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与华约关系中的威慑与稳定问题·第六

出自————《战略思想新趋向》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前言

　　 70年代是在缓和气氛中到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取了东方政策，以事实上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现状为基础的妥协问题上的障碍因而消除了。政治格局似乎是要超脱和调节过去几十年来的对抗局面。人们曾怀有希望和信心，以为对抗会被合作、有节制的竞争和公认行为准则的具体化所取代。

　　 然而，80年代伊始就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件，超级大国关系中出现严重危机，以及人们对缓和政策的基本概念和设想普遍表示怀疑等情况。欧洲的缓和虽没有破裂，但它在欧洲的进程和发展并未造成一种势头，能够迫使超级大国实行为确保欧洲长期缓和的条件所必须有的那种互相克制。

　　 值得注意的是，军备控制在实现欧洲东西方关系正常化方面，所起作用甚微，甚至根本未起作用。欧洲的军事对抗依然如故，军事实力增强了，军事谋划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有人争辩说，缓和本身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使各国民主政府和开放性社会感到难以或不便接受苏联在过去十年里持续进行的军事实力扩充。而其他人则声称，正是由于军备控制谈判的失败，尤其是维也纳裁军谈判的失败，才未能制止和逆转70年代末缓和的衰落过程。军备扩张的严酷事实依然存在。但是，对它的解释则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总的均势的影响

　　 西欧仍然依赖北美的保护。这种依赖性与其说是资源不足造成的，不如说具有政治和心理方面的性质。欧洲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要这些民族国家甘心情愿地将主权合到一起，以便使它们在防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能从超级大国的对峙中获得好处，这样的前景即使有也是十分渺小的。实际上，共同体的建立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是因为防务合作一直跟上述过程不发生牵连。欧洲的政治信任感还未达到各欧洲国家愿将自身安全托付给另一个欧洲国家之核保护的地步。美国的核保护之所以可以接受，那是因为美国远离欧洲大陆。然而，矛盾的是，正是这种美、欧之间的距离，或者说与欧洲的隔绝状况，却成了时而发生的关于美国延伸威慑是否可靠的争论中的一个惯常话题。无论用什么样严格的笛卡尔概念，都难以解决这里所涉及的种种困境。难道会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牺牲纽约以保护法兰克福或慕尼黑吗？假如以如此明白的方式提出问题，其答案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涉及到的挑战及反应而言，实际发生的意外事件可能要含混模糊得多。况且，可供选择的方案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其数量可能更加众多。曾经左右60年代关于战略问题辩论的那种加卢瓦 [ 注：皮埃尔·马里·加卢瓦（1911- ），法国空军准将，1957年退役后，从事战略问题研究。著作有：《面临挑战的欧洲》、《核时代的战略》、《大西洋联盟》、《和平的反常现象》等。——译注 ] 式的质询在70年代已司空见惯了，看来不可能成为80年代的主要争论问题。其首要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就政治行动而言，加卢瓦式争论的必然后果，势将对欧洲的政治秩序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此外，在大多欧洲政体中显然缺乏普遍接受核抉择方案的现象已日趋明显。所以，将法国得出的结论普遍化，不但会破坏国家间关系的结构与聚合力，而且还会给西欧社会和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造成巨大的压力。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倾向于使进行集中攻击对方本土的全面核战争的兵力水平制度化和法律化。总的说来，欧洲人普遍认为，这一发展倾向是导致欧洲局势稳定的一种途径，而不会对延伸威慑造成削弱。产生这一普遍的但决非无可非议的一致意见的原因，可能包含下列几个因素：首先，德国东方协定的缔结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过程的起始，消除或减少了欧洲政治秩序中固有的军事冲突的直接根源。因此，为了避免从全面的均势水平向欧洲东、西方关系的水平产生不稳定的反馈，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增强全面均势内在稳定性的任务上来了。其次，事实表明，在冷战史上把核武器实力逐渐增长的优势转变为实际的政治作用，其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最后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人们感到在战略核武器实力方面，苏联终将赶上美国。竞相争夺领先地位，势必给东西方竞争造成更为剧烈的冲击，而且还会在欧洲政治议程和苏美关系的形式与内容之间造成根本性的矛盾。因此，可能造成欧洲遥遥领先和欧洲降低到苏美紧张关系之人质的地位的双重危险性。苏联显然是专心于取得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跟一个在核武器实力方面已经取得同对手大体相当水平的苏联打交道，要比跟一个仍在为摆脱合围和劣势而战的不可靠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容易得多。

