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自信的恶果 —— 在苏联的战斗1941年·第五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许多军事理论的学究们在其著作中都指出，作战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选择并保持作战目标，不言而喻，自然是一个目标，而且只能有一个目标。在入侵俄国之前，德国人选择了相互间一个比一个更重要的三个目标。结果三个目标中没有一个是重要目标。这给“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牵制。要尽可能地多占领俄国领土，以保证柏林和德国东部不受空袭之扰；必须消灭俄国陆军；必须占领俄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比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乌克兰和顿涅茨盆地。这实际上等于说从正面进军夺取这些地区便可以实现上述三个目标。但德国兵力在数量上的不足使这种设想不可能实施。在1，000英里宽的的正面，德国只有2，700架飞机（比1940年进攻西欧的数量少）和2，000辆马克III型和IV型坦克，另外还有一些轻型装备和火炮（比1940年的兵力强）。可见多路进攻必须是谨慎有效地指向精心选择的最能产生效果的目标。在从几条可能的进攻路线中选定最佳路线时，容不得有一点失误。

　　首先，俄国的情况和法国一样，大部分错误是防御者造成的。与德国相比，俄国在空中和地面的技术战术均处于劣势，在人力、机动性、通讯、训练、战术以及作战经验方面俄国都不如德国。不仅如此，俄国人还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对6月22日凌晨德国的突然袭击毫无防范。从数量上来讲，俄国也许占有一定优势，双方力量为3：5。但苏军的装备落后，质量低劣，连部队在作战中的生存都一次次地受到了影响，当然不能指望受到德国优良武器压制的苏军装备的突击能力了。

　　在空军方面，俄国处于劣势。就连乐观的戈林都对战争初期俄国空军的损失之大感到震惊。地面上有近1，500架苏军飞机的残骸，而在空战开始的24小时内，苏军300多架飞机就被击落，而德军仅仅损失了2架飞机。开战第一周里近5，000架苏军飞机被击落，而德军只损失179架飞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只好任由德国空军在整个夏季战役中为所欲为。俄国空军再也没有从这次打击中恢复元气。差不多到1944年底以前，德国一直可以在俄国前线使用在西部战场不占上风的落后飞机。这不能不说是德国人的幸运，1941年夏天虽然令德国人兴奋，但希特勒、戈林和技术部主任恩斯特·乌德特将军早些时候的疏忽和失误已经开始使德国空军在作战性能方面落后于对手。

　　在战争头5个月内，俄国损失的装甲车也像飞机损失一样巨大，总共损失大约17，000辆，而德军损失为2，700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表明交战双方此时都已损失了6月22日开战前各自装甲车总数的近65%。如此巨大的差距是由装甲车的战术运用造成的。训练有素的无线电控制的德国装甲部队在机动和作战方面，大大胜过了处于劣势的对手。地面作战中的技术优势当然重要，但并不像空战中那样生死攸关。然而令德军头痛的是，苏军的重型KV-1型坦克和新服役的T34／76坦克比自己的坦克稍占优势，并且很难击毁。如同在法国一样，真正关键的是指挥、控制和战术。事实表明苏军坦克人员训练极差，在战斗中频频被击中。战术不熟练不仅使坦克与步兵、炮兵和工程部队无法协同，而且也使坦克之间无法配合。但这看上去并不是坦克车长的过错，而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不知所措，又不听专家意见的指挥机构。是听任指战员训练荒疏的苏联体制。

