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与原理(续)·第八

作者: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2022-02-11 14:21:57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战略线

   一定战场的各个战略据点不应被视为仅仅是隔绝的和不相联系的。根据对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的考查确定它们的各自价值之后,就应考虑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方位、距离和最佳航线。

   军事著作家们将联结各个战略据点的线称为战略线。在陆上,可能有数条线,即实用道路,连结两处战略据点;其中任何一条线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内会有不同的名称,以表示其当时的特殊用途,如作战线、退却线、交通线等等。在海上,其他情况也都等同,只是舰队所选定的这条线按其通过该线所需的时间计算应当最短;然而,这一近乎自明之理的明显论述,却时常由于环境特殊而屡屡有所改变。

   不久之前,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离开法属交趾支那,或更为严密地说,离开马鞍群岛最后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挺进时,其情况就是一个可供说明的例证。首先,问题是采取直接航线从台湾和大陆之间通过,还是取道台湾岛外侧。最后决定取道后者。离开马鞍群岛之后取道日本海,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最短航线;然而还可取道日本以东通过津轻海峡,尽管这难免会有拖延更长时间的危险,但显然却会获得有利时机,应当予以仔细权衡。东乡大将所占据的位置是经过审慎选择的,在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线截击敌人都是方便的;但东乡却经历了三十六个小时的极度焦虑不安,因为俄国人并未出现,也未获得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一情况表明,局势发展会有几种可能。东乡深信俄国舰队必经对马海峡,设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决定取道另一航线,则东乡的自信力便会成为有利于俄国人的因素。有些人的气质使他不会很快就放弃其信念,也有些人的气质难以忍受焦虑不安。

   在地球表面连结两处海港的线可能发现有无数条,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些是横越公海;一些是沿循海岸。只要一看墨西哥湾的海图便可证实我的这一说法,从密西西比河河口或从彭萨科拉到基韦斯特就有两条可供采用的航线。利用公海通常总是捷径,但需有军事力量控制海洋;当尚未握有这种控制时,舰船便要被迫通常是在夜间顺岸航行,并利用海岸构造所提供的港口进行隐蔽或取得其他支援。拿破仑一世企图入侵英国时所用的船队就是采取这种方法。组成这支船队的大批舰船是在许多不同地方建成的。它们为了到达集结点布洛涅港,曾不得不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巡洋舰所组成的交叉火网。尽管遭到一定的损失,但由于紧靠海岸使敌人无法安然跟踪,同时又有精心布设的固定岸炮和流动岸炮为其提供岸上掩护,故这次集结得以顺利完成。在1812年的战争中,美国的沿岸贸易也是被迫采取同样的规避方法才得以幸存下来,但却没有那样的支援。在纳尔逊时代,沿着尼斯与热那亚的里维埃拉(今利古里亚)一线,同样采取这种方法也获得了成功。只要公海为敌方所控制,就得求助于这种通常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方法;因为,陆上交通尽管比从前更为发达可靠,但仍不能取代沿岸贸易。只要看看从美国的特拉华到纽约和东部各州在海上煤炭运输就可以理解,它绝不会轻易地让位于铁路或为其所取代,从而使社会遭到重大损失,工业受到重大干扰。

   中立国的沿岸海域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用为向交战国港口挺进的部分路线,如这一路线因靠近敌人而受到威胁时,例如,设若英国同德国发生战争,在英国海军控制北海的情况下,德国舰船一旦驶抵法国或挪威沿岸海域,便可在规定的3海里限度之内安全航行。

   战略线中最关重要的是涉及交通运输的那些线。交通支配战争。这在陆上尤其如此,因为陆军一刻也离不开常需更新的补给。它对交通的短暂中断的忍受力远远不如舰队,因为舰船自身的船舱可携载大量需由交通输送的物资。当舰队在海上与敌人周旋时,交通在实质上不会成为地理线,像陆军必须循其而行的道路一样,然而,舰船却无法携载超出其船舱限度以外的必需品和补给品。首先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则是食品。由于水运较之陆运方便,这些必需品可以伴随舰队一起运动,而陆军的辎重队却无法做到,辎重队只能跟进,而不能陪伴随行,因为陆路狭隘难行;而海路却宽阔畅通。

   总而言之,所有的军事组织,陆上的或海上的,终归都需依赖畅通的交通才能同本国的实力基础取得联系;交通线具有双重价值,因为它通常还是退却线。退却是依赖本土基地的最终表现。就交通而言,补给自由和退却畅通乃是保证陆军或舰队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拿破仑于1800年在马伦戈又于1805年在乌尔姆曾将自己的部队成功地配置于奥军的交通退却线上,其兵力足以阻止敌方从其基地向前输送补给或其军队退回到基地。在马伦戈曾发生过战斗,而在乌尔姆却无战斗;但每处的结局都是取决于同一条件,即交通线为敌方所控制。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当法拉格特的舰队从密西西比河上游掌握了交通线之后,密西西比河的各个炮台立即被征服。1796年的曼图亚也是如此,当拿破仑将其军队配置于该城守军的退却线上之后也立即被征服。它整整坚守了六个月之久;但战役的其余部分都是外围的奥军竭力要将法军逐离退却线,以便增援守军或使其得以撤退。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驶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运动,实质上是向本土基地撤退。日本人则堵在其交通退却线上拥有足以将其击败的兵力,就如拿破仑在马伦戈对付奥军那样。我认为在美西战争中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由于他深信或担心在西恩富戈斯港外,即在其退却线上会遇到一支就他的舰队现状而言他无望取胜的兵力。情况并不像他所猜测的那样,这是美国安排海军的耻辱,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远远超出海军当局以外。西班牙海军部长在西班牙议会上声称,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因为他除此之外再也无处可去。据闻桑普森已守候在波多黎各。这一实例说明在同一边境上拥有两处港口的优越性——此处系指古巴南岸——同时又说明一支敌对兵力位于交通线上所造成的影响。

   圣地亚哥和西恩富戈斯说明拥有两处退却港口的有利条件;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则经历了仅有一处退却港口的有利条件。对于一支以既定海岸为基地进行攻势作战的舰队,在该海岸拥有两处港口还可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不利于交通:一、敌人的袭击舰船无法集中于一条交通线上,必须一分为二,其威胁也就随之而减半;二、两处港口必然不会像一处港口那样拥挤。这一问题同对舰炮的补给极为相似;一批补给究竟能够供应多少门舰炮?拿破仑发表过下述定义:战争艺术在于为维持生活而分散兵力,为遂行战斗而适当重视集中。准备两处或更多的补给港口,就是分散维持生活的手段而无损于舰队的集中。

