束；盟国的英荷海军的出现，使萨伏依深受鼓舞，它决意继续坚持下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利用这一举足轻重的砝码进行讨价还价的良好时机。

　　 基地这个问题就是在此时此地提出来的。在当时以及其后的五十年间，众所公认，由战列舰组成的舰队于每年10月之后，便不敢停留在比斯开湾。在1702年第二次战争开始之时，当时的总司令写道：“我们的巨舰所做出的任何贡献都无法弥补它们于冬季必须返回本土所造成的危害。”为了及时返回本土港口，必须不迟于8月离开地中海。这就使拥有土伦的敌人得以利用当年以及翌年春天英国人到来之前的良好时机在岸上恢复作战行动。显然，舰队为何必须撤离战场，其原因并不重要。而撤离本身，即兵力转移，才是关键所在。一支舰队不论是由于风浪危险，还是由于缺煤而被迫转移，其结果毫无不同。对于每种情况的补救办法，就是在当地获取基地。在我们面对的这一实例中，假如英荷舰队撤离地中海，则巴塞罗那就可能陷落，西班牙就可能被迫媾和，萨伏依就可能在威胁和允诺兼施之下而退出联盟，于是在这些地区的全部法国陆军便可抽调出来去增援各方所公认的主要战场——尼德兰和莱茵河地区。

　　 当时，1694年，大不列颠在地中海没有自己的港口。在查理二世结婚之时，由葡萄牙作为妆奁的一部分赠给英国的丹吉尔港，恰在1685年这位国王去世之前已被放弃。缺少永久港口就必然意味着缺少海军基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即安全防卫设施和资源；所有这些都必须预先准备就绪，但在尚未取得位置之前，这种准备就无从进行。在威廉三世当时所制定的决策中，就已经包含有直到十年之后才攫取到手的直布罗陀。科贝尔将这一决策公正地评价为海军史中最勇敢，也是最重要和最果断的行动之一。麦考莱曾经指出(虽然与此并无直接关系)，就其在战场上的洞察能力而言，威廉三世并非一流将领，但在战争的所有转折点上，他却具有伟大政治家的无比精确的眼光。他具有战略家的本能，他深知要想使法国不在低地国家调集压倒的优势兵力，就必须使萨伏依和西班牙忠于联盟；而要想保住它们，惟一的办法便是继续维持盟军舰队在地中海的影响。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舰队必须留在该地和该地附近；于是，威廉这个不被信任的外国人，面对一切传统观念，不顾海军人员在专业上的反对，又没有英国内阁的支持，由他个人负责下令舰队于加的斯过冬。这样一来，舰队就能坚持活动到秋季作战的最后时刻，而冬季期间舰队就在近处，春季伊始即可返回。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盟军海军的大部分停驻在地中海，于是保持在海峡的兵力就减少到相对次要的地位，有朝一日，美国也可能被迫作出恰好与此一致的选择；即根据危险的性质，将舰队的全部力量或是调集于大西洋或是调集于太平洋，而使被放弃的海岸处于守势状态。在当前对威廉三世的决策进行初步讨论中，提出三个要素予以探讨，是会有所收益的，在以后的各章中还将以这些要素作为分类标题，对海军基地的必备条件进行系统阐述。这三个要素即是，(1)位置，或称态势更为贴切；(2)兵力；(3)资源。威廉最初不外是要求舰队留在外面。这遭到总司令的强烈反对。那里没有港口；再加上如果舰队不返回本土，由于舰队不在就会导致大不列颠为入侵洞开门户。这后一观点，又是主张将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论点。在港口方面，英国政府曾经建议舰队司令使用那不勒斯、墨西那和马翁港。他的答复是，那不勒斯尚未设防，就是说缺少力量；墨西那太小；马翁港不能提供给养。这就是说它缺少资源，如同墨西那缺少锚地一样。决定使用加的斯，不仅部分地满足了关于兵力和资源的要求，而且在态势上还据有优势，但仍然遭到舰队司令的反对，理由是这会导致英国诸岛的暴露。加的斯几乎同直布罗陀一样，可以对海峡进行监视；对于法国海军在土伦的分遣队及其留在大西洋的分遣队，又居于中央；对于向土伦方面和海峡方面进行运动，也是居于中央。加的斯拥有良好的交通线；来自英国的补给可以运达此地，充分弥补该港资源的不足。在其他方面也是应有尽有；锚地既宽阔又安全。

