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第三

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眼前的目标就是阻逼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

　      在欧洲大家庭业已经历了四百年演进的当今发展阶段，看到一种崭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正在东西方之间生成并不令人感到多么吃惊。不久之前的日俄战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上述现象，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国家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击败。

　      这样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下的限制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对造成上述局面的事实有所了解。不管人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出什么结论，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现不能不得到承认。

　　 其他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击掌叫好并抱以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都处于对西方支配性影响的抵御地位，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互间因地理和文化存有亲缘之情。自从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东方在二百多年以前开始了紧密的实际接触以来，双方间的态势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将力量高度地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从而相互支持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不好，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无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运用自如的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优势一样。在欧洲还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时，土耳其帝国与其相比俨然是铁板一块；伊斯兰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国家形式和公认的独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既无力在政治和军事效能方面与西方一争高低，也无法做到携手抵制后者，结果只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让土地和权益，它们的独立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及这种统治一旦消失所导致的可能后果也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大众对于外来统治就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未必喜欢但看来也无太大害处的东西。对西方统治的不满以及对独立的追求主要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间，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方法有着较好的了解，但对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无法体味到西方人民为探求和运用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个世纪的辛劳。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这种变化为宗主国所赞允。不过，英国和美国目前也确实正向当地人作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为日本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憾。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区界限，各自操着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实这些也是幅员的广大和交通联络的不发达必然导致的状况。另外，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来外部之光已渗入了中国，以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为手段的自我认知过程已经开始并正结出果实。与此相联系，一个甚有意义且令人颇感兴趣的事件就是，在没有外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正自行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里的铁路。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还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当然，拒绝外来投资会妨碍筑路速度，延长完工期，但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决心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而放眼未来，以求积累自身的力量，将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推行“门户开放”才对它颇具意义。另外，如密切关注中国的人士告诉我们的，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它们必然会象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它们也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更不会让它们象在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九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西方统治已给印度带来了许多这类东西—-也有助于使强化国家权力的潮流以即使在处于类似时期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可能见到的速度和确定性向前发展。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其前锋曾分别抵至维也纳和马耳他—-就是这种联系的为人熟知的具体表现。当时，欧洲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处盛时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自然能轻易地将剑锋刺向欧洲的心脏；而待到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在欧洲结束之时，这种危险也随之消失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仍然继续为一些基督教国家所交结，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外一侧对奥地利后翼的袭扰使后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又成为了欧洲注意的一个焦点，各强国以利凡特为中心的利益冲突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联合起来并和土耳其结成同盟，以反对另一个和它们在土耳其有着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就在两年前，利益的分歧还产生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对美国来说，上述事情过于遥远以至了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可是，只要这些事情影响到了欧洲的平衡，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在这些地区，美国和维系着欧洲平衡的各个强国有着密切的接触。某个事件只要削弱了一个美国可以指望其与己保持一致的国家，且对不太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有利，美国对其就绝不能漠然视之。在最近十年中，东方的事态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均势。据说—-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德国已认识到了自俄国败于日本以来，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俄国的失败缓解了德国在某个方向上所受的压力，以至于它对于法俄同盟已无任何严肃的不安；再加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忠心耿耿，德国更显轻松自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陆上负担的减轻会使德国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海军方面。这显然会削弱英国海军的相对强大，或迫使英国也大幅度地增加海军开支，而军费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对一个国家并非好事。

　　 英国通过和日本结盟来抑制俄国看来或许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误。当然，俄国深深地卷入远东事务对英国有所好处，因为这会分散俄国的力量，使其无力针对着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采取行动。不过，若俄国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土耳其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所做的那样，向当今的德意志帝国施以某种压力，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是，由于在满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俄国也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了。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却使欧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英国的实质性变化。对此英国人目前不得不尽力弥补。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与其说是对现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估测。不过在日本于日俄战争的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下，倒的确是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所基于的就是英国海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战双方更接近于势均力敌，在财力上都更为举步维艰，而俄国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损害，战争对于围绕着“门户开放”的外交争论的影响就会大有不同。门户开放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均势精神，它和均势都旨在增进和平，只是后者寓示着独立权利的平等，而它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另外，和均势一样，门户开放的保持也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平衡。这里的各国具体而言是指对于中国的发展及在华商业机会颇感兴趣的那些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针对的就是中国。