　　斯大林在30年代为了防止红军威胁其权威，对最训练有素、最有才智的军官进行了残酷清洗。由于装甲部队有最优秀的军官，因而所受的打击也比别的兵种更大。恐惧使幸存者不得不格外谨慎，而决策者又是优柔寡断。当西班牙的内战和与日本的冲突事件的教训表明坦克独立作战不可行时，斯大林便在1939年11月下令解散了独立的坦克军，并照法军模式将坦克单纯用于支援步兵作战。1940年春季德国大获全胜之后，斯大林又匆忙下令重建原先包括所有兵种在内的机械化军，而且是大规模的组建。但是当该给这些众多部队装备坦克，特别是给各级机构配备精干指挥官，尤其是高级指挥官的时候，才发现就连了解如此庞大专业化兵团的军官都廖若晨星，更不用说有能力指挥这种部队的人选了。许多就任高级职务的是一些在战斗中已被证明是败将、但对党的路线亦步亦趋、并习惯把难题上交而熬倒了自己竞争对手的军官们。随着人才缺乏日益严重，只有少数素质极高的军官，比如K·K·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才幸免被清洗掉，并且重新担任了指挥职务。在一个主动性、创造性虽然很受重视但却往往被政委手下的行刑队带来的恐惧而窒息的环境中，怎么能指望毫无经验的、在无知和压抑下萎靡不振的指挥官们能富有想象力地训练部队，并在战场上果敢地实施行动呢？

　　与极富想象力和进取精神的德国指挥官作战——冯·包克和古德里安是出色装甲指挥官中最杰出的两位——红军只有打败仗了。德国的装甲部队运用快速大纵深穿插和双层包围战术，疾速挺进到步行和马拖的步兵部队几英里的前方，杀出巨大的通向敌后方的通道，包围成群的吓傻了的俄军，摧毁其装备，并且全歼了挡在通往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路上的红军。德国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又一次发现，被大量就地歼灭的敌军不是其机动作战的对手，敌军幸存的装甲车和火炮溃不成军，失去协调，成小股拼命逃向森林和沼泽地。

　　如果以向莫斯科进军的德国军队为例来分析德国的战略，那么冯·包克的中路集团军群在作战中，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他们在实际指挥中是如何充分利用了俄国人在行动和判断上的失误，以及在选择目标时的优柔寡断是怎样导致了那些致命的失误的。中路集团军的两个军（古德里安领导的第2军和霍特领导的第3军），就像在法国时一样，从一开始就把步行的步兵队伍远远甩在了后面。只是此次作战战线比1940年那次拉得还长，而且受命完成对大批敌军的包围。一周内，这两个军便深入波兰和东普鲁士，在明斯克合围，一下子围住了苏军大约27个师，然后就等待后续部队的步兵赶来“消化”这些敌军。与此同时，德军的先头部队开始继续向东，朝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方向刺探。17天以后，德军第2装甲军已行进了250英里，抵达斯摩棱斯克。斯摩棱斯克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和工业目标，而且也被看作是一个展开心理战的重要目标。占领该城将在大约12～14个师的30万红军的退路上形成一个阻击阵地。从表面上看，这对冯·包克和古德里安来说都是个巨大胜利。可惜在苏军通过反击（当时他们的确正在考虑此事）恢复阵地之前，还有，苏军在通往莫斯科的叶利尼亚和亚尔采沃之间重新建立可靠的防御之前，德军没能把口袋完全扎紧，没能把苏军全部消灭，没有继续挺进。

　　从英国截获并破译的德军指挥官用“恩尼格玛”密码发出的电报中看，此时德军已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俄国人从南面向古德里安和从北面向霍特的反击比预计的要猛烈得多。德军不得不从装甲部队中分出一部分兵力来应付，而不能集中兵力完全封闭包围圈上的缺口，防止苏军从斯摩棱斯克突围。另外，由于霍特的先头装甲军的失误，使原计划与古德里安会师的结合部成了一个缺口，结果苏军从这里潮水般地突围。统帅第2飞行联队的凯塞林元帅在亲自驾机飞过此处时，实际上看到了苏军的突围。他立即呼叫两个装甲军采取封锁行动。但是霍特已派遣了一个军去应付来自大卢基的敌人的威胁，而且根本不知道那个缺口的存在。古德里安则称他派不出任何部队，他一面命令炮兵用炮火阻止敌军突围，一面请求凯塞林实施密集的空中打击。而空军也只能部分满足他的请求，因为凯塞林完全清楚白天空中攻击的效果还勉强可以，夜间则基本无效。人们普遍怀疑古德里安有意不管那个缺口，因为他自己的真正意图是攻占叶利尼亚，以此作为进攻莫斯科的下一步，而这一行动当时尚未获准。