   圣地亚哥和西恩富戈斯——还可加上哈瓦那,因为它与这两处港口同位于一条紧密贯通的海岸线上并有陆上交通同它们相联——可以说明,一条拥有数处适宜港口的海岸线实质上就是一处相互衔接的漫长基地。利用配置于其中的鱼雷艇和巡洋舰,便可或多或少地防护其附近海岸免遭敌方巡洋舰的骚扰。这样的海岸线便是一条拥有数处战略据点的战略线。位于紧靠战场的海上边境的数处据点,出于战略原因,必为一国所占领,这是屡见不鲜的。一旦需要进行大规模作战时,便可在不只一点之上进行准备。当拿破仑于1798年远征埃及时,法国在地中海沿岸只有一处堪称军港的土伦;但其分遣舰队却是在法国所控制的数处其他港口之中做好准备才参加主力舰队出航。其他原因也可能造成类似的分散活动。再者,海军的补给或修理如单靠一处兵工厂实在冒险,敌人的封锁或攻击一旦奏效,则依靠该港的一切作战活动就会陷入瘫痪,而对于一支败退的舰队,如只能向一点撤退,则其更易于遭到截击。一支舰队在遭受决定性惨败之后,必受丧失战斗力的舰船的拖累,如其只能向一处港口撤退,则其困窘处境实难想像。这就可以形成一条基本原理,即每条海上边境应当至少有两处充分设防的安全港口能够承担任何或全部修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摆脱敌人,超出其视野,则敌人的追击就会受到挫折;但若只有一处港口,则敌人就会知道你驶往何处。例如,尽管东乡无法确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究竟是取道朝鲜海峡还是津轻海峡(见附图3),但他知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必定要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假如两处港口靠近的距离适当,则情况就会更好,因为敌人当时根据少量迹象无法断定退却舰队的目的地。

   切萨皮克湾和纽约是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两处主要天然补给基地,也是主要兵工厂的所在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还是战斗失利时可供退却的适宜港口,故应在该处积储各种物资;而且由于既适于补给又适于避战,故而无论是对陆还是对海都应设防。在该海岸上的其他港口,如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以及其他等地,可供临时进行分散补给和准备之用;但由于它们在被用于对舰队补给中居于次要地位,故将它们做为商港来进行防卫就足以满足需要了。为了节省物资和经费,除极为必需外,不许增多海上要塞;而且查理大公的见解看来可能切实可行,他认为对于陆上边境只要有一处一级要塞和一处二级要塞就足以满足需要,这对于海上要塞来说依然正确。至于陆上如何处置,这不在我所要论述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出,纽约港因其具有天然优势较之诺福克更有发展前途;因为它有两处入口,又因纳拉甘西特湾可以包括在纽约总体防御计划之内。这对舰队来说,实际上提供了三处入口或出口。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为这一主题提供了例证,尽管它们的态势由于有朝鲜半岛横亘其间而大为复杂。就其态势而言,它们的相互关系,恰如美国大西洋同墨西哥湾海岸港口之间横亘有佛罗里达半岛一样;或者更为明显,有如旧金山之对诺福克。就最后一例而言,其间距离更为遥远,俄国波罗的海同其远东诸港的间隔距离也是如此;但其效果却仍类同。这些港口之间的水上交通由于有陆地突出于其间而更加困难,这块突出于其间的陆地不仅增大了其间距离,而且还提供了一处明显的战略位置——这些战略位置,以第一例而言,靠近于朝鲜半岛尖端,以第二例而言,靠近于佛罗里达半岛尖端,以美国大西洋同太平洋海岸而言,则靠近于巴拿马运河——当敌方舰队确信逃敌必将经此附近之时,便可集中兵力于此待机。在所有的沿岸作战中无不如此;故海角正如突出部一样被公认为危险之点。但长岛对于纽约则明显不同,反而产生了有利影响。其大陆的凹入部分恰为长岛所遮蔽,就像一道土堤一样。这样便使防御一方能于出航之前进行集中并迷惑敌人使其无法确定堵截两处出口的那一处为好。

   位于同一海上边境的所有设防港口,都是构成作战基地的组成部分,作战基地本身可以恰当地称为战略线。在这些港口之间,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交通既安全而又迅速;因为分散乃是迅速准备的需要,而集中则是有力实施的根本。

   海上边境的设防港口之间需有安全而迅速的交通以便行动时刻一到便能集中兵力,这一论述完全符合于我们曾经提到的陆上作战基地必需具备的条件之一,这就是在实际战线后面应能保证部队和补给能自由调动和输送。莱茵河便是一个例证。一旦法国意欲入侵德国,这在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法国的军队总是配置于莱茵河西侧,而他们对于桥梁可能加以控制,也可能不予控制。无论情况如何,法国总是能够在莱茵河后面调动其分散于临时营地的部队,并将其集中于所欲集中的地方,而不为敌人所察觉,除非通过间谍或发生背叛。而强行侦察又很困难,或无法实施。在这种调动中,莱茵河曾经形象地被称为帷幕,它像帷幕一样遮住了视线。长岛海峡,若其东端设防,也可为舰队的作战活动提供类似方便。按照前已提出的建议,纳拉甘西特湾应包括在设防基地范围之内,于是,就自然特征而言,长岛则居于中央。

   然而,这一条件对于舰队的舰船通常并不实用。它们从一处港口向另一处港口运动通常总是在外海,即在基地正面进行;根据对所经海域的控制程度,或是直接或是沿岸进行运动。南方各州海岛后面的内线航行,确实使人联想到一条理想的边境,在这里最大吃水的舰船可在基地后面从一处港口运动至另一处港口,就如航行于为横亘的陆地所掩蔽而不会受到攻击的港口的两个入口之间一样;但这只不过是理想而已。然而,这种内线航行仍可有效地加以利用,它便于轻型舰船——其中以鱼雷艇和潜艇最为适宜——以迫使敌人不敢冒然接近的数量优势进行集中和出击,从而在外海保持一条畅通无阻的水路。日本人吸取两次严重灾难的教训,被迫小心翼翼地将其战列舰移至远处以防水下攻击,其根据乃是坚信利用鱼雷战能为单舰和小分队从受威胁海岸的一港航至另一港确保一条具有军事意义的通路。1898年美国舰队于圣地亚哥港外的部署再也不可能重演。

