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尔的《空中国防论》

出自————《空中国防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一)

        在空军学术思想发展的早期有三位最著名的思想家，他们是意大利的朱里奥·杜黑，美国的威廉·米切尔和英国的休·特伦查德。他们都是在航空发展的初期，就敏锐地看到航空兵的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作战方法，引起军事上的革命，因而他们都主张航空兵应从陆军和海军中独立出来，建成独立空军，取得和陆军、海军平等的地位。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分别著书立说，于是产生了空军最早的一批理论著作。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杜黑的《制空权》和米切尔的《空中国防论》。

        《制空权》一书是杜黑在1921–1930年间发表的四本著作的汇编，而以1921年发表的《制空权》作为这部汇编的书名，在1932年出版 [ 注：《制空权》已由曹毅风、华人杰译成中文，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空中国防论》原名《有翼的国防——现代空中力量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发展的可能性》是米切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和他在国会所作的证词的汇编，因而各章之间某些内容略有重复，1925年在美国出版。杜黑和米切尔是同时代人，两人在学术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并有相似的坎坷经历。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在航空部队任职，从大战中看到航空兵战略使用的巨大前途，认为在未来战争中空军的战略作战可决定战争的胜负，因而力主成立独立空军。他们都针砭时弊，猛烈抨击陆军和海军领导人的保守思想，攻击政府的军事政策，因而都遭到军法审判。杜黑被判处一年监禁，出狱后才得到平反。米切尔受到降职处分，并从此脱离军职。但是，他们虽然身处逆境，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写下不朽的著作，成为人类宝贵的军事遗产。

著者 威廉·米切尔

　　 米切尔在《空中国防论》中论述的问题涉及航空领域的诸多方面，其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1、米切尔和杜黑一样，认为航空兵的出现不仅仅是炮火的延伸，而是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导致作战方法上的革命。他说“由于空中力量可进行远距离的打击，在它控制天空并击败了对方空中力量之后，就能够飞到敌国领空的任何地方。这种威胁如此之大，以致使一个国家在是否参与战争上犹豫不定…”因此，“必须制定指导战争的一套新规则，负责指导战争的人必须学习一整套的战略思想。进行战争已不再仅限于用陆军和海军部队来评估了”。

        2、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空军是决定性力量，陆军和海军将丧失他们以前在战争中的地位。他说：“海军作为整个军队有机组织的一个部分，已经变成仅仅用于运输军队的工具”，“在美国发生的任何战役，首先涉及的是我们的海岸防御，以对付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空中或海上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陆军的作用很小，而一支组织完善的空军能够保卫国土”。他肯定地说：“一个国家在与另一个国家的武装冲突中，将己方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能力中，空中力量的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

        3、米切尔首先为空中力量(air power)这一概念作出经典性定义。米切尔提出空中力量和马汉提出海上力量(sea power)一样，都是认为这种力量是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发展、繁荣和安全的。但是他毕竟不是马汉那样的博学的历史学家，他对空中力量的分析就达不到马汉对海上力量分析的那种深度。西方把“空军的马汉”的褒词给了杜黑 [ 注：见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 ，从学术贡献上说，杜黑可当之无愧。但关于空中力量对国防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杜黑的认识不如米切尔深刻。

        4、米切尔在1920–1921年进行了空军发展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用飞机轰炸潜艇、巡洋舰和战列舰的试验。在本书第三章中有详细的描述。通过试验，证明了飞机可以击毁任何水面舰艇，从而断定战列舰称霸海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米切尔军事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对空军建设和海军建设都有深远影响。

        5、米切尔主张空军使用的飞机要分成驱逐机、轰炸机和强击机三个机种，组成空军三大兵种——驱逐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这在二十年代无疑是十分先进的思想，与杜黑只要一种飞机 [ 注：杜黑称这种飞机为Dattleplane，译作战争轰炸机，它是一种既能空战又能轰炸的飞机，在杜黑与米切尔时代的技术水平是造不出来的。参阅杜黑《制空权》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5页。 ] 相比，米切尔的思想更切合实际，而且也为以后空军的发展所证明。

        6、米切尔正确评价了空中力量在和平时期的作用。他说：“航空兵在其经济方面既非常不同于陆军，又非常不同于海军。每一架军用飞机都能在平时用于某些与战争无关的事业上，每一名受雇于民航的飞行员，一旦发生战争都可用于军事，而其全部效能，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用于平时的”，因而他认为“在平时，国家只应保持使其航空总实力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从事军事职务”，而大力发展民用航空(商业航空)。“空中力量大规模而持久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商业航空基础之上”。米切尔的这一思想在德国得到了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不能发展空军，却用发展民航的方法奠定了发展空军的基础。