　　冯·包克要求封闭缺口的呼声从一开始就是徒劳的。凯塞林本人请求戈林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让他下死命令一定封闭缺口，结果也不了了之。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除兵力不足之外，还有供应不济。路面太差又遭大雨，交通干线上车辆太多堵塞不通。而这些车辆又没有一种可以越野。正如凯塞林无可奈何地指出的那样，第11空降师也可以封闭这个缺口，不幸的是它当时不能参战，正在忙着舔自己克里特岛之战的伤口。

　　据凯塞林估计，大约10万苏军从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中逃脱，给德国不断加长的失策清单上又添了一笔，尽管这并不是德国在中部前线和其它地区失去进攻锐气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7月以后德军进展迟缓的原因，有必要深入探究德国政府和高级指挥层在过去的错误估算和当时的错误行动。此刻德军已处在为尚未完成准备就仓促发动了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付出惨重代价的边缘。尽管德国陆军在1939年和1940年对付过时的抗击中表现出绝对优势，但其工业和后勤保障缺乏纵深和物资基础，只不过是装门面而已。希特勒、戈林和其党内的其他所有成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有德国陆军的军官们，他们是如此轻易地就接受了那种走过头了的欺骗和假象。

　　德国陆军的组织结构在接近月底时，开始出现了裂痕，即战役开始后的大约第11个星期，比其自1918年以后发动的最长时间的战役还要长一些。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波兰坚持了4个星期，挪威9个星期，荷兰、比利时和法国7个星期，巴尔干国家3个星期，上述每次出征之后，陆军的装备都运回国内基地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整修，刚好避免出现野战修理厂的大量抢修。无论如何野战修理厂的设施也只能进行简单的维修。更糟的是工厂的生产跟不上战场上的损失。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只要回想一下在整个重整军备的过程中，德国为避免通货膨胀一直对供给和生产实施控制。此时装备和物质的库存正在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而且，重要装备在俄国的环境下运转不正常。这并不能说成是设计者的失误，他们并没有得到指示去准备对地域如此辽阔、交通条件如此原始、气候如此恶劣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机过早地被磨损，因为空气净化器对付不了空旷草原上的尘土。骤雨把低级公路变成了烂泥潭，两轮驱动的卡车陷在烂泥中动弹不得。坦克履带不是陷在酥软的地里，就是当冬天冻实以后给死死卡住。润滑剂在严寒中也出现问题，燃料储存在不断减少，对一个其突击能力乃至生存比以前任何部队都更加依赖机械装备的军队而言，这些都是足以使其瘫痪的致命弱点。许多这类困难事先就预计到了，但却往往不是绕过去了就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不予理睬，或者由于希特勒和他的许多指挥官们自欺欺人地相信，在冬天向他们征收过冬费之前战争就早已打赢了。

　　冯·勒布领导的北路集团军群逼进到了列宁格勒城下，冯·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路集团军群在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包围了大量苏军，并快速挺进乌克兰。这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混乱，但并没有迫使大俄罗斯人民放弃斗争，或迫使斯大林求和。也许有人认为集中力量发动一次夺取莫斯科的攻势也许可能造成对方的崩溃，但是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朝莫斯科方向的推进在8月初就停止了。已占领地区的人民很有可能与德国人合作加入进军的行列。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所人、乌克兰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把德国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这些人完全会帮助德国人，如果希特勒和纳粹党没有顽固地执行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作寄生虫的种族主义政策，如果德国人没有粗暴地对待他们，以及后来进一步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从而迫使其产生反抗。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把他们又重新推到了斯大林的怀抱。就连大俄罗斯人也可能分崩离析，如果希特勒在国防军司令部和海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没有颁布他那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规定政委和共产党情报分子一经抓获就地处决。这个命令只会使苏联领导层更加强硬。他们已没有什么可担心会失去，只有继续抵抗并采取和德国人一样残酷无情的措施来坚守阵地。把敌人逼到绝境的同时，又不给其一线生存的希望，这是战争指挥上的绝大错误。但这些却正是所有参战各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时坚持的政策。俄国人、德国入和日本人对大部分最残酷的过激措施负有罪责，从短期看，这毫无疑问是坚定了自己的抵抗决心，但从长远看却瓦解了自己的人民。