　　 80年代，由于武器的精度及打击目标的范围同各种可靠的部署方式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在总的均势水平上如何在一场危机中抗住先发制人的压力以保持稳定性的问题，很可能会增多。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把军备控制作为有关态势的各种军备决心的组成部分，并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兵力规模问题建立广泛的监督，那么，爆炸性的竞争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均势演变的政治含意。

　　 总的均势演变和寻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使得注意力再次集中到影响欧洲政治关系格局的其它力量的组成上。苏联军事态势无论从核武器上看还是从常规兵力上讲，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日益关注这些变化的含意。如果当前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我们面临的可以加以利用的抉择是什么呢？

　　 整个70年代，苏联的整个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实际国防支出每年增长4%，国防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在同一时间里，北约组织的国防支出（按实际价格计算）实际上是在逐年减少。此外，苏联一直能够从国防预算中拿出比西方高的比例份额用于投资和采购，因为他们的操作与维修保养费用比西方低（这主要是由于其劳动力费用较低所致）。

　　 鉴于双方打全面核战争的军事力量水平已经达到均势，苏联扩充常规力量和战区核力量的政治特色增强了。其次，这种扩充力量不妨说是在中欧共同裁军谈判的掩护下发生的。问题是利用谈判达到影响对军队现代化作相应限制的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人的注意力已日益转到苏联在欧洲安全秩序结构的地位上来，集中到军事态势和潜在军备控制安排的格局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上来了。

　　 苏联想在不必恪守根据欧洲军备控制安排而确定的一系列制约规定的情况下，获得对其控制权要求的承认，就此而言，它看来是在欧洲安全秩序上谋求支配地位。苏联参加谈判人员采取了能使苏联领土不受军备控制有关体制约束的特殊地位的办法，试图给欧洲军备控制的体制规定地理上的界限。从苏联给共同均衡裁军的裁减区下的定义和它拒绝将除了一条宽250公里的狭长地带外的任何苏联领土包括在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谈判范畴之内这几点看，莫斯科的态度是把军备控制看成是建立更广泛的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法国关于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的提案，设想建立一条西起大西洋，东到乌拉尔的欧洲军备控制区，这是对苏联裁军概念的直接挑战。

　　 莫斯科惯于从领土意义上而不是机制意义上来给其安全目标下定义。苏联部署射程可达整个欧洲的中远程导弹，加之，它坚持必须按照保持苏联领土在形式上平等地位的方式来确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限制的分类范畴，这就使欧洲对苏联霸权野心的恐惧感增加了，欧洲担心苏联的野心是想在法律认可的洲际导弹和潜射核武器的均势范围内来进行部署。

　　 核力量角逐

　　 欧洲军事对抗的核武器化始于50年代中期。结果带来了在70年代日益引起注视的若干重要的不均衡现象。北约扩充战区核力量，早在1967年基本上已达到顶峰。当时它的态势的特点是比较强调近程战术武器尤其是火炮，以及为奈基Ⅱ型高空防空导弹配备大量弹头。相比之下，苏联却强调远射能力，特别是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力量，尽管在1960年左右，“飞毛腿”导弹编入了方面军或集团军，“蛙”式火箭编入了师一级作战单位。

　　 70年代，数量方面的相对优势发生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在近程（小于100公里的）武器系统方面，“蛙”式火箭的部署数量在70年代期间约增加50%。精度更高、射程更远、反应时间更短的新一代导弹（SS-21）目前正在部署中。北约方面，“长矛”导弹也已取代“诚实约翰”导弹。但是，在近程导弹方面，华约已取得五比一的优势；如果我们算上火炮，则优势就倒过来了。

　　 在中程（小于1000公里的）导弹方面，苏联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二倍。替代“薄板”导弹和“飞毛腿”导弹的武器系统（SS-22型和SS-23型导弹）已经研制出来。北约拥有180枚“潘兴”Ⅰ型导弹，导弹射程为600公里。北约具有双重能力的飞机有F-104、F-4、“海盗”和“美洲虎”等几种型。苏联能载核武器的飞机数量翻了一番，两者合在一起使华约中程武器数量优势达到三比一左右。