　　 我尚不知晓“门户开放”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阐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并坚决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自然人们都希望这个合理的目标会和平地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也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万一迫不得已，只有诉诸强权以维护上述权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地理解这点，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无视他国意愿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吵了。

　　 但是，还应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各国一般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看法或认识通常也各不相同。对此可拿铁路作例子。修建铁路是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普遍形式，而且还可以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稳固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分配铁路建设方面的机会。可在最近的一项建路安排中，美国似乎被冷落在了一边，失去了获得德国首相所说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对此美国政府已严正申明了自己立场。在下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将建造大量的铁路，而中华帝国的完整对于门户开放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某一外国通过租借协议对一块中国的土地进行占领或管理—-这迄今已屡见不鲜，这块土地就有着有朝一日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今天的朝鲜看来也在劫难逃。另外，上述为他国变相拥有的土地上的商业也可能为他国海关所控制，这样门户开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这类性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门户开放的成败。为了处理它们，美国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要美国单枪匹马地维护门户开放，它就需要建立一个保护国，而这是和蕴含于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种种问题典型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因而也不时地为人们所讨论。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令人不禁提出疑问，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是否能照顾到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关注着在华机会的平等的国家的正当权利。可是也用不着否认，即使各国就门户开放原则达成一致，在依照该原则行事之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免不了竞争。而贸易竞争自然会驱使人们利用任何机会来赢得上风。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更多地通过使用以既有控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而非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商业优势。这样的情形在工业、金融和贸易领域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也显露了类似的倾向。

　　 美国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主张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等等，均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欧洲有关国家相对力量的变化和美国也不无关系，任何这方面的变动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肯定会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的利益。当前，俄国处于虚弱状态，德国正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因其政府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对此美国绝不能视若无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对美国一直有着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在一八二三年，如果当时的英国海军不如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以至于不能阻止后者向南美洲运送联军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对美国来说事态就非常严重了。在一八一四年也是欧洲的局势使英国不加思索地放弃了因一八一二年的对美战争而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另外，美国之所以能取得独立也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对于结成同盟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有所下降。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当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此，如果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间英法两国能达成共识，美国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也将是很成问题的事。

　　 均势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它的变化看来的确不是不可能削弱欧洲对远东政治的影响，除非当前争夺海军优势的斗争遭到抑制或大局已定。实施如英国眼下将其海军集中于本土水域这样的集结行动需要将分遣舰队从远方地区撤回，这就原则和实际而言绝对正确，但也自然意味着多少要暂时地失去对撤出地区的控制。不过，只要德国和英国还象今天这样势不两立，英国在北海进行集结从军事上讲还是合理和必要的。当然，如英国出于必要还想在其他地区集结力量，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舰只以建立大的分谴舰队。

　　 欧洲的力量组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并使欧洲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力为其海军力量所支持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想象的是在英国和德国僵持于北海的情形下，协约国控制地中海的任务可能落在法国的头上，这自然也会引起意大利的严重不安。据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些现有协定中包含着对于西地中海地区的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会象门罗主义那样趋于强化，而有关国家也会从其出发决定如对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否应采取一些将改变该地区海军力量状况的安排之类的事情。在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力量都在北海严阵以待的情况下，一支能够在地中海发号施令的舰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快速纵队，它处于核心位置，有助于针对其他地区采取持续的具体行动。上述的几国海军各有分工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尽管它不免表现出同盟或多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固有的弱点，但也不是不可行的。

　　 这些叙述自然都是估测性的，但是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它们又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们的思考。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欧洲如从前一样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军强国，这种情形比当前现实更能直接地影响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海军强国的利益范围。当日本于一九零二年和英国初次结盟之时，后者还握有海军上的绝对优势；英国海军既可以有力地照应到远东，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两强标准切实得到了贯彻。这样，在一八九五年，当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干预以迫使日本作出牺牲之时，英国本可以抵制这样的行动，即便日本缺乏战列舰力量令其有所顾虑。可是英国后来还是采取了干涉作法，这对于日本下一次对俄国的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当前的海军竞赛继续发展，上述的干涉是否依然可能？