   沿岸的浅水区可为鱼雷艇的作战活动提供类似方便;其原因或是由于通过这些浅水区的航道错综复杂,或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使重型舰船处处都无法通过。尚德卢尔群岛和一些浅水区连贯形成的岛链成为密西西比湾的边界。为小型鱼雷艇建起了由渡口至莫比尔的连贯航道体系。部分古巴海岸也具有类似特点。假如密西西比和莫比尔是美国在墨西哥湾的作战基地的两个据点,在海域为敌所控不容许采取直线航线的情况下,则连结这两处据点的海岸线——由于保持有为数众多的鱼雷艇活动于该区——便会成为一条相当安全的战略交通线。在莫比尔以东,这种起伏不平的地面已不复存在;然而,由于莫比尔靠近彭萨科拉,这就使同样性质的防御有可能延伸到彭萨科拉。

   一条拥有两处或更多的重要战略据点的海岸线,可被视为一个整体单位,即一条战略线,舰队具有种种理由可以不必经常集中,这种情况显然是有可能发生的。最近的一些实例总是发人深省。那是由于俄国人被分开在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处,俄国舰队才可能被最初估计错误而被分开配置。舰队可能是由于准备仓促,修理未毕,正在坞修,或是由于战争意外的爆发而被分开配置。丧失战斗能力的军舰,只能进入其所能投奔的港口。8月10日交战之后,俄国舰队依然如此分开配置。大部舰船返回旅顺;一艘战列舰驶往胶州湾。日本海海战之后,俄国舰船便四处溃散。战败舰船的这种溃散,乃是巨大胜利的通常结果,恰如在陆上取得真正巨大胜利之后,崩溃即会随之而来,胜利者的责任就在于乘胜追击,进而使散乱之敌军土崩瓦解。这种各处溃散情况的再现是战争的永久特征,战略和战术必须根据各个时代的特点对此进行研究。各个时代的作战方法因其所用工具性质的不同而各异。帆船和汽船具有完全不同的效能;但在同一时代里,掌握在敌对双方手中的因素,则是或应当是相同的。帆船不会同汽船对抗,因为它们不会共存于同一时代,帆船总是只对帆船,汽船总是只对汽船。

   由此看来,关于将一支已经分散的舰队重新集结起来或是使一艘失散的舰船安全归队的问题,还会重新提起;因而,提出利用当时的手段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决非一种枯燥的学究式的趣味。尽管作战异常艰难,结局甚为难以料定,也决不能认为这一考虑无法实现而将其束之高阁。努力排除不可能性往往就能获得成功。当一艘装甲舰或一支小分队必须驶往另一处港口同主力舰队会合时,应当集结一定数量的鱼雷艇伴随航行,这种航行通常总是在夜间进行;因为阴暗乃是有利于弱者的帷幕。熟悉当地条件较之根据海图掌握当地情况,也是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因素,尤其是在夜间。这一点,再加时间选择得当——简言之,所有因素——总是有利于当地海军采取这种措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毋需冒险了。没有冒险就不成其为战争。就使用鱼雷艇部队而言,全部历史,包括日俄战争在内,都已证实小艇能够轻而易举地沿着受到外海敌方兵力威胁的本国海岸前进,虽然有时也曾被擒。

   海岸附近有碍航行的障碍物,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并可被视为外围工事:一般说来,它们属于防御价值这一标题范畴。它们与其说是能够挡住敌人,不如说是便于实施攻击。荷兰海岸附近的障碍物,在往昔历次英荷战争中曾经起过显著的作用;但随着舰船尺度的增大,防御上的优势已不能补偿攻击威力上的损失,荷兰的战舰由于必须在本国的浅水区活动,故同法英两国军舰相比,其尺度较小,抗风浪能力也较弱。因而,荷兰的战线在任何一点上总是弱于其敌人对其攻击的力量。由此可见,对于荷兰海军来说,浅水区的战略价值反而成为其战术弱点。

   在此之前,只是就具体战场对海战战场的战略据点进行了研究,即研究它们的固有重要性,它们的相互之间关系及它们对舰队的关系。但如不进一步研究宗主国同殖民属地或海外权益的相隔距离,以及对占有者来说这一距离对其殖民属地的或海外权益的价值的影响,则有关这一主题的论述就还不够完整。这是该主题的一个分支,它专门对照陆战来研究海战。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几乎都位于欧洲大陆,设立了很牢固的边界,在大陆战争中它们所防守的或所攻击的任何一点的距离,至少在最初都不很远。当海成为边界的一部分时,海就成为所有国家的公共场所,而在大陆上却找不到与此相应之地。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一旦越过其陆上边境,不是进入中立国家,就是进入敌对国家的领土。如果是一个中立国家,未获其同意就不能前进;如果是一个敌对国家,则进军就须逐步渐进并审慎从事,除非拥有压倒的军事优势,或立即获得大捷。假如最后目标还很遥远,则其间必有一个或更多的中间目标应予夺取并加以固守,将其作为向目的地迈进的连续步骤;而这样的中间目标总是障碍重重,必为防御一方顽抗之地。

   毫不顾及这样的障碍及其对交通线和退却线的威胁而长驱直入,这就要求准确了解敌情,正确判断自己的部队向既定的远方目标挺进的能力以及在敌人能够动用其资源之前克服其抵抗的能力。这就是说,你必须深知敌人在力量上还暂时远远处于劣势,并确有把握在敌人准备试用拳脚和武器之前,就一举击中其心脏。攻击其力量中心,必须先截断其军事组织的力量的来源,攻占其内线交通枢纽,阻止其协同行动,这种大胆而适时的运动可能迫使敌人屈服。这就是现代战争的目的,同时也说明了迅速动员的巨大重要性。

   在海战中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或是由于击败了敌人有组织的兵力,即其战斗舰队,或是由于攻取了位置,二者相比,前者居多。假如舰队由于突然出现一支优势兵力而陷于无法活动境地,则同样的局势也必随之产生,尽管这种局势并非定局,也难以持久;但如决定性的失败随之相继而至,就会使局势成为定局。如前所述,不论是海上的还是陆上的任何位置的价值纵然极为真实,但却全赖于对其加以利用;即全赖于武装力量为了防御和进攻而将其占有。海上并非没有值得占取的有利位置;只是较之陆上却独具特色,有组织的兵力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一断言在海上更为适用。舰队本身可以说就是位置。舰队的覆灭或其在敌前处于绝对的劣势,不管这种失败发生在哪处位置,都意味着整个殖民体系和其他属地的立即瓦解。假如英国海军在北海被德国击败,则英国的所有殖民地都将暴露于攻击之下,并使它们同宗主国之间无法联合力量互相支援。除非英国海军得以重新恢复,否则,帝国的任何海岸位置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和敌人的努力与否的问题而已。到那时,既无接防援兵,也无野战部队。每一不相连的位置都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资源加以维持,一旦资源耗尽,就只得屈服,就如旅顺口一样;又如1780年的直布罗陀,如不是得力于英国海军,也会如此,英国的海军就是它的野战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英国舰队能够在北海和不列颠诸岛周围保持优势,则整个帝国体系就会屹立无恙。全局的关键掌握在舰队手中。