　　在俄国持续抵抗的阴影之下，考虑到后勤上的缺陷以及暂停行动以便物资前运和装备维修的需要，德国高层指挥对如何最有效地夺取几乎到手的胜利犹豫不决。国防军统帅部这时选定夺取莫斯科为下一目标，认为这一威胁将迫使红军坚守并战斗（而不是越来越倾向于避免正面交锋）。莫斯科失守将会搅乱苏联政府，使其失去重要的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有效地使苏联一分为二，并大大动摇其士气。但这时希特勒的目标却莫名其妙地转向通过局部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在此过程中附带占领一些有价值的地盘。然而这一计划由于俄国人7月底被迫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发动大规模但却失败了的反攻而中止。

　　当8月15日希特勒严令不许进一步进攻莫斯科时，冲突终于发生。相反，他在8月21日的一份指示中坚持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军兵团与南路集团军群配合向南进攻，实施对部署在那里保卫乌克兰的俄国的4个军彻底包围。对此国防军统帅部和中路集团军大为不快，与此同时，元首还拒绝给东线足够的装甲战车增援，并且认为以前的合围作战中多达25%的敌人逃脱，战果令人失望。这使人不禁要问元首欺侮并否决他的将军们的怪癖有时是否被置于击败俄国人的努力之上。一个失败的奥地利艺术家，战时军衔从未超过下士的士兵，完全有可能以支使贵族式的普鲁士陆军元帅为乐，时刻铬记着普鲁士人与南部德国人之间的传统的敌视。此时分歧如此之大，以致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一个巴伐利亚人）开始认真考虑辞职。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留任，期望着希特勒改变主意。纯粹出于自我为中心，和有争议的攻占莫斯科的决心，中路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以及他的具有超凡魅力的装甲军司令古德里安，也积极支持国防军统帅部为改变元首主意所作的努力。

　　5月23日在拉斯滕贝格召开的一个会议，标志着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更不用说苏德之战了。显然哈尔德觉得如果还有人能说服希特勒进攻莫斯科，那么这个人便只能是古德里安。希特勒多年来一直倾听古德里安的意见，而且当时私下里正在传说古德里安很有希望接替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冯·勃劳希契被认为是一个缺乏道德勇气的、无力承受元首暴戾的职业军人。在这个会上，勃劳希契不许古德里安与希特勒讨论莫斯科问题。但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高级将领的单独讨论中，古德里安提出了莫斯科问题，但被希特勒用一系列无关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理由而拒绝了，并且还傲慢地说：“我的将军们根本不懂战争中的经济因素……”而古德里安则依古老的普鲁士传统在训斥面前低了头，因为他不能“在他的同事面前与国家首脑争论一个已经决定了的问题”。毫无疑问古德里安的自律是由于害怕争论可能使他失去当总司令的机会，失去作为总司令把德国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机会。但是古德里安看上去接受了分兵乌克兰的决定却引起了哈尔德持久的敌视，就因为古德里安没有在一次会议上创造出哈尔德本人和总司令几周也都没实现的奇迹。而且，哈尔德也没告诉古德里安，指示中路集团军群向南运动的命令已经发出，而且要求使用一支“最好由古德里安统帅”的精锐部队。然而，不管造成这种误解和嫉妒的黑色幽默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即将来临的灾难。