        以上列举的只是米切尔思想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这些思想的精神实质，直至现在还是有用的。当然，这不等于说米切尔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例如，他对海军的评价说是仅仅作为运输军队的工具就十分偏颇。米切尔热情注视航空科学的发展，但他往往过高估计航空技术发展的速度，因而有些说法是超越现实的。例如他认为不久就可造出不要空中加油就可作环球飞行的飞机，事实上，在他说话后经过六十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制造出来。又如他认为，飞机深入敌国腹地作战将会在极短时间内摧毁敌之战争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断言“在将来一旦获得制空权，牺牲百万生命的，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地面军队的战争将不会再有了”。他的这种单独依靠空军的速胜论以后还有发展。在1930年出版的《空中之路》一书中又说：“空中力量能直接到达重要中心，摧毁和压制它们……敌人的野战主力部队是一个虚假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重要的中心城市……空中作战的结果会带来迅速决胜，空中力量优势的一方会使敌国产生混乱或一场浩劫的威胁，使其持久作战成为不可能”。 [ 注：《空中之路》(Skyways：a Book on Modern Aeronautics)，1930年伦敦版，第225–256页 ] 这些结论都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实。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他和杜黑一样，除了过高估计炸弹的威力之外，对夺取制空权的艰苦性和现代战争中制空权的相对性认识不足，因而轻率地认为优势空军将会很快夺得制空权。杜黑在《19XX年的战争》中甚至认为只要两天时间就可夺取战略制空权。而实际情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在西欧战场和苏德战场上都经过几年的艰苦战斗才夺取战略制空权。在朝鲜战争中，作战双方为争夺清川江地区的局部制空权，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空战，历时三年，制空权反复易手，谁也不能取得稳定的制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即使获得了战略制空权，单靠战略轰炸也是不能使敌人屈膝求和的。

　　 (二)

        人们常常把杜黑和米切尔的思想都说成是“空军致胜论”。是的，在建立独立空军、强调制空权的重要性、发展空中力量、打击战略后方目标、以瓦解敌人民抵抗意志来迅速取得战争胜利、以及发展民用航空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建设空军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他们的看法还是有差异的。米切尔有在航空兵部队长期服役的经历，有指挥航空兵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他不仅是指挥员也是飞行员，他对飞机战术技术性能的了解及飞机的战术使用方面的知识显然远胜于杜黑，因此在许多问题上，米切尔的思想更切合实际，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下面列举几个主要方面：

        1、关于配属航空兵——米切尔和杜黑一样，在认识到航空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适当地贬低陆军和海军的作用。杜黑则比米切尔走得更远。米切尔由于成功地进行了飞机轰炸军舰的试验，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估计甚低，甚至提出完全取消大舰和海军设施。他说：“作为军备限制理论的第一步，我们相信可行的办法在目前就是完全取消水面的战列舰、航空母舰、某些海军基地和造船厂，以及许多耗资巨大而又无用的地面岸防组织”。他们都不能正确地估计航空兵在合成军队中的地位。杜黑把配属给陆海军的航空兵视为“无用、多余和有害的” [ 注：见杜黑《制空权》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 ，全面否定配属航空兵的存在。米切尔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指挥过协约国的联合空中力量，非但没有否定配属航空兵的作用，还明确指出：“航空兵对陆军和海军已经证明是决不可少的。不管陆军或海军，没有一支足够的航空兵就不能有效地作战”。但他把配属给陆军和海军的航空兵部队在空中力量建设中放在第三位，即最后一位。

        2、关于防空——杜黑全面否定防空，认为防空需要庞大的兵力，是得不偿失的。尤其反对从独立空军中抽出兵力用于防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独立空军把敌人的飞机消灭于地面(如果不把它看作唯一方法的话，这一点迄今仍然正确)。杜黑的看法在实践中已被各国所摈弃。三十年代后期，各国为备战，都进行了防空建设，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就证明了防空具有战略意义。米切尔在防空问题上比杜黑的认识要实际得多。他把“负责国家的全面防空”作为空军的主要任务，认为空军部队中防空部队按其重要性来说仅次于进攻性部队，占第二位。他提出的要地防空的兵力部署——监听站、截击机、探照灯和高炮组成的防空体系都是符合实战要求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发展。

        3、关于空军的兵种构成——杜黑对空军的兵种构成，虽然也说过要有驱逐机，但他又希望能用一种既能空战也可轰炸的所谓战斗轰炸机来组成单一兵种。这种思想形成了三十年代颇有代表性的“轰炸机无往而不胜” [ 注：这句话是英国首相鲍尔温(Stanley Baldwin)1932年11月11日在下院讲话中说的，后被各国广泛引用。原文是The Bomber will always get through，曾被译作“轰炸机总是能够通过的”。 ] 的思想，促使三十年代各国竞相发展轰炸机，在空军兵种构成中，轰炸机占了很大比例。但是米切尔却正确地指出，在空军的三大航空兵中，驱逐航空兵是主要兵种。他说：“对天空的控制依赖于驱逐航空兵，驱逐航空兵是空军的主要作战部队”。米切尔主张用驱逐机空战夺取制空权，杜黑主张用轰炸机袭击敌航空基地来夺取制空权。这两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曾使用，但驱逐机空战则是主要的。米切尔把驱逐航空兵在空军中的地位比之于步兵在陆军中的地位，这种认识在当时来说是非凡的，有远见卓识的。

