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击鼓鸣冤能否行得通？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在各类古装剧里面，经常能够看见“击鼓鸣冤”“拦轿喊冤”等一些桥段，衙门口的鼓声响起，之后县官就会升堂，让观众以为古时候的百姓告状十分简单，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演绎罢了。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衙门口的那面喊冤鼓叫做“登闻鼓”，初见于汉文帝时期，到了晋朝的时候，那面被用来诉冤的被叫做“登闻鼓”。不过登闻鼓当时是只限于京都，其他各地的县衙是不会有的。《隋书·刑法志》表示：百姓有冤案，可以依次向县、州、郡衙门，直至京都的尚书省控告，如果仍不能得到解决，便可到皇宫前去击“登闻鼓”，由专门的官吏将诉状奏报皇帝，再由皇帝亲自过问。

不过虽然法条的规定是这样的，不过自有“隋”一朝兴起，至“唐”取而代之，不论是文帝或者是炀帝，他们一次都没有接见过到京诉冤的苦主。

后来李渊建唐，其沿用的便是大隋律。武则天建立“大周”之后，下诏在朝堂两侧专门设置一种供人们上述诉冤的匣子，称之为“匦”，有专人会负责进行管理，每天拂晓的时候拿出去，等到了傍晚之时再拿回来，要是里面有诉状的话，接着展开下一步的处理。

在宋朝之时，太宗赵光义下诏设置“登闻鼓院”，且将唐朝的“匦”改作“检”。而且还有一个明文规定，要是有人击鼓鸣冤了但是证据不足，或者是口供不实，那么轻则发配，重则处斩。此外，要是有人敢去阻拦皇帝的銮舆，金瓜武士能够将其立毙。因此，“告御状”这样的行为，就只会出现在野史杂说、评书演义还有古装剧里面，在真实情况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以后，对宋朝留下来的那些律法做了大量的改动。根据《元史·刑法志》当中的记载：“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仍不行，经乘舆诉之。未诉省、部、台、院辄经乘舆诉者，罪之！”其中的意思就是要进行诉冤的话，得要经过大大小小、林林总总这许许多多的衙门，还是不行的话，便能够将皇帝的銮舆拦住喊冤。但要是没有经过前面的那些程序就直接去拦皇帝銮舆的话，那边会“罪之”，说不定还会掉脑袋。

在明朝的时候，其律法变得更为严苛。太祖朱元璋下诏在午门外设置登闻鼓，由一名御史言官负责进行管理。到了永乐年间，设置在午门外的登闻鼓换到了长安左门外，由六科锦衣卫轮班值守。击登闻鼓的条件是“大冤及机密重情”，会先由锦衣卫负责盘问调查，只要发现有不实的地方，便会立毙杖下，决不姑息。而这使得那面登闻鼓成为了一个摆设，根本就没有人敢去接近。

而且，明朝的律法还有这样的规定：敢于阻拦、冲撞皇家仪仗的人，不管有没有冤情，一律都处以绞刑。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喊冤者，如果真有冤情，也需要在露天“戴枷”一个月。一个月后还有气的话，再诉说自己的冤情。有不实的话，按轻重程度或绞刑、或斩首、或凌迟、或发配。这样的处理办法就能够看出，直诉这条途径就是形同虚设。

清朝的时候沿用的是大明律，顺治皇帝除了下诏把部分特别残忍的酷刑废除以外，其他的方面跟明朝时期的法律规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看守登闻鼓的人由锦衣卫变成了八旗兵丁，百姓同样不可能接近。

其余各地的官府也是有样学样，从明朝洪武末年，再到大清覆灭，同样对那些喊冤者严苛管控，要是想去击响那面鼓，又或者是想要拦路喊冤的话，被扒层皮是少不了的。

想要告状，就需要由当地的地保跟乡绅担当保人，并且还要聘请讼师，写明诉状，随后一层一层地往上递状子。要是没有保人跟讼师的话，最好不要再想什么告状的事情了。

清朝在顺治一朝开始，在县衙前立了“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的牌子，明确地对那些冤者进行警示：最好不要瞎告状，免得自讨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