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四川为抗日战争大后方？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只得移驻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

留在南京指导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汪精卫随后也表态，“要根据着西北，作长期的抵抗”。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此次能够西迁河南，还是拜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发表《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武汉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大约东经113度线上，大体上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国军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

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氏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19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落实，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从地缘关系角度出发，现代政治不上轨道，核心“江浙沪”的南京国民政府想要外扩至西南地区，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均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告终，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就拿蒙古与南宋之间的战事来说，蒙古军每次南下，必攻四川，忽必烈时期虽把重点移至襄樊方向，但并未放弃川省境内的牵制性作战。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就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期中，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1930年中原大战，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五千支步枪，外加五百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出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四川党务办事处扩大纪念周，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

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先后辞去了省政府主席、第25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得以迅即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峨嵋军官训练团等措施，整顿了四川的军事、财政、金融，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川省的影响。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占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声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凭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