　　 然而，在政治上最为人注意的还是远程（大于1000公里的）战区核武器。在这一方面，苏联以SS-20型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导弹加强了SS-4型和SS-5型导弹力量，以新一代的超音速“逆火”式轰炸机加强了中程轰炸机航空兵力量。“逆火”式轰炸机以每年25-30架的速度进入苏军的编制数。北约的陆基远程战区核力量只限于飞机，即F-111型飞机和日趋老化的“火神”式飞机，后者按计划要在1982年退出现役。过去十年里，苏联已有相当数量的第三代能载核弹的歼击轰炸机加入作战编制之内。

　　 1979年12月，北约决定部署108个“潘兴”Ⅱ型导弹发射架（编108枚单弹头导弹）和116个地面发射巡航导弹发射架（每个发射架编4枚单弹头导弹），以使其战区核力量实现现代化。这些部署工作要到1983年年底方能开始。

　　 这个决定是由两个专门小组，即“高级组”和“特别组”进行了长期的详细调查和审议之后作出的。然而，美国因特殊原因对远程武器以外的北约的核力量态势进行全面检查，这个过程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苏联SS-20型导弹问题在政治方面的挑战却使这个过程无法进行下去，此说不无道理。政治抉择的需要同分析方法的要求发生了矛盾。由于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均势已成了法规，加上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规定范围以外的武器种类上没有实行克制（部署SS-20型导弹就是证明），这些引起了欧洲人对苏联图谋的恐惧，害怕苏联将军事优势的阴影影响欧洲的政治格局。有人认为，对苏联国土在战争中会成为庇护所的想法作出实质性的反应是必要的。当然，从军事上讲，这一信息本来是可以通过潜射武器系统去传递的。可是，从政治上讲，鉴于潜射武器系统受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强制性条款的约束，鉴于苏联挑战是在这些强制性条款的掩护下提出来的，在欧洲大陆部署远程战区核武器系统被认为是必要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武器现代化的结构及标准和整个战区核力量态势的重新确立。从稳定性的角度看，在考虑整个欧洲防御态势和单个武器系统时顾及生存能力、安全、灵活性和反应能力等问题是必要的。此外，必须从联合作战的角度来审查核力量态势，把技术变革，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和中欧苏军的改编和部署变更考虑进去。

　　 进行上述分析的目的，还在于防止和克服在北约兵力运用理论的研究工作上出现僵化和官僚化。这种研究工作除了给人一些在战争初期示范性的使用兵力的相当模糊的概念以外，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指导方针。也许处置联盟内部复杂的战略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设立高级的专门的临时组织，而不是依靠永久性的官僚机构。“高级组”是从分析整个战区核态势的必然联系着手的。该组本应提出一个旨在改变态势的报告，这种态势改变应遵从早就适用于打全面核战争力量的选择性使用方案和周密控制的理论修改原则。

　　 80年代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对前沿近程火箭重视的程度降低，原子爆破装置受重视的程度降低，以及用于对空防御的核武器数量大大缩减。奈基Ⅱ型的最终退役和常规“爱国者”地空导弹系统的部署，将使上述工作进一步推进。就基本方针而言，宜减少对于需要早期获准和决定使用的核武器系统的依赖性。精确制导武器和突破地面防御武器很可能使常规武器来替代核武器，使北约能够提高核门槛并增强政治控制的规模。此外，特别弹药基地的安全和生存能力也可能改进。目前不到150个基地中，与奈基Ⅱ型防空导弹系统有关的约占三分之一。

　　 北约1979年12月的决定是一个双重的决定，它也包括关于在第三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讨论远程战区核力量限制问题的提议。开始，苏联迟迟不作出反应，坚持北约必须撤销其部署远程战区核武器决定这一不现实的先决条件。但是，最先注意到因苏联部署SS-20型中程导弹而引起的战略和政治问题的施密特总理设法使苏联领导放弃了这一先决条件。莫斯科坚持，所谓前沿基地系统，即能达到苏联本土的核武器投射系统，必须包括进去。从装备上讲，这意味着F-111型飞机和航空母舰载的A-6型和A-7型战斗轰炸机都得包括进去。而苏联方面采取什么对应的措施，至今尚不清楚。