　　进攻莫斯科的计划仍然被搁置着，因为征服乌克兰和准备占领列宁格勒的计划这时已成为头等大事。又有一大批战俘和装备被兜在德军的网内。而数量可观的俄军又一次从中脱逃。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防御者尽管装备简陋，但由于永不枯竭的人力资源使苏军又一次顽强起来。然而9月16日封闭乌克兰包围圈却成了希特勒最终同意进军莫斯科的催化剂，莫斯科离斯摩棱斯克只有200多英里，因此，根据装甲部队正常的推进速度，完全可以在冬季最暴戾天气到来之前就拿下莫斯科，但是俄国的冬天根据西欧标准是极其变化莫测的。

　　尽管如此，进攻开始很顺利。俄国人完全没有防备，也许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竟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苏军从9月10日以后就得到了伦敦方面根据其破译的关于希特勒消灭中部俄军的“伟大计划”的情报，并且发出了大量警告。然而，随之而来的苏军溃败也是由于他们一连串的调兵不力，加上大量装备的损失。向防御部队发布的停止所有地区性进攻，转入就地防守的命令，等于是面对像德国三个装甲军将领们这样的运动战大师，给这些部队开了一个自杀性的药方。德军的14个装甲师和8个摩步师向俄军的侧翼运动实施包围。红军把坦克部队重新改编成步兵支援旅，基本上取消了装甲军或装甲师的建制，这也帮了德军的大忙。然而，在仓促应战中，红军也不能有更多的作为。许多工厂被占领，剩下正在东迂的工厂又受到威胁，从而严重地减少了所有装备的生产，使苏军只能维持屈指可数的机械化部队。这些苦果都是源于斯大林开始所犯的清洗军官这一根本性错误。所有这些都表明过份集权内在的必然危险性。一个人由于害怕与他人分享权力或没能力与他人分享权力而独揽一切所造成的过份集权，是发挥主动性的大敌。

　　寒冬和缺乏行政预见性终于使德国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进攻败北。假设开始就错误地设想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以彻底击败俄国（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但这也不能成为不给部队准备冬季服装、装备没有采取防寒措施的借口。这恰恰是因为无能。无论输赢，德国陆军和空军肯定得在俄国度过整个1941年和42年间的冬季，在零下30度的气温中，总得要些比夏季服装更暖和点的东西，哪怕他们只是在营区执行任务。在10月5日至7日的第一场雪，全面显现了严冬的威力，所有的道路都陷入一片混乱，机械和人员的工作效率锐减，但德国人还是在乌亚兹马完成了对不少于6个军大约60万苏军的包围，另外还在布尔扬斯克又包围了两个军。此刻，苏军西线已处崩溃状态，当时的司令官朱可夫将军后来回忆道：“……所有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从本质上讲，都是敞开的。”人们开始惊慌地从首都大量外逃。而德国人此时却没有能力抓住自己士兵创造的这个良机。

　　肃清被围之敌这个曾经影响了夏季攻势的问题，加上大雪，现在又使秋季攻势陷入维谷，刚好给红军司令部足够的时间兴建靠近首都的防线。从某种意义来说，俄国人是在用空间和生命来换取时间，用人工构筑防御工事的人们的汗水和前线大量阵亡被俘人员的牺牲来消耗德国的战争机器，当双方随心所欲地用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时候，这个富有启发性的等式甚至使那些铁石心肠的双方指挥官们都感到良心不安。这时形成了一种模式，部分地受制于气候的变化。当严寒冻实了泥泞的道路和田野时，德国人便又开始向前射击，但德国坦克55毫米口径火炮的火力根本不能击败的俄国最新式的KV-1型和T-34型坦克的突然攻击。这又该引起古德里安的责难了。他曾建议在德国坦克上装备威力更大的火炮，但却出于物资紧张和对敌已占优势等短视的考虑而被否决。然而当冰消雪化时，一切行动又陷入停顿。火力受到压制，对方的防御坚如盘石。