   这并不是说,一支具有威力而尽管处于劣势的海军,就不能以巧妙的规避并随之以突然的袭击在世界的遥远地方攻取一处或更多的位置,而且,譬如说,就地设防自固,以待对方遭受失败和国内形势达到最后明显好转。而位于遥远地区的当地作战基地的重要性,例如近年来胶州湾对于德国的重要性,可能激起这样的尝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优势海军国家是否甘心情愿容忍持久较量来驱逐入侵者。格兰特将军于1863年春天曾经担心过,如果他从维克斯堡周围的作战中退向孟菲斯,并按照谢尔曼将军紧急提出的行动方向采取一条新的进击路线,则美国民众就会因之失望而趋于停战。这是战争的诸多问题之一,即对时机的深谋熟虑。拿破仑曾经说过,战争的艺术在于争取最多的有利于己的时机。优势的舰队握有最强的一组牌,但最强的一组牌并不一定总能取胜。同你对立的对手的特点和技艺则是重要的因素。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必须将战争的普遍原理同特定地区的具体情况二者结合起来,对时机进行探索;这样才能使一个指挥官适于在可能发生的特定危急时刻进行广泛的思考和迅速定下决心。

   行动上的充分准备和迅速果断,对于这样的尝试当然大有好处,就在其他军事行动中也是如此;而在人生处事中亦复如是。然而,一个大国的兵力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一处相距数百或数千海里的遥远而隔绝的属地的能力(不论该属地如何强固),同其支援其国内的或本土边境的类似防地的能力相比(不论这些防地是位于海上还是位于陆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公认的差异。例如,直布罗陀假如位于英国海岸,则其防守必将比较容易。魁北克陷落于七年战争之中,但就在这同一时期,法国的国内要塞却未发生过这样的不幸事件。假如英军更为迅速果断,敢于冒险,罗什福尔的确有可能于1757年即已陷落;而这样的结局必然要经过成功的奇袭才能取得,而不会像魁北克那样经过持久作战才得以永久占领。

   在其他方面均皆相等的情况下,距离愈远,防御和攻击的难度也就愈大;凡是拥有许多这类据点的地方,其防御难度则同其距离、数量和分散程度成比例而增加。一个有这样负担的国家,其势态不管如何避免不了,都要违背集中和保持交通紧凑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正确的战争部署的必要条件。英国海军大臣于1780年告诫罗德尼,海军不能到处分兵。有些据点由于舰队不能即时到场而必须放弃;在这种环境中,只要敌人手中握有舰船便能以迅雷之势夺取一点并站稳脚跟而无法将其赶走。梅诺卡岛就是这样于1756年从英国人手中被夺走,英国舰队在宾的指挥下未能在守备部队投降之前将敌人舰队赶走;而法国在持续的七年战争期间却一直掌握着该岛,尽管英国海军一直处于优势。在英国舰队完全恢复运动自由之后,英国舰队是在战争结束之前恢复了运动自由,如果它认为值得,该地无论如何是可以用武力予以收复的。由于英国攻占了法国大西洋沿岸海面上的贝尔岛,在媾和时便以此岛换回了梅诺卡岛,取得这样的结局双方都感到稳当又很便宜。1798年马耳他以同样的方式为拿破仑所占有;而且,尽管法国没有海军驻在地中海,但马耳他和埃及为法国所控制达两年以上,后来,英国人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才将法国人赶走。

   一个国家由于占有遥远的海洋区域或海军场站,就其整体而言,必然会感到力量虚弱难以顾及以及远近难于协调一致,当然其海外属地也必有适当程度的感受;而一个国家如其前哨各基地靠近本土而又不甚分散,则其所控制的等同的属地必将较为安全。前者与后者相比,往往被迫于海上采取守势作战,因为前者所失较多,而后者却所得较多;由于采取守势,它在主动性上又失去优势,而主动性则是攻势作战的特征。这种情况构成了英帝国联邦的主要军事问题,数年以来,一直深使英帝国焦虑不安。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加拿大均为联合王国的自治领地。它们各自都感到,有如当日的梅诺卡和马耳他一样,单靠自己无法独自在海上应付大不列颠的若干可能敌人。若以正式独立代替现有的自治,就势必使其各自依靠其自身独有的资源来对付这些敌人中的任何一个;与此同时,对方想要完全征服,即夺取并永久占领,尽管或许可能发生,但这却是一项过于艰巨的尝试,而强求割让一处特定港口或地区,或索取其他商业的或海军的特权做为媾和代价,这确是可能的。

   大不列颠和法国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并非想要取得该地。它们之所以围攻该地是因为这样可使俄国在交通方面同它们相比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迫使俄国去防守一处远离其国家实力中心的海上要塞;其遥远程度堪与最近发生的满洲战争相比,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赢得胜利之后,它们便将该地归还给俄国,但却强求以不同性质的条件做为回报。美国并不曾为了取得古巴而入侵该岛,而是迫使西班牙放弃在古巴的地位,这是用其他方法无从得到的。假如美国同日本发生纠纷,一旦美国海军被击败,日本不会谋求吞并美国太平洋海岸的任何部分;但会要求夏威夷,或要求让其劳工向该岛自由移民,或二者兼而有之。香港、胶州湾、旅顺口、台湾都是类似这种强取的实例;美国占有关塔那摩港,虽未同样引起反感,但却以实例说明,海军战略应善于利用形势获取有利位置。为取得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租借地,于是,英国的殖民地就会遭受攻击,受到战争的骚扰。在可能发生的若干意外情况下,敌方的分舰队不仅可在英国海军追击之前到达这些殖民地的海岸,而且英国可能也会感到对其进行追击并不完全有利,惟恐派出分遣队会削弱本土舰队,而使不列颠诸岛本身的安全发生问题。这是一个数量对比和安全系数的问题。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早期战争中以至现在,英国的形势一直如此。虽然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它们的殖民帝国的幅员和分布较之过去大为扩增,从而其易受攻击的地点也成倍增长,但它们的属地一般没有什么经济发展,其中没有几处能像英国的一些自治领、殖民地和海军场站那样,具有商业价值或者具有国家的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英国的属地为数众多而又遍布各地,尽管过去和现在它们在促进贸易和为战争活动提供基地方面为英国带来好处,但它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危险的根源、防御措施紊乱的根源,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脆弱的根源。何时何地可能遭受打击,实难确定。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在谈到大不列颠海军的巨大发展与其易遭攻击之点分布很广同时并存这一情况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满握财富,却为贫穷所困。”纳尔逊时期的辉煌胜利——尼罗河之战,圣维森特之战,特拉法尔加之战——彻底摧毁了敌方的海军,但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不论英国的动机如何,每次战争就其军事性质而言都是防御性的,而对法国来说,尽管其海上地位脆弱,但却拥有进攻优势。列阵于法国海岸之外的英国海军,站在防御的第一线;等待和渴望战机,确实如此,因为英国人深知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找到最好的时机摧毁威胁其本土或其殖民地的那些舰队。但在攻击之中,英国海军仍然只是保卫国家的海上和海外权益。然而,它为保护整个帝国所取得的胜利,却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舰队的优势在于其本身所占有的决定性位置。