　　 此时，法国海军处于劣势，加的斯的位置迫使土伦的海军不敢有所行动；海军的这种无所行动导致法国陆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陆上作战陷于瘫痪，同时并坚定了萨伏依依附联盟的信心。英国舰队于1695年期间留在地中海并返回加的斯过冬。于是，绝望的局势激起了路易采取反佯动。他在加来集结了一支兵力进行威胁，扬言要入侵英国。这种恐惧一直继续到以后的1779，1781，1799，1801和1805年，并激起了一种喧嚣，要求将原定派往加的斯替换回国待修舰船的海军分舰队保留在英国。于是在国内编成的这支舰队在1696年便停留在唐斯。由于丧失战斗力的舰船返回本国，而替换它们的舰船又被扣在国内，致使加的斯的舰队在舰船数量上居于劣势，于是地中海便门户洞开。土伦舰队的战列舰乘机逃至布勒斯特，那里的兵力集中引起了英荷舰队的类似的地区集中。这是一个失策，因为，盟国就其综合优势而言，完全可以在两个地区都形成有效的力量。现在的事实则是，留在土伦的舰船业已开走，巴塞罗那已经陷落，萨伏依也已媾和。民众的喧嚣形成了一股干扰力量，打乱了合理的军事部署。惊慌失措同愚蠢行事有很多相通之处。

　　 然而，英国舰队留在加的斯这一位置上却赢得了两年时间，起到了促使法国衰竭的作用。你们可能还记得，1776年美国分舰队在尚普兰湖，仅以其存在便控制了这一水域，从而延滞了英军的前进，遂使美国在当年冬天仍能保住泰孔德罗加。翌年春天，英方集结了压倒的优势海军力量，美国分舰队被摧毁了，泰孔德罗加也随之陷落；然而赢得的延缓时间却使美军得以在萨拉托加站稳脚跟，导致1777年英国在伯戈因战役中遭到失败，随即全军投降。赢得时间是防御的巨大收益。利用这一方法，正如1796年曼图亚保卫奥地利挡住拿破仑的进军一样，英国舰队在加的斯则保卫了加泰罗尼亚、萨伏依和意大利。由此所赢得的时间，将路易十四弄得精疲力竭，终于制止了当时法国的胜利进展。上述三个实例都是关于军事位置具有战略作用的极好例证。与此类似的赢得时间的实例还有：1800年热那亚的法国守备部队为使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计划得以充分施展所坚持的长期抵抗；1899年莱迪史密斯城所起到的阻止布尔人前进的作用；1904年旅顺口所进行的抵抗。

　　 法国同反法联盟于1697年缔结和约。详细阐述始于1702年的下一场战争的发生，并非我当前研究的对象。其政治联合同前次战争大致相同；只是西班牙同法国结成联盟，目的是使一位波旁亲王继承奥地利最近的一位国王去世所空缺的西班牙王位。此事本身无关紧要，只是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民众感情，同拿破仑时期一样，拥戴他们所选定的国王。在日耳曼，巴伐利亚当时已同法国站在一起。萨伏依起初采取中立，但倾向法国，比较友好，然而不久(1703年10月)，由于法国的蛮横要求而一变友好态度转而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这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深远影响，在于它稳定了欧洲局势，这一局势又酿成了以后长达百年的殖民战争这一争端。1713年缔结的乌得勒支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划定了这个世纪的特有的欧洲领土归属，建立了欧洲基地并依靠这些基地进行作战，终于将法国逐出了美洲和东印度群岛，奠定了大不列颠取代法国的地位。因此，国外的殖民地有赖于国内的巩固，国内的巩固先于国外的扩张。