　　德国中路集团军群的先遣部队在12月5日已经看到了莫斯科。接下来的一周将是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周，在发展进程和影响力方面完全可以和最初决定入侵波兰、取消入侵英国的计划以及错综复杂的进攻俄国的决定相比较。德国人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人员和装备的工作效率只能维持原有的20%。古德里安彻夜难眠，苦思冥想“……我到底能做点什么来帮助我那些在如此恶劣气候中毫无遮挡的可怜的士兵。真可怕，真是不可想象。”进攻被迫停止。12月6日，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之后，德国中路集团军群下令从莫斯科西翼的暴露地域向可防御的阵地实施战术撤退。俄国人的反击马上便开始了。第二天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军舰队，从而开始了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全面敌对。12月11日，正如他在8月向日本暗示的那样，希特勒拉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先后向美国宣战。

　　1941年8月在德国的日历上是一个疯狂的月份。犹豫不决和相互指责使仅存的在东线夺取最后胜利的机会溜掉了。浸泡在他自己发动的流血战争中的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如果他当时相信了装甲部队将军们在1937年关于苏军有17,000辆现役坦克的估算，他就不会发动对苏侵略。希特勒向日本人保证，如果他们与美国发生冲突，他将完全支持他们。他鼓励日本人把战争扩大到世界范围，从而使地球上最大的工业国不仅发泄其愤怒，也得以投入其无限的资源。如果8月就开始集中力量攻打莫斯科，几乎没有任何疑问，这个目标能够实现。至于这是否将会结束战争，则是另外一件值得讨论的事。但结局将会与由于四面出兵而最终不能攻下莫斯科完全不同。同样，如果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没有继续留任，而是让古德里安或其他有可能敢于抗拒希特勒的人来接任，也许能改善指挥决策的质量，尽管这绝对不是说可以保证狂妄自大的希特勒会放弃他那种刚愎自用的方式。但是至少古德里安没能保持表面的冷静。正如他在1941年12月5日之前常常表现的那样，古德里安总是有机会发泄。12月24日他有意再次毫无畏惧地违反了那些错误的命令，结果被解职。也许好多人认为这样做以及由此树立的榜样，总比永远受制于希特勒强多了。

　　如果1942年以前的战争岁月使人相信如下理论，即当失利时，一个军人的军事失误将受到公开的指责并被扩大；而赢得胜利时，他的失误往往被忽视或者原谅了，那么常常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交战者命运发生转机的1942年，在双方处于相持阶段的时候，则出现了各自掩盖自己失误的情况，为了保持自己在追随者心目中的形象，希特勒对一些高级将领进行了诋毁并将其解职。其中包括陆军总司令、三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以及另外几个在过去两年中，特别是过去两个月中表现欠佳的军官。除了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之外，希特勒又接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他的军事理论体现在他下达的“坚守”命令。这个命令甚至不允许任何未经许可的局部撤退。这样希特勒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在战术退却的旗号下可怕的全军大溃退。这是一个英明的从心理学上来讲完全合理的决定。德国曾经研究过1812年冬天拿破仑的大撤退，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们已经预计到可能发生的类似灾难，但部队还是在逐步失去控制。希特勒的坚守令适时地重振了士气。此刻动摇者将受到比以前更加严厉的指挥官的惩罚。这些指挥官是那些还没有得到过群众的欢呼来满足其雄心的军官。他们很想一试身手来赢得那位已经明确退却将是不可原谅的元首的宠信。这样终于诱迫军官们在控制着的战略要点和驻地组织防御，尽管这些地方也只能提供抵御自然以及敌人炮火的有限庇护，并以此作为屈指可数的剩余装甲战车对敌人突破实施装甲反击的基地。这实际上也是过去和之后几十年许多防御体系的基本形式。

　　当双方在物质资源方面都已达到了极限，当俄国非常需要一个停顿时期来重建其统治体系，重新组织其虽受重创但却在打胜仗的部队，斯大林却提出在1月实施全线大反击。这是与代表新一代指挥官的朱可夫的建议相悖的，但却得到了老派的指挥官和政委们的支持。而正是他们这些人的无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他们对斯大林的谄媚，加重了1941年俄军的败北。斯人林设想立即对已经动摇的德军实施打击，有效地阻止其恢复元气，从而制止德军在春季重新发动攻势。朱可夫冒险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火炮和坦克太少，不足以打败尽管遭受挫折但仍有相当战斗力的敌人。