   现将基钦纳爵士于1910年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在其致当地政府的备忘录中所写的一段话引述于下。“帝国的生存主要依赖于保持一支胜任而又有效的海军力量,这是英国政府坚守的信条。只要这一条件得以实现,只要英国确保其海上优势,那么英国的自治领就不会被有组织的海外入侵顺利而永久地征服,这是一条众所公认的原理。”

   然而,在将这一原理应用于澳大拉西亚之时,他却强调不能忽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考虑。他指出,海军有可能被迫将其兵力集中于某一战场;而在另一些海域(即集中战场以外的海域),英国的海军力量同敌人相比,可能暂时继续处于劣势,并且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确实控制这些其余的海域。因此,他认为所有自治领均有义务建立一支能迅速果断地应付企图入侵的军事力量,从而确保本区的安全和坚定公众的信心 [ 注:《邮报》1910年4月18日。 ] 。其整个论点也同样有效地适用于美国联邦的各个自治州社会,在那里,且不说应予负责的外围地区,单是其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就相距遥远;同英国与澳大拉西亚之间的距离十分相近。

   可以看出,英国已往战略的成功,就在于其舰队派出足能胜任的分舰队驻泊于敌人海军船坞港口之外。安特卫普、布勒斯特、罗什福尔、土伦以及同西班牙战争时有关的西班牙港口,形成了一条作战战略线,该线被英国海军占有起到了双重作用。占有了这条战略线就阻止了若干港口的敌人分舰队的汇合;这样便制止了它们的集中,集中乃是影响战争的重大因素。这一结果对于当时存在的整个不列颠帝国,即对于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来说,则属于守势。就攻势而言,这些主要位置对封锁敌方海岸则起着掩护和支援的作用。我向诸位重新提起这些易于理解的情况,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下述事实,即如今德国已经取代了法国和西班牙而成为危险的海军强国,而同样的情况确实还会重现。英国舰队集中于北海。它在那里捍卫着英国的全部权益,即捍卫着不列颠诸岛、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地;就攻势而言,则控制着德国商业的海上通道。

   拿破仑远征埃及,突然占领了这一重要位置,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定实例,它作为许多进攻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行动的一个典型,确实恰当其分,我们以其为例便可立即看到,法国处于攻势,而英国则处于守势,尽管英国在尼罗河进行了出色的攻击并赢得了全胜;可以说是海军战史上的最大全胜。拿破仑对其陆军提出的警言是,“士兵们,你们是英格兰陆军的一个侧翼,”——即指最后侵入并攻陷英格兰的那支陆军,这一警言含有实情;因而,其进军印度这一意图的现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否则,便是曾经有过军事成功的良好时机。

   他既经指定了决定性之据点,在确有把握的时刻,即在敌人尚未做好对其实施拦截准备之前便能到达并夺取其目标的时刻,并直接向该点挺进,这与他的大胆的作战方式是完全一致。当他扬帆起航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英国部队之所以陷入兵力匮乏的境地,是由于法国有西班牙与其联合,而并非孤军一支。驻泊在地中海的法西联合舰队在数量上居于优势,迫使英国舰队撤离,并往大西洋集中;于是便造成基钦纳爵士当时所指出的类似态势,其随之而来的最后结果,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预言的那样,当英国海军于大西洋确定了控制之后,便又返回地中海。假如奥地利在对英战争中能同德国订立攻势同盟,那种情况则又会重演。我之所以提起此点,是由于人们倾向于认为拥有蒸汽机、无线电和所有现代发明之后,已往的基本特征就不会重现;我们全都承认在细节上是不会重现的。自1793至1795年,西班牙曾同英国结盟;自1796至1800年,西班牙又成为英国的敌人。如今,奥地利并非英国所担心的主要敌人;但奥地利却关心能够看到英国撤离地中海,因为它渴望在地中海谋得一席之地。奥地利同德国还不能说它们抱有共同目的;但它们有互相支援的共同利益,而它们的特定目的将会在世界策略的相互配合中得到最大的推进。

   埃及的地理位置一直使其拥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它在1798年的政治形势,从各个方面都造成它有被顺利攻占的可能。它位于许多道路——水路和陆路的交叉之处,经地中海可达欧洲,经红海可达印度洋,稍加思索便可看出,埃及所处位置对东西方来说,恰如奥法战场上的多瑙河隘路或17世纪西班牙经日耳曼至尼德兰这条交通线上的瓦尔泰利纳要隘;一句话,一个西欧国家要想控制东方,就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埃及。立即直接进攻印度本身,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埃及去攻占一处前已提到的中间目标却是可能的,待在那里立足已稳之后才能继续推进。恰如查理大公从波希米亚出发,首先巩固多瑙河流域,然后再向莱茵河挺进,法国进军印度也是如此,它必须首先夺取埃及,然后再向东方推进。在埃及与法国之间,还有另一处重要据点,一处中间目标,这就是马耳他;尽管拿破仑需要急速进军,但为了夺取该岛,他还是中途停顿下来。这次远征的最后失败,决不能抹杀法国正在对大不列颠采取进攻这一事实,而英国则对法国的远征目标捉摸不定,并因拥有众多的据点需要掩护而分散兵力,致使法国在两处最为重要的据点上,即在埃及和马耳他成功地建立起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住控制权。

   在这里或许还要提及,尽管地中海海域狭窄,但英国总司令圣文森特勋爵和纳尔逊以及英国海军部均在信函中表明,他们对法国的远征目的地都十分迷惑不解。拿不勒斯或西西里被认为是最为可能的目标;纳尔逊在其一封信中写道:“马耳他是通往西西里的直接道路,”这就说明它必将成为一处最为有用的中间基地。