        4、关于空中支援——尽管杜黑对合同作战问题有过正确的见解，主张“新的战争学说应以诸军种合成使用为基础” [ 注：杜黑《制空权》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 ，又说：“在使用三种军种时，应把它们看作是为同一目的而结合的整体” [ 注：杜黑《制空权》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页。 ] ，但他所指的是军种之间战略上的协同。杜黑对航空兵支援地面军队的战术作战是不屑一顾的。米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西欧战场有空中支援作战的经验，他在1917年就撰文，把航空兵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略航空兵，在远离前线的地方独立作战；另一类是战术航空兵，在战场上支援陆军各兵种作战 [ 注：见罗伯特·F·弗特里尔著《思想、概念、学说：美国空军1907－1964年基本思想史》，美国空军大学，1971年版。 ] 。在《空中国防论》中他又正确地指出，空军需要有“低空突击地面活动目标的强击航空兵”，并指出低空活动的强击机可利用地形来隐蔽自己的行动。正因为米切尔比较重视飞机的战术使用，所以他对空军建设的想法比杜黑更切合实际，无怪美国空军把他称为美国空军的创始人之一 [ 注：请参阅唐纳德森·弗里泽尔《早期的空军战略理论》，收入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战略》中，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223页。 ] 。

        米切尔和杜黑思想有差异的原因，按沃纳教授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地理观的不同。因为意大利的潜在敌人距离很近，但高山阻隔，易守难攻，敌人从陆上难以入侵。如从空中进攻则瞬发即至，故杜黑大声疾呼要夺取制空权，阻止敌人从空中入侵。米切尔则从美国利益出发，要把空中力量放在全球战略中去考虑，故他不遗余力鼓吹开辟通过极地的国际航线，以缩短美国与欧亚之间的距离 [ 注：请参阅厄尔(Edward M．Earle)主编的《现代战略的奠基者》第20章杜黑、米切尔、塞维尔斯基：空中作战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 。从世界范围去考虑空军的任务是美国空军学说的特色，不仅米切尔这样做，亚历山大·塞维尔斯基和亨利·阿诺德都是这样的，不过米切尔是先驱。美国人的国防概念是与我们不同，他们不是谈论保卫自己的领土，而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保卫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米切尔对空中力量发展的远见卓识不能为同时代人所理解。他考察了欧洲的航空发展情况，对美国航空的落后现状十分不满，猛烈抨击陆军和海军的领导人。他性情急躁，在辩论中往往感情冲动，用粗暴的语言辱骂对方，因而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境地。杜黑在辩论中也是很激动的，但他还能保持谦恭的学者风度。米切尔在受到军法审判后，在不幸中度过余生，这种遭遇，令人扼腕。日本的历史学家乡田充对此有如下的感慨，恐怕说出了多数读者的心声，他说：“这种由于大多数人的无知和军事首脑的保守，对伟大的先知者作出错误评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其结果非常值得人们同情”。 [ 注：乡田充《空中力量发展史及其战略战术韵演变》，1979年版。 ]

　 (三)

        米切尔的名字在中国航空界并不生疏，他的言论曾多次被人们引用。只是他的著作从未被完整地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空中国防论》在美国出版后经过半个多世纪才译成中文出版，实在相见恨晚。但它的出版毕竟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军事学术界对空军战略问题的关心和吸收外国经验以建设中国空军的热情。当前我军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仍处在重大的战略性转变过程。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的建军经验和先进的军事学说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利用宝贵的和平时期来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国防，建设军队。空军是一个“年轻”的军种，从1903年第一架飞机上天至现在不过85年的时间，空军的学术宝库不象陆军和海军那样有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浩瀚的学术著作。空军学术思想不如陆军和海军那样源远流长，因此有限的一些经典著作就更宝贵了。空军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露头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总结出较成熟的战略战术思想。战后个十多年来，航空航天技术发展迅速，但空军学术思想并没有同步发展，我们多么希望再产生杜黑和米切尔这样的先进人物来总结和发展当代的空军学术思想。为此，我觉得，无论在学习杜黑的《制空权》，还是米切尔的《空中国防论》，我们着眼的不是他们个别的结论，而是要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善于从新生事物中看到它们的发展前景，敢于对过时的传统观念挑战。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爱国热忱和为国防事业献身的精神。他们都是在和平时期潜心研究未来战争，考虑国防良策。一旦考虑成熟，就不畏艰险，终身为之奋斗。居安思危，不仅战略家有这种精神，所有职业军人乃至全体人民都应有这种精神，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增强国防意识。我愿用米切尔的下述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虚假的战备上，它将发现自己一开始就被别人毫不留情地抛在后面”。

        最后谨向为本书译校工作给予帮助的唐福山、苏金龙、相伟建、禹杰等同志致以谢意，海军指挥学院叶元鹤教授对译稿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译者表示深切的感谢。

1988年8月于空军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