　　斯大林还是自行其事了。他把训练、装备和支援都严重不足的大批步兵鲁莽地投入进攻，而敌人则顽强地予以反击，并给苏军造成惨重损失。被抛到了气温在零度以下的野外，除了最坚强和最具献身精神的军人之外，所有人的耐力和士气都丧失殆尽，炮火终于给吃掉了。在3月初攻势之前，在无疑收复了大片失地之后，斯大林得到的战果正好和自己预计的相反。恣意投入大量人力，作为武器装备不足的补充，结果使初级军官和士兵不可避免地犯战术性错误。大量的失误助长了各级的无能。除了德军的有力抵抗之外，苏军还因自己众所周知的火力不足、后勤保障不济而蒙受损失，使其没有足够的力量攻克敌人的防御，没有足够的耐力去扩大已经取得的战果。由于没有攻占控制供给干线的要点，插入德军防线实际上等于把部队置于严寒折磨和敌军炮火打击之下，实际上成了在毫无隐蔽的地形上遭受德军准确反击的序幕。德军使用最少的力量成功地利用了俄国人的慷慨，同时又保存自己的实力。红军实际上已经被削弱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抵挡气候转好时经过休整后的德军的分割进攻。

　　这样，希特勒那有争议但却是正确的坚守方针，终于从斯大林错误的反击中获益。物质资源的不足，从根本上注定了失败，并不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正如在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方士兵的士气低落又一次转变成了对手的过份自信。当俄国人攻势衰减时，德国人便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重新转入进攻，再一次而且更深地插入俄国的废墟之中，攻击高加索油田和伏尔加河畔有一个极诱人的名字的重镇——斯大林格勒。

　　在此并不想过于详细讨论1942年俄国战线上的失误。尽管红军在德国进攻初期用兵不当，后来稀里糊涂地一直打到被围在所大林格勒，但主要的失误还是德国根本没必要去攻占没有一定战略价值的城市。德国人居然为了名誉展开了阵地战，并且打输了。堡垒阵地扼杀了他们的机动性。这些极其愚蠢的行动完全是某一个人的政治直觉和种族优越感的产物。

　　看一下1942年整个战争进程便会发现，德军攻入高加索、向中东和印度方向的推进开辟了一个新战场，或者说将会开辟一个新战场，如果轴心国集团共同制定了各自的战略的话。因为在6月28日德军开始向东进军时，德、意、日之间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一个关于协调行动的一致意见，以及要在印度次大陆会师的计划。就少数人所知，记入一些文件草案中的只有一个在1941年6月根据希特勒指示起草的协调计划。这个计划是将来穿过高加索山向南进攻，和由埃及向北推进，名为“东方计划”。但他们并没提及在此阶段与日本的协同行动，或者在一年以后，当日本已把其帝国扩展到了澳大利亚，并进入了攻击范围，推进到了缅印边界。作为结盟国家，东京和柏林在相互纯粹的军事支援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希特勒跳到日本一边，在珍珠港事件4天之后对美宣战，其后日本向苏宣战，只不过是礼尚往来。日本只是谨慎地选择了通过威慑力量对斯大林施加压力。好像已经达成谅解，相互的实际支援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以及双方在陆上相当接近的时候。影子般的“东方计划”给予轴心国的唯一实际帮助是让盟国提心吊胆地认为的确有这么一个计划，而且为了阻止德国越过高加索山脉的入侵，盟国将不得不在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采取艰难且分散兵力的防范措施。但是当1942年6月28日预料中的跨越高加索的进攻开始之后，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这一行动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钳形攻势。因为在此刻的南线，令轴心国和盟国都感到吃惊，由于太多的偶然事件、失误和轻率，开罗和大英帝国的颈动脉——苏伊大运河都已陷入德军的战术攻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