　　 鉴于对法国南部施加压力就会影响法国东部和东北部战线的作战，威廉三世决定发动新的战争来夺取如今已不再是联盟的加的斯，以便将其用为基地供活动于地中海的舰队使用。这一尝试于1702年虽已失败；但在1704年英国却夺得了直布罗陀，进而并将其永久占有，而对加的斯英国却未能如愿以偿。

　　 正当此时，威廉逝世，由马尔伯勒接替他担任陆海全面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他严守威廉对地中海的观点。简单说来，尽管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夺西班牙未来的统治权，阻止法国将一位法国亲王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支持奥地利对继承王位的要求，但马尔伯勒却将西班牙半岛的战争视为枝节问题，作为一种牵制；而盟军的海军则对巴塞罗那至热那亚的海岸地区施加压力，支援萨伏依封闭波河流域通往法国的道路，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条可以同多瑙河流域互相替换的向奥地利进军的道路。封闭对于法国来说也就意味着为奥地利陆军开辟一条进攻土伦的畅通道路。攻克土伦才是在地中海的真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将使盟军获得一处令人生畏的港口，一处直接位于海上作战现场的能够保证继续进行当前战争的永久性的战略位置；同时，法国海军则会由于失去土伦而局部地陷于瘫痪；而且土伦还将成为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桥头堡，盟军登陆的威胁必将迫使法国从增援尼德兰或日耳曼战线的法军中截留一定数量的部队。

　　 这就是1704年海上战役明显的主要目的，直布罗陀就是在这次战役中陷落的。战役失败了，其原因过于复杂，难以在此细述；但舰队对萨伏依，即对法国的这一侧翼施加压力所产生的影响，却使日耳曼和上莱茵河主要战场发生有利的变化。保持萨伏依反法有赖于盟国舰队的支援和联军陆军部队的增援。这样一来，就使在意大利担任指挥的尤金亲王得以在1704年，即于萨伏依背离法国之后的那一年，于多瑙河流域同率领部队自尼德兰南部开来的马尔伯勒会师，形成这次的兵力集中；结果便取得了布伦海姆战役的大捷，法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次胜利反转过来同时又解除了对萨伏依所施加的压力，这正是马尔伯勒采取大规模翼侧进军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战争中各个事件相互影响的一个有趣实例。

　　 马尔伯勒和尤金亲王坚持要达到攻克土伦这一目的，终于在1707年试图直接攻取土伦。这次又告失败；但盟国海军同陆军协同配合进行翼侧攻击所产生的影响，引起法国部队在该地区的大量集中，削弱了法国在其他地区的力量以致无法行动。这年之后，法国放弃了意大利。马尔伯勒在攻取土伦受挫之后，于1708年对英国内阁认为舰队冬季难以留在地中海的看法表示遗憾，他说：“我坚信除非舰队留下来，否则你们在西班牙就将一事无成。”除直布罗陀外，还须有一处基地，这一要求由于当年取得梅诺卡岛而得以满足。该岛同直布罗陀一样，是根据和约割让予英国的。这样占有梅诺卡岛较之获取土伦更为有利，就像占有直布罗陀较之获取加的斯更为值得一样；这是因为它们是通过割让占有的，是永久性的占有，但对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处港口却都无法达到永久性的占有。

　　 这样一来，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获得了固定的海军基地，成为英国海军永久掌握住的地中海的战略位置，英国海军得以利用其机动能力，以难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快速，沿海岸线到处耀武扬威。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的领土分布特点，两国都需拥有一支像英国那样的优势海军，来承担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贸易和军事需要，就像查理大公曾经活动于多瑙河那样，活动于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海洋本身对于能以足够兵力将其占有的海军来说，就是一个链环，一座桥梁，一条公路，一处中央位置。它能提供内线，中央位置以及军事上保险的交通线；而要想控制它则需要拥有我们正在讨论的那种固定的基地，即要塞。与此相似，1812至1814年，所有类似优势的取得都是由于控制了美国的湖泊，这些湖泊本身就是地中海。威灵顿公爵曾经写道：“没有海军控制那些湖泊，则在该处边境上的陆战就无法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