　　 苏联部署的SS-20型导弹弹头数量已经超出了北约一旦全面执行1979年12月决定后可能部署的弹头数量。部署在东欧的SS-22型导弹射程为1000公里，其有效作用范围大体上跟部署在苏联本土的SS-20型导弹相当。因此，如果关于战区核力量会谈涉及面很广泛，可把发生大规模突击的各因素都包括进去，那末，看来对北约也是有利的。可是，苏联在谈判中很可能会坚持拥有能确保苏联边界核门槛质量和苏联领土庇护所地位的各类武器。这一观点与80年代初风行于西欧各国首都的强调欧洲安全秩序内的平等地位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军备谈判涉及的不仅仅是军备，或主要是军备问题，谈判内容还涉及政治关系的参数，军备与势力范围间的联系等。

　　 常规力量的发展变化

　　 70年代，欧洲常规力量方面的均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约在常规武器技术方面的质量优势被苏军全面现代化和数量上的普遍增多抵销了。通常，人力一直被认为是衡量均势的关键。但是，这种通常作法已不足以说明均势状况了。首先，必须将用于作战的人力与其它方面的人力区分开来。其次，在60年代后期，北约在地面部队的人员方面实际上略占优势。这一小小优势因华约军队增加了15万人而被抵销了。当前，中欧双方力量之间的差距大约是1.2:1。不过，如果将法国的兵力考虑进去，那末，双方已部署的兵力在数量上大体上是均衡的。史蒂文·坎比指出，“北约的致命的弱点历来是缺少战斗部队和作战预备队。这是一个组织问题，并不是总兵力不足的问题。北约欧洲拥有足够的人力，甚至有足够的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从未将这些预备役人员编入编成单位，也未购买必要的物资把他们装备起来。”这一论断可能是正确的。

　　 华约在诸如主战坦克、身管炮和步兵战斗车等关键装备种类上对北约的数量优势比有生力量方面的优势表现得更为突出。70年代中欧苏军军事能力的膨胀，并不是以增加师的数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在师本身内部，表现在集团军和方面军级的支援单位上。例如，70年代苏军摩步师的兵力由11,000人增加到12,500人，坦克师的兵力由9000人增至10,000人。同样，摩步师和坦克师编成内的坦克数量也分别由188辆增加到255辆，由316辆增加到325辆。而装甲输送车数量则分别由180辆增加到325辆，由60辆增加到140辆。总之，在中欧，华约占有3:1的坦克优势，2:1的火炮优势。70年代，摩步师和坦克师拥有的身管炮数量也都大大增加了。苏军方面军航空兵方面也有类似的重大改进，有效载重量增加三倍，航程上增加了一倍半。60年代初期，为了能用驻东德苏军向西德的三分之一地区，派出作战支援飞机，苏军方面军航空兵必须靠前部署。目前，部署在纵深地区的方面军航空兵飞机可攻击北约的所有机场。“鞭击者”（米格23/27型）飞机和“剑术师”（苏19型）飞机即使采取低空飞行方式也能将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投到北约的所有机场。仅中欧的苏军方面军航空兵所拥有的飞机就相当于北约现有飞机的总和。苏军航空兵中的90%飞机是现代化飞机。

　　 70年代，苏联在中欧的力量态势中的进攻能力增强了。苏联加强了它的第一线部队，即驻德苏军集群和中央集群以便发动突然袭击或警报时间短的袭击。第二线部队，即北方军队集群，和第三线部队（由苏联西部军区抽调）原则上只能在战争开始以后方能投入使用。中欧苏军进攻能力之所以增强，是由于对压制、机动、防御和战斗支援等主要作战能力方面实施现代化改革和改编的结果。

　　 70年代，苏联增强驻欧军队进攻能力的意图是什么，很不清楚。从苏联的角度看，这样做可能是在既考虑到东欧的社会稳定又考虑到西欧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增加应付捉摸不定的前途的选择方案。苏在欧洲力量的增长是在它与美国在战略武器的水平上达到均势同时发生的，并成了它实现旨在加强苏联对欧洲安全秩序监督权力的政治战略的一种潜在手段。

　　 北约在中欧地区部署了28个师，拥有主战坦克约6500辆。这些师的任务是采取迅速的防御行动，实施前沿防御战略，直至欧洲预备役人员动员集中起来和北美增援部队到达。

　　 常常有人断言，西方在反坦克导弹方面的数量优势抵销了东方在坦克方面的数量优势。然而，那种数量优势到了70年代末看来似乎已变小了。再说，反坦克导弹不可能用于打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导弹数量必须同目标的数量进行比较，而且反坦克导弹要打击的目标不仅包括主战坦克，而且包括轻型坦克、装甲输送车和装甲侦察车。东方的装甲目标数量大约超过北约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炮总数的六倍。

