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中心·第三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是秘密，但层层外罩掩盖了它的轮廓，直至揭幕日这天，它不会为人过于注意。过去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只有在帐幕落下，长期被掩盖的事实一览无遗时，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知道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影响又是如何。没有怎么移动脚步，我们就已跨越了多年的变化。原先可被无限推迟的行动现在看来已被耽搁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机遇今天看来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粗心大意或懒懒散散，我们已错过了许多东西。不过，如前所说，争执地带也非仅有中国。只要稍作修改，对中国的评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土耳其身上。

　　 在考虑如何行动之时，必须重申的是，应将对于亚洲国家民众的关注置于外部国家利益之上。这不是对于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掩饰或托词。自身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么虚伪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不过，从有备而来的角度来说，为了正确处置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防止践踏各国的普遍利益并危及它们的存在或独立的侵略的发生。在现实情况下，相当地存在着现存政府的崩溃可能，其原因可内可外，不过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他国家或会利用现在的统治者，或会将他们取代。不用说，这两种作法都是和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的。美国或许希望在东方倡导一种并非出于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独占或势力范围制度的扩展对其公民利益的明显伤害。

　　 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种令人向往的情形会更快出现，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份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象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具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许多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趋向于促成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使平衡得以保持。多个国家的介入会导致彼此有着不同特点的多种影响，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在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影响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有益的。即使这会促动政治分裂，这对中国的内部管理及世界的总体政治均衡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说，作为人类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仅仅为一种精神、一个人所驾驭并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国不会有多个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现体现着不同的政策观念的反对派别，这有利于中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当外在制约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使罗马沉沦于腐败之中时，一些古人对迦太基的灭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消失表示痛心，这并非毫无道理的。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象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在其他国家中，可认为法国由于和俄国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和后者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其性质则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来看，法俄同盟首要针对的是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无论是作为彼此邻近的历史结果，还是从目前它们在地中海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来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语国家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进展和完成抱有浓厚的兴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有关国家相互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纽带，该纽带是因法国令他国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权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眼前危急，再求助于像共同的拉丁性这样的虚幻字眼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形下。对法国来说，拉丁的不完美是在体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国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么长处，明显缺乏的是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上述的敌对关系主要会有这两个后果：首先，法国在地理上对于西地中海的控制会被大大削弱；其次，不会有第三种种族文明能在亚洲发挥可与斯拉夫与条顿文明相比的政治影响。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显的重要性，因为它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亚洲国家，但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已说到，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而且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和邻近的大陆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象美国，日本国土的狭小使它不能希翼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在所拥有权力的类型和运用方法以及当前利益方面，条顿国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发挥的影响的性质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我们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作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一时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就存在着困难产生的根源。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将它们视为待消除的困难所在而非进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废除它们—-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不凭借武力强制这样的敌对方式来扩散自己。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会促成和任何有关国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协调。如无视本质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统替代强调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及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应追求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不是废弃亚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将欧洲文明引入其中。而这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环境将保证欧洲文明的传播，只要后者具备我们所认为的优越性。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的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及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坚持机会的平等，以及采取足以让人关注的方式以支持自己的要求。充分的准备是任何设想的前提保证，而任何设想也必须以谨慎为本，离不开研究的充分和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地理、力量、种族、性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全面、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会促进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这个唯一稳妥的结果。

　　 真正的筹划意味着如实接受所有因素并耐心地分析它们。这个过程有着大量细节，因而某种程度上相当复杂，不过认清较少的几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将其简练为观念性的东西。首先，必须对于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断与预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并认识到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其次，要恰到好处地将对国家的首要使命感置于心中，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危险与他国的需要。这两者就是对上述过程的部分表达。另外，国家和个人都应有一种公共精神，以使它们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认识，让我们从有待接受的长期观点出发，考察一下当今的需要。当前亚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最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词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它们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本质上，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周内，绝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基于自然因素的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据。它决定或左右国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力求协调。

　　 例如，很清楚，俄国对于当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自如的坚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如果它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根本变化。对此我十分强调，所以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我还是更愿意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变。两地区中，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是中国海岸，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象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道理展开的关于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的讨论已有很多，不过在此再就门罗主义说一两句也并非不合时宜。将持续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势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其走上了扩张之路，但这并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不能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波及。举个例子，如果某些人预计的一个变化确实会发生，也就是说荷兰并入了德意志帝国，最好让人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也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将库拉索岛也并入德国。巴拿马地峡对我们的特殊意义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另外它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如我们也不会考虑获得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以作为我们打赢和西班牙的战争的一个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虽然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我们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我们反感。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整个人类正趋于统一，这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而不能为强力或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倔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集合为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范围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则在推动并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同样，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也需要战争的压力，需要在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能予它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为镇压由自己几个世纪的压迫和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诺言激起的反抗而采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我们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他们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的政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竞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都从没有参战的另一方，且仅从这一方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部分因为南非的问题不是非常明朗，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对于美国利益的认识的影响。

　　 不过，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我们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们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充满希望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细，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对其至关重要的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性的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能继续发展与对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贡献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的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