   法国攻取大不列颠的最大而又最远的属地印度这一企图,到此为止已获得成效。然而,从此以后,法国的冒险却开始遇到困难。本来只要港口得以清理,敌人已被肃清,便可能继续前进,实现在望的目的;但当这一切都业已完成之时,英国并未受到致命损伤,而进攻英国的法国却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要想进一步取得有效的进展,就必须巩固住征服的成果,并建立起同本土的交通联系。拿破仑对陆上战线的谋划深有远见;但在条件不同于陆战的点上,却遭到了失败。一位法国著作家说,拿破仑从未达到“确切领悟海上困难”的境地。陆军已经进入敌境;并攻取了第一个目标;但打击并未致命,而其自身的交通联系却陷入了致命的危险之中。他无法投送轮换部队进行补充和增援,恰如二十年前直布罗陀的处境一样,因为敌方海军控制了海洋这一中间区域。由于天才和幸运相结合,法国已将陆军力量越过海洋投送到遥远的距离之上,并在一条长长的公路上夺取两处遥远的没有防御力的海军场站。法国能否保住它们呢?我们知道它没有保住;就趋势而言,它无法保住;但只要它仍然保住它们,就证明其企图并未放弃。在埃及和马耳他,法军曾经一度经历了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过程。位于这两处前哨的部队变成了守备部队,但战场上却无野战部队。两地之间以及它们同本土之间的交通联系已被阻塞;不论占领能够维持多久,除牵制敌人兵力之外,便别无其他成果可言,除非敌人对于斗争感到厌倦,而英国一度确曾如此。虽然尼罗河之战促进了并清楚地预示出不幸的结局,但从英法两支海军的各自条件来看,这种结局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拿破仑未能领悟罢了。整个战役自始至终都可作为证实基钦纳爵士评论当代形势的例证。由于最近数年之间战事所造成的当时陆海军情况,英国海军被迫撤离地中海,但当优势的英国海军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之后,损失惨重的最终结局便立即降临法国。

   拿破仑远征埃及同其两年之前即1796年在意大利所获得的陆战大捷,具有发人深省的相似之处。1796年,他从热那亚的海岸以类似速度挺进一百二十英里到达阿迪杰河一线,控制了维罗纳要塞,并于两个月之内巩固了该地。从若干条件来看,主要是地形条件,此处毋需列举,阿迪杰同其桥头堡维罗纳构成了一处战略中心,位于拿破仑的出发地热那亚的海岸同其最终目的地维也纳之间。它对战役的关系,恰如马耳他之对埃及;但这一位置的有利天然条件,却受到曼图亚要塞所构成的人为条件的限制,曼图亚要塞位于阿迪杰河以西,即在其后方,为庞大的奥军守备部队所占有。只要曼图亚要塞得以守住,则拿破仑对阿迪杰地区的占领就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巩固的。由于必须拿下曼图亚,他的进军就必须停顿下来,就像在马耳他一样,曼图亚从翼侧威胁着他向奥地利进军的路线,恰如马耳他从翼侧威胁着通往埃及的路线一样。曼图亚将其阻留了八个月,但他在战场上保持了一支富有控制能力的陆军,就如大不列颠在后期于地中海拥有一支富有控制能力的海军一样;这样的机动兵力都在各自的情况下确保了交通的畅通。曼图亚陷落之后,他便继续前进,恰如攻取了马耳他之后继续其航程一样;虽然他随之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他自己却部分地将其归因于奥地利的优柔寡断,而英国对待埃及却并未如此,即或某些英国代表也确曾犹豫不决。拿破仑曾经说过:“假如奥地利人不是求和而是继续后撤,他们可能将我的部队拖垮。”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马耳他的情况。法国军队在那里就被拖垮了。

   自从这几次讲稿写好以来,日俄战争又提供了一个类似例证。旅顺口就是俄国的马耳他和日本的曼图亚。俄国人按其和平时期战略,将其国家兵力投送到远离其国家力量中心的旅顺口,并在那里建立起基地。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就像法国人在马耳他一样,无法保持其陆上或海上的交通。于是,该地终于陷落;此外,港内舰队威胁着日本同满洲之间的交通,故需攻陷这座要塞,为此日本不得不从其能够用于对付北面俄军主力的兵力中抽调极为庞大的部队来攻取该地。战争开始时,日军进展迅速直达辽阳,但于该处被阻达六个月之久,只前进了三十五英里,主要原因是由于围攻旅顺口。旅顺口攻克之后他们做好了继续前进的准备,恰如拿破仑攻克曼图亚一样;但俄军意在退却,他们收拢兵力,向其基地撤退。于此紧要关头,调停开始了。日本人面临的困难正如拿破仑向维也纳进军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样;但日本人并未像他那样虚张声势,而是采取了像他劝告执政团那样的行动,即“切勿超越条件伸手过长。”

   法国未能保住已为其征服的埃及和马耳他以及战前就已为其所控制的其他遥远据点而遭致失败,而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也无力维持其殖民地;不仅是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西印度群岛,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印度和非洲,以及经过六个月围攻之后而陷落的梅诺卡等殖民地;两国情况相互雷同。这一失败是由于各个位置距离太远,位置数目过多,分布很广,从而导致兵力分散。失败还由于下述事实,即英国虽然拥有一支优质海军,但却错误地认为法西联合海军对其来说过于强大。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所遭受损失的范围表明,一处战略位置所具有的力量,按其同本土相距的遥远甚至对最近战场的影响,都会有很大的折扣。从位置本身以及这些实例中可以明显看出,靠近本土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这就是日本在最近日俄战争中对俄国所拥有的巨大优越性,现在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中较之所有其他国家仍然拥有这一优越性。在我们所说的远东,日本的国家实力中心靠近于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地方。假如奥地利成功地将其政治占领通过西巴尔干半岛推至萨洛尼卡及其周围地区,就像俄国经过西伯利亚和满洲推进到旅顺口一样,那它在地中海就会拥有这样的优越性,这必将引起意大利和俄国的担心,两国君主在拉科尼吉的会谈表明,他们对这种前景深怀戒备。

   进行快速长途远征,海上较之陆上更为适宜,因为海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但就效果而言,其决定性作用却不如进攻其宗主国或制服其舰队所取得的同等胜利,因为这种打击只是触及其四肢,而并未击中其心脏。坚持这种远征较之其实施更为艰难。尽管在已有海底电缆和无线电的时代里很难做到对攻击目标进行突然袭击,然而远征军一旦出发离港,只要保密得当,还是可以有希望做到使追击舰队迷失方向。但当远征的直接目的得到实现时,袭击一方便由攻势转入守势而惶恐不安;而且为了保持其征服成果,必须控制住交通线,即控制住海洋。