　　 从1950年到60年代中期，美国投入欧洲防御的陆军地面部队兵力基本上未变。由于越南战争的冲击，美国决定将其驻欧洲的第七集团军减少35,000人左右。与此同时，还采用了双重部署原则。据此原则，部队要在欧洲预储装备，并定期进行部署演习重返欧洲。美国陆军由于实行全志愿兵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80年代在战略方面所要作出的努力很可能主要是，广泛地采用精确制导武器和大力增强战略增援能力。中欧战线早期增援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储装备（或者叫“配置成套器材的预储”）状况的好坏。目前，美国部署在前沿的相当于五个师和两个装甲骑兵团的地面部队在十天里就可得到约相当于二又三分之一个已经在欧洲预储装备的师的加强。

　　 作为北约长期防御规划的一部分，北约在70年代后期决定，到1982财年要对另外三个师进行成套配置器材的预储。北约的长远目标是，到80年代后期再增加六个师的成套预置器材。空运能力和战争储备的增加也将必须跟上预储成套器材扩充的速度。

　　 长期防御规划确定有十个单独的方面务须改进。其中有些计划看上去象是购货单，而其它的计划则反映出了更为紧迫的优先项目。期望在80年代的前五年主要工作应放在快速增援（以对付增强了的华约进攻能力），放在通信、指挥与控制及远程战区核力量的现代化上，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本章重点讨论北约和华约在中欧的均势问题。不过，指出北欧地区与中欧地区之间的某些联系还是必要的。北欧无局部军事力量均势可谈。但是，在欧洲总的均势中，北欧的北约成员国则举足轻重。对北约来说，通过对当地部队的装备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为外来的增援部队预储器材的办法，不让可能的侵略者有对挪威实施局部袭击的机会，这样做可能是有道理的。需用于对北欧地区实施进攻的部分兵力将会使中欧地区兵力分散，从而影响中欧地区的逐步升级的力量对比。将威慑扩大至北欧地区，这要视北约控制中欧地区逐步升级的能力而定。然而，保持北欧地区的完整对于这种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战略角度看，70年代武器技术的变化，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的变化，使得该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互相依赖性也更大了。

　　 在这方面，海上航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北约对付对方投入中欧地区突击的二、三梯队的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穿过大西洋将北美大量的增援部队、补给品和补充装备运送来的能力大小。控制挪威海岸线和设在挪威的空军基地对于保卫海上航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增援必须通过这些海上航道输送。这样说并不是假设要为另一场大西洋之战作准备，而仅仅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海上航道对于预测中欧逐步升级的力量对比的重要性以及北欧地区在这个方面的重要性。

　　 本章无意描述欧洲双方兵力对比的得失情况，只不过想在复杂画面上勾划出某些重要的参数来。估计军事上的均势涉及到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和未知的事情。哪一方的后勤系统也没经过大规模战争的考验。对于核武器在战场上的效应，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对于现代电子战情况下，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们也是一无所知。还有种种难以用数字表示的士气、意志、指挥艺术、职业作风和运气等因素。

　　 至于技术发展对制定80年代谋略和兵力计划的影响问题，它们将使可能发起的战争和兵力集结的速度加快。此外，技术的发展使搜索目标的速度和杀伤率以及弹药的消耗率都提高了，从而使战争更加激烈。同样，技术的发展使战线的移动速度加快了。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迷惑措施（进行干扰、施放烟幕等等），更广泛地依靠远程发射武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微观范畴。关键的问题涉及政治关系的形式和性质，最重要的是涉及军备的阴影对80年代格局的影响。致力于军备控制看来很可能成为处理欧洲安全问题全局的好办法。

　　 再谈军备控制

　　 中欧的共同均衡裁军曾将注意力放在作为计算单位和限制项目的兵力问题上。这反映了最初的迫切心情，即北约需要遏制由于美国根据曼斯菲尔德决议单方面撤军而造成的威胁。从那时以来，本来觉得来自美国国会的威胁已被来自面目一新的苏军的威胁所取代了。目前在主要装备方面比之在兵力方面的不均衡程度比过去更大了，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核实兵力水平本来就是没有把握的事。目前在数据上碰到的僵局看来是不大可能根据现行的兵力水平测算法求得解决。由于支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项目，由于从北约的角度看，减少大规模进攻行动的威胁是首要的安全问题。因此，注意力或许应该集中在作战兵力和有关的装备上。由于地理上的原因，美国要依靠预储装备，以抵销苏联靠近战场的有利条件。这种依靠预储装备的办法在今后几年里可能还要扩大。因此，从减少先发制人的刺激因素的角度看，这种预储装备的全面含意有待审议。

