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后，国民政府放弃对日本的希望，开启了抗日战争时代

1928年5月3日，持续数天的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爆发，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城时，日本方面出动军队展开报复，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卖了，蒋召见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国民革命军将来与日本军不能提携。日本人既已不可信任，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蒋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进军北京。

济南惨案及之后蒋介石的决定，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这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

济南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民族主义抗御外的使命就压倒了民族国家的建设。济南事件后，对外事务在影响中国内政发展进程方面作用更大，而外交也就成为新当权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蒋介石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

蒋介石于济南事件后不久给蔡元培的一封电报中强调了教育是救亡最重要的手段，并主张速编国民党的教科书以强迫发行之。然后，他更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外患的深重会压倒民族国家建设的工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后来之所以大部未被实施，当然原因甚多，但抗御外辱不得不放在首要的位置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党的外交重心也转移了。济南事件粉碎了国民党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国民党人也开始学起袁世凯的策略，将中日事件大肆曝光。蒋指示南京政府将“事实宣告全世界”。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以反帝为标榜的南京政府并直接诉诸帝国主义控制的国联。国民政府越来越注重借助成熟的国际体系牵制日本的步步紧逼。

而与之相反，自我否定了币原外交的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越发走向排他性、独断性，越发试图在华盛顿体系之外解决问题，排除英美等世界各国力量单独处置中国事务。这也使日本逐渐从“帝国主义列强”的群像中走出来，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日渐清晰地成为面目可憎的中国头号敌人。

济南惨案在日本国内也激起了反华的舆论浪潮。据驻日特派员殷汝耕报告：“此间关于济南消息日渐具体化。我军对日侨剥皮、割耳、挖眼、去势、活埋、下用火油烧杀、妇女裸体游行当众轮奸等事，日人言之凿凿，其所转载京津、伦敦、纽约各外报亦均对日同情，归咎于我。一般空气异常激昂，认为巴黎、华府会议以来，华对日极轻蔑，从前如关税会议及不干涉主义一类软和外交方针不特不能见好华人，而反遭辱。日人愤懣之情将因此次济案勃发，陆军系更肆煽动，颇欲乘机攫夺。”

国民党与日本两方同时在宣传上极力渲染己方的无辜与对方的野蛮兽行，双方国民的民族情绪均经此一事变被点燃。在中国，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民心激愤。在日本方面，之前连续几年的币原外交被视为软弱耻辱，而经此事变，令日本民众认为，币原外交的对华示好不但无用，反令中国政权以为日本软弱可欺，同样民情激荡。双方终于背道而驰，相互仇视的情绪扩大到两国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