   还须指出,这种长途海上远征,只有在登陆点上不会遇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才有希望获得初战胜利,初战胜利乃是最后胜利的基础;而最终胜利则取决于登陆之后敌方舰队不会前来干扰。塞瓦斯托波尔和旅顺口的情况就是明证。两处登陆均未遇到适当抵抗,登陆之后敌方舰队对于围攻一方的交通也未进行骚扰。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从英国手中夺取了许多小岛以及相距很远的力量又薄弱的彭萨科拉,但它们对于牙买加或直布罗陀的攻取却未得手。在梅诺卡,结果却不相同;尽管攻克该岛曾费时六个月之久,原因是英国无法抽调舰队派往该处,以致未能做到像在牙买加那样截住敌人的远征,或像在直布罗陀那样对围攻进行骚扰。牙买加之所以得救,是由于罗德尼在法国舰队出航之时便遭到袭击,结果不能有什么登陆企图了。在直布罗陀,由于敌方控制了陆地,无法抵制其在陆上建立战线;但英国舰队通过投送补给不断干预,遂使围攻未获成功。

   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于国外水域确立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最为重要的基本条件,便是拥有一支优于任何可能对手的舰队。这只不过是再次肯定陆战原理,即决定性战争的有效工具乃是野战军,而不是守备队。占领港口,军事上加以固守,固然确有价值,甚至必要,但对舰队来说,却居于次要地位。占据遥远地区的战略据点,这是一个使我们现在很感兴趣的特殊问题,对它进行考虑时,只要完全遵循拿破仑关于“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的格言,我们便能为自己确有把握地创造一条战略警言,即在海战中舰队本身就是全局的关键位置。关于这一警言,可用下例予以证实。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最初将舰队的大量补给物资储存于其在长山列岛的设防的永久基地,但后来为了便于管理便将其大部保管在船上。载有补给物资的舰船可以伴随舰队活动,于是舰队便自身携有基地,并可占领一处方便的港口,尽管这处港口并未设防,但舰队本身的力量便可暂时提供必要的防护。因此,必须集中精力于提高舰队的海上军事效率;但在坚持这一正确专业思想的同时,我们必须避开绿水学派的极端偏见并牢牢记住,一支还要兼顾其基地安全的舰队,其有效活动必然要受到削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要受到削弱。

   一支舰队,如同一支陆军一样,需要拥有设防的作战基地,但必须遵循一定的明确原理对其进行选择和准备。

   首先,应当尽量减少必须认真地坚守的战略据点的数量,以便尽可能少地消耗宗主国的国力,使其得以集中用于那些要害之地;而在其他各地,只有用大炮对着海面试试它们的运气。假如敌人明智,便不会在这些地方浪费时间和力量。另一方面,对要害各点必须极其认真地加强力量,严加守卫。假如敌人是针对整个配系对其采取攻势,则每处被攻之点,必须做好准备坚守到在其天然优势允许的最长时间。坚守一天便为共同防御赢得一天时间。1862年当美国南北战争处于十分严重时期,假如位于新奥尔良下方的杰克逊和圣菲利普要塞能够尽可能长久地坚守下去,则对于联盟军和整个战役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由于日军必须动用必要数量的部队围攻旅顺口,故旅顺口的抵抗曾经严重地削弱了日军主力的推进,从而为俄军的整个作战计划赢得了兵力和时间。假如其最初阶段的抵抗能更为成功地将围攻一方阻拦于远距离之外,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很可能还会发现其旅顺口的舰队依然存在。1800年热那亚的法国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的坚忍顽强却为拿破仑赢得了时间,使他得以将其部队配置于奥军通往其本土的交通线所经之地。在布尔战争中,莱迪史密斯的坚守,在较小范围内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拥有大量分散的海上位置的国家,必须仔细研究,它能够维护多少位置,并应当维护哪些位置;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认为必须在特定地区建立其权力或准备将来对其进行维护时,它就必须进行孜孜不倦的调查,明确应当努力的方向,以便固守那些在战略上应予坚守而又能守得住的港口。例如,德国最近对胶州湾和美国对夏威夷和关塔那摩所采取的措施,都可对此作为例证。

   其次,构成特定国家海上配系的各种港口,都按其重要程度而具有明显的顺序。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本土港口居于首位;因为一个国家采取守势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自卫不仅是国家的第一需要,而且还是个基础,只有在自卫的基础上才能有国外的活动,不论是去远方还是近处。一个国家的政权在本国尚不稳固,便无从进行扩张活动。只有确保自卫,才能维护国策,这就是二者之间的极为重要的相互关系。由于国家政策因时代而改变,故港口的价值也随之而不同。不过,在任何特定时代里都有或多或少比较明确规定的国策;遥远港口乃是舰队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将它们同本土港口视为一个整体,一个配系,而不应仅仅将其看成是孤立的位置。

   现以现代史上的主要海洋国家英国为例。当英国踏上海军强国的征途时,其敌人是荷兰,其大的造船厂设在查塔姆港。如今德国已成为同英国相竞争的海军强国,于是新的位置罗赛斯便同查塔姆的作用相对应。英荷对抗之后,继之两国便结成同盟,全面联合对抗路易十四。于是,军事政策将英国引至地中海,在此之前,商业权益已经将其海军吸引至地中海支援其商船。对丹吉尔的占领和通过设防和筑堤对其进行的开发,乃是英国权益在这一水域所取得的但却遭到夭折的第一个成果;当其在本土水域确立自卫之后,相继取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卡,马耳他,于是,地中海便成为英国国策的第一目标。上述三地严格说来都是要塞。

   进入18世纪以来,英国在地中海的权益依然如故,但同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相比,则已退居第二位。通常被人称为旧式“土耳其商人”的生意,已退居西印度群岛的糖业、美洲大陆的谷物和烟草,加拿大的毛皮和纽芬兰的渔业之后。依我看来,牙买加在加勒比海是最有控制力的位置,从1782年同盟国家为征服该地所进行的准备的规模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地设防和守备的强固程度。法国已经变成敌人,并在整个世纪中一直如此。这一情况在英国国内突出表现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这两处船坞港口的重要地位正在日益增长;而英国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包括现在的美国在内,却似乎只拥有海岸防御。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它们就其人口而言已经强盛,就其范围而言相当遥远,只要英国海军在海上于其所到之处继续保持优势,外国就无法征服它们。法国对路易斯堡和魁北克进行设防和守备以对付围攻,正是由于加拿大人口稀少和法国海军处于劣势,不论是从陆上和海上都无法确保其安全。它们的陷落突出表明,在设防中还有一项考虑太容易被忽视;即一处设防的地方一旦落入敌人之手,不仅位置的优势,而且工事所具有的力量优势,都将转为敌人所有。一处殖民地港口假如一旦陷落,总是希望它不致提供直接的人造防护工事来抵御从陆上对其进行收复;例如,1760年魁北克便是如此,随之在冬天便取得了沃尔夫大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应予设防的地方,工事和守备部队二者都应能充分胜任应付一切可能事变。