　　 单纯注重撤出装备可能会严重降低北约保持均衡的能力。在缜密考虑裁减兵力时，对已集结起来的突击部队进行防御的兵力与空间之比，也必须予以估计。根据撤出的作战兵力，取得一致意见，同时承担义务将没有撤出的装备储存在若干商定的并可核实的装备放置场内，这可能是达成协议的一种可行的模式。这将限制迅速把部队机动到作好战斗准备的阵地发起突然袭击的能力。通过划定界线，可提高对战争的预见性，也可将共同均衡裁军谈判引导到解决削弱华约在欧洲的进攻潜力问题上去。

　　 北约认为，中欧裁军协议必须伴之以关于制定保证稳定、核实和不回避对方等有关措施的协定。这类协议应适用于裁军区域以外的范围，包括苏联的一些地区，目的是使裁军协议得以稳定，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共同均衡裁军割裂已经建立起来的欧洲安全秩序的连贯性和防止宣布拥有特许的庇护地位。

　　 要给欧洲切实可行的军备控制确定恰当的标准是困难的。就主要的军事现实和政治格局而言，着重点很可能要放在控制危机和建立信任的措施上。至于建立信任措施一条，某些基本的概念很快要重新确定，目的是防止苏联的优势和独占地位合法化。建立信任措施的范围从地理上讲是指包括西自大西洋东到乌拉尔地区的全部欧洲，这一地域概念在法国的推动下正在形成。一种根据新概念而采取的方法是着重制定内容广泛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制定有关情报、通报、观测和稳定等方面的措施。其目的是获得更大的明确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目标则是制定关于报告、观测及最终限制军事活动规模和范围等一致同意的指导原则，使关于例行军事活动的一致同意的标准和形式得以加强。其出发点是要互相确保免遭突然袭击，而且禁止为了政治目的而显示或使用武力。从60年代初起就提出的某些概念和想法可能要再次进行新的尝试。因此，80年代为60年代的某些流产的设想和方案提供实现的机会，这是可能的。

　　 欧洲自主的局限性

　　 尽管北约对于军备控制可能制定出某种更为连贯的原则方针，但是西方盟国军事战略显示类似倾向的可能性似乎更小了。“灵活反应”战略足以缓和当前存在的矛盾。理论原则的首要职能是便利北约的内部管理，而不是构成对俄国人的威慑。70年代末发生以往几十年曾发生过的关于战略问题的大辩论。防务计划制定程序已经制度化了。对“武装力量目标”和“部长指导原则”的详细审核取代了对战略思想的纯理论性讨论。有关态势的重大决议，如长期防御规划决议和远程战区核力量现代化决议，是由专设的高级工作组准备好了的。但是，后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常设机构的责任（有些专设工作组实际上可能演变成常设机构）。

　　 在探讨战略问题时，门户之见和渐进主义盛行。将海军战略与中欧地区防御联系起来，或者将欧洲以外地区发生的意外事件与欧洲安全联系起来，这种基本的构想显然不存在。重新提出防务负担的想法并没有把战略思想说清楚。

　　 就战略而言，70年代的重大创新是修订有限核战方案的理论和确定选择运用核武器的计划。但是，在战区核力量理论方面，智力上和实践上停顿不前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过，历来把常规防御与核防御截然分开的思想基本上消失了。注重常规和核抉择两者密切协同的联合作战的思想为我们提出了基本的分析思路。然而，从政治上看核武器对保卫西欧有多大作用仍然是有争议的。越强调核武器的作用，社会就越反感。

　　 整个70年代，各种各样经院式的战略理论对各项防务决定或有关讨论均无甚影响。但是，由于在搜集目标、摧毁目标、覆盖空域和突防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常规技术，这就要求我们在跨进80年代的时候，在分析问题的思想水平上作一些基本的建设性的工作。