   在上面提到的各个时期里,英国的国策是同其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同步发展的。因此,设防场站的规划都是未经研究而产生的;这同英国宪法的产生极其相似。美国很少发生战争,其对外政策的发展未受军事气氛的影响,而军事气氛往往促成不知不觉的准备。为了说明情况在变化,回忆可能会发人深省,当构成这一论述主体的这部讲稿刚写成时,美国、德国和日本尚未拥有装甲舰队;当时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仍属西班牙,而夏威夷则系一独立社会。还可补充一点,不论是美国海军总部,还是陆海军联合作战部,都尚未建立。

   在这里详细讨论美国港口的设防规划,当然不够妥当,原因极为明显,上面提到的那些部门毫无疑问正在处理这一问题,这里无法提供准确详情。但却可将某些总的战略考虑归纳如下。

   首先,一处海军场站到底应该具备哪些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显而易见,它对战争应当有用。近来,建造和装备一艘战列舰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由此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出,海军造船厂不能将建造舰船做为首要的军事目的。假如一处海军造船厂建造的舰船质优价廉,而且建造速度很快,这些都是良好的工业或经济的依据条件;但它们都不是军事的依据条件。海军造船厂的最高职能乃是在战争中维护舰队的效能;特别是能在最短时间内修复因日常勤务或战斗而遭受损伤的舰船。和平时期的功用并不能补偿战争中的需要。为使选定的特定地点符合这一目的,必须考虑到其战时的使用效能;进行这种考虑时,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可从位置、力量和资源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在资源方面,首要的就是供应丰富,能保证迅速完成坞修;符合这一要求的地点,较之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地点,更为适宜,尽管后者或许可能在位置或天然资源方面拥有某些优势。显而易见,这三项必需条件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存在,这就会使决心趋于复杂,如从建造舰船加以考虑,则毋需也不至趋于复杂。

   这一原则适用于不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外的所有主要海军场站。在本土,每条海岸边境应有两处这样的海军场站;一处可能是主要的,另一处则是次要的,正在发展之中。关于本土以外的海军场站的数量和选定,则依国策而定。假如国策集中于本土附近的权益,如集中于加勒比海地区,则这一地区的海军场站的发展,可以近似于本土港口的条件为依据。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罗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都曾是海军场站,但发展十分有限。那次战争的特点是对方没有舰队,舰船可派往北方船坞进行修理,前线的兵力则是通过轮换予以保持。

   对于每一支部队都需有一定的轮换制度;但应当认识到,坞修地点应尽可能位于由莫比尔至诺福克或至纽约的距离之内,这种设施只要能够达到,便应予以保证。美国南北战争中,多数舰船均属中型,很少类同,除偶尔几次战斗之外,基本上未曾集中过;作战时间则由拥有海军的一方审慎选定。在舰队对舰队的场合,每方的大舰数量有限,一艘或数艘舰船如需修理,这将是非常紧迫的,则不应驶往很远距离和等待很长时间。

   当这部讲稿刚写完时,美国只有一项堪称为政策的对外政策,即“门罗主义”。现在,则有两项,第二项即“门户开放”。毫无疑问,对外关系会带来许多各类问题,而政府则是依据一定的既定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大部分。这些原则既明确又固定,故可称之为政策;但它们只适用于特殊的和偶发的事件,故对上述两项政策不会产生连续不断的影响。这两项政策都是依据坚定而又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态度以及国民的基本福利而制定的,因而具有制造舆论的作用,并能持续不断地影响外交。门户开放按惯例系指商业机会均等,它同亚洲向美洲移民这一问题具有地区性的密切联系。亚洲移民又同门罗主义紧密相关,因为,极其明显,亚洲人不同于欧洲人,他们在社会中不与人混杂。他们虽然比邻而居,但却自成社会,不同广大人口结成一体。这样一来,在一定地区一旦亚洲人占据优势,便成为一种真正的吞并,这种吞并较之政治吞并更为有效,门罗主义正是针对这种吞并而制定的。夏威夷便是一个恰当的实例;日本反对夏威夷政治上归属美国,如非更为迫切的问题转移了其注意力,无疑其反对会更为强烈。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广人稀,如任亚洲人自由移入,其结果必将意味着为亚洲人所占领,即亚洲在美洲开拓殖民地。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太平洋各州对此强烈反对,别无其他原因。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国家政策,导致美国于太平洋设置海军场站,恰如地中海进入英国权益范围迫使其在那里逐渐获取海军场站一样。门罗主义是美国惟一的积极对外政策,它同避免与外国卷入纠纷的消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家权益业已逐渐而迅速地集中于加勒比海,因为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道穿过这一区域,而巴拿马地峡正是门罗主义的焦点所在。这就是本讲稿最初写成时的情况。当时,太平洋问题及其特有的国际意义尚未显露端倪,很少引人注目。现在,由于上述若干原因,太平洋已具有现实的直接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种兴趣转移的情况,可同18世纪后半期英国政治家们所评价的从加拿大至委内瑞拉的西大西洋的地位已超过地中海的情况相提并论。地中海并不因此而不再重要;它只是丧失了领先地位。同样,加勒比海仍然重要;甚至尚未完全丧失领先地位,而是同太平洋并驾齐驱。巴拿马运河即将建成,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在这两个方向上选定的港口足能而且应当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其中每个部分的设施和持久能力都应按其对整体的关系而占有一定比例。

   最后,维持任一设防海军场站体系,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海上优势,即依赖海军。一处完全孤立的强固哨所,尽管能将其陷落时日延缓很久,但陷落终将难免。自1779至1782年,持续三年之久的著名直布罗陀围攻战就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实例。对直布罗陀所施行的一切攻击均告粉碎;它一定会陷落;只是依靠英国海军输送补给的能力和技术,方使其得以幸免。我们可以说,只有活跃在战场上的野战部队才能解救被围的堡垒。

   在战争中,海军的固有的主要目标乃是敌方的海军,这是对这一结论性论述的直接推论。由于敌方海军必须在其分散的各个战略据点之间保持联系,因而,对舰队的打击就是对其各个战略据点的最实在的打击。往往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惋惜的情况,一支巨大的海军兵力,面对位于其所及范围之内的敌人,却将其力量用于无关紧要的陆上海军场站。如1778年和1779年期间,法国舰队在德埃斯坦的指挥下于西印度群岛的活动便是如此;或者甚至攻击如直布罗陀那样的重要海军场站,却置敌方舰队于不顾。舰队和港口彼此相互为用;但除本土港口之外,港口需要舰队更甚于舰队需要港口。因此,舰队应当攻击敌方海上的有组织的兵力,从而切断其与港口之间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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