　　 70年代，苏联获得了支持大规模进攻的各种手段，而且在作战方法的选择上也大有余地。苏联在中欧的态势是建立在装甲机动力和火力的基础上的。70年代，第四代坦克（T64/72）、步兵战斗车（БМП），还有第四代反坦克导弹（AT-4“塞子”式和AT-5“拱肩”式）投入使用。第一代自行火炮（CAY-152）于70年代中期投入现役，在这个十年里还有三种低空野战防空导弹系统（即SA-6“根弗”式SA-8“壁虎”式和SA-9“灯笼裤”式）开始服役。苏联的军事理论对于在大战的核武器使用阶段和常规武器使用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一直是含糊其辞的，但对常规武器抉择的注意力有所加强。总的来说，70年代的苏联态势变得与60年代后期形成的理论更加一致了。

　　 关于欧洲军事均势的演变，问题并不在于苏联为了指望能够赢得胜利或利用暂时的“机会之窗”而可能攻击西欧。捉摸不定的因素仍然数不胜数，而失算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但是，苏联的军事实力不但在外交斗争阶段而且在危机发生阶段都可能激起不妥协的举动和采取高压手段。苏联的数量优势日趋巨大，这种发展趋向的阴影可能使西欧产生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各国的方针和决策的不协调。这对于已建立起来的欧洲秩序尤其是对于核保险和奉行对东方的政策来说可能是十分不利的。

　　 欧洲内部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欲望，想保护旧秩序中国家间关系的格局和密切程度，使之不成为欧洲以外政治风云变幻和争斗的抵押品。80年代，由于盟国的依赖性而出现的关系紧张，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它内部出现矛盾普遍化的趋势而造成的。认为缓和不可分割的言论掩盖了有关按照具体情况作出抉择确定参数和联系的真正问题。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观点和认识不一定总是一致的。当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欧洲人的狭隘性会鼓动苏联在欧洲以外地区采取干涉主义行径，而在欧洲的军事扩充在某种程度上又意味着激励欧洲人的狭隘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使欧洲基本上保持均势还可对欧洲以外的干涉主义者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在这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到了70年代末，看来某些昔日的争论正偃旗息鼓，或又出现了新的论调。英、法两国在跨入80年代之际重申要维护其国家威慑方针的独特性。英国政府决定采用“三叉戟”C-4型潜射导弹，以实现其“北极星”导弹舰队的现代化。对此，华盛顿大加赞赏，宣称“要予联合王国的核威慑能力以极大的重视”。伦敦决定在今后十五年内购进四艘“三叉戟”潜艇，还要酌情购买第五艘。在今后15年里总计要花50亿英镑。

　　 法国的现代化计划的内容更为广泛。配置在阿尔比恩高原上的18枚中程弹道导弹要从地下发射井里撤出，安装到机动式发射装置上去。法国的特意取名为“刚毅”号的第六艘核潜艇，将加入其威慑力量的舰队。到1985年，这艘新型潜艇将装备16枚导弹，每枚导弹携带七个分导式弹头。五艘老式潜艇中的四艘以后也将装备类似的导弹。人们估计，按现行价值计算，在80年代的十年里，法国为使其核力量现代化不得不花200亿美元。

　　 英、法核力量凭其不确定性而增强了战略威慑作用，这已成为普通常识了。然而，鉴于中欧常规力量的挑战，80年代英法核力量的现代化计划与根据北约的需求而安排的优先顺序和生产力之间可能有严重的差距。由于波恩希望投入中欧的北约兵力不超过总兵力的50%，因此在资源分配上，内部可能出现紧张关系，在欧洲建立可靠的常规防御也可能失败。此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尤其是在远程战区核力量谈判问题上一旦莫斯科决定要求对非美核力量进行正式补偿，或者尤为严重的是，如果苏联提出要对这种力量进行限制，那末，就可能会出现政治上的紧张局面。

　　 当然，国家的威慑力量也是英、法用来在西欧内部扩大影响的一部分资本。然而，夸夸其谈与怀旧之情结合在一起，可能造成分崩离析的危险，尤其是处在超级大国关系紧张和美国领导地位下降这样的双重危机时刻，情况更是如此。1980年7月法国总统在对波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呼吁“在世界事务中要复兴欧洲势力，要重现独立而自信的欧洲”，这就包含了分化瓦解的种子。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独立自主……是说，不但在次要问题上，在战术问题上，而且在核心问题上，也就是确保西欧不落入苏联控制范围的问题上，都要有独立的和不同于美国的行动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显然是西欧各国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又回到万事启端的40年代去了。基本事实仍然是有效的，而且在今后十年里，即便不是更长时间，很可能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