　　 上述例子还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一旦实施会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质的影响。对敌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进攻就产生类似的结果。在一八九五年，法国、德国和俄国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虽然英国反对这个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归还的地盘又被中国租借给了俄国，但它当时准备尚不充分，未能下定决心；何况形势也难以逆转，而日本又没有战列舰力量。但到了一九零四年，英日同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是英国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此时，日本已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海军仍是首届一指，而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的实际政策就是如此，法国则是力不从心。在日俄战争中，如事实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则替它在欧洲一端照应一二。这个情形体现了不同国家海军之间的分工。尽管英国海军当时并无战斗任务，但它的行动却明显是军事性的，起到了威慑作用。前文曾言及，在一八九八年，对于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英国表示它不仅不支持，而且还要反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英国海军在那时同样是一支威慑力量。

　　 上述情况也说明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运用得越是得心应手，越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所在。在当今时代，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参战方比南北战争中的双方还要对战争缺乏事先准备，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了自滑铁卢之战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准备的缺乏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半斤对八两。不过这个局面最终还要消失；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

　　 如前文所说，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国可给英国以海军支持。这种安排的一个缺点是，它一旦成为现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且会导致陆上战事；而当前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单独和德国交手于陆上。这不是说法国陆军不堪一击，何况法国自一八七零年以来一直精心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实际上，法国针对进攻和防御采取的措施使法国的武装力量虽然确实仍逊于德国，但依然可为法国提供相当的安全。这既可促使法国的对手三思而行，不敢冒然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彻底撕破脸皮；也可通过推迟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或期待有足以扭转局面的事件的发生。

　　 法国人认为是德国在一九零五年迫使法国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法国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为当时法国根本没有作好军事准备—-其中原因在此不必提及了。不过，一年之后，面对着同样令己难以忍受的要求，法国采取了抵制态度，绝不退让；而德国也只好降低其调门，当时法国所作的相当的军事准备令其不可小视。由于档案保密制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了解当今的国际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欧洲局势给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将继续推行盛气凌人的外交，只要它一直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这个优势连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奥地利注定要将自己和德国拴在一起，它们组成的陆上同盟在目前是强大无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过，只要知道它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有所动作，那也就够了。

　　 上述态势对协约国自然不利，除非战争的代价让德国有所顾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协约国应该增加自身实力，不过目前它们尚远无力量既抵御德国的侵略性海军行动，同时又在陆上和后者周旋。强大到足以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是一回事，能够在冲突发生时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哪个欧洲海军国家能予英国在地中海的现有地位以支持，英国只能自食其力；一旦奥地利有财力将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舰队化为现实，英国会更觉吃力了。

　　 上述看法既使英国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更显突出，也表明了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由于和德国不在陆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军力量帮助英国。它们就是日本和美国。放眼未来，这两个国家需要考虑英国的海洋霸权落到德国手中是否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开放海域，美日两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有实际接触；而英国则在每个角落都有其海洋边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军优势的地区都易受攻击—-比如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的东方地盘而言。连美国都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国的衰落将德国海军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强大的德国陆军相配合，德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实施远洋行动。英国在自一七五六年七年战争爆发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段长的时间内，能够这样做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其原因不在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本身，而在于岛国地位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今天，英国的财政困难、俄国的组织涣散和法国的为人口众多所累都使德国的未来行动能力无形中趋于增强。尽管和德国相比，英国更为富足，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个人自由传统也使英国人或美国人不愿紧紧地受束于组织及对个人行动的规范，而正是这些使德国立于现代国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这不是说不存在其他棘手的问题，相反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突然地引发大火。有火必有柴，隐于英德对抗背后的是双方间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们所基于的就是维系着两个民族的福祉的工业和商业。英德之间激烈的工业和海上竞争不是自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是从荷兰那儿夺得了后者凭借曾经无故的海军而长期把持的商业霸主地位。尽管当今的现实广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以及使其颇具意义的从过去至将来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很多人能认识更遥远的过去，并考虑是怎样的强烈情感伴随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业和商业成就。

　　 我们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时也不忘记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进展正使人们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国和法国、俄国—-后两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国还处于传统的对立之中—-逐渐结成协约国集团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国首相将此谴责为旨在包围和孤立德国，不过三个国家采取上述行动大概确是为了维持欧洲及世界的均势，回应德国的四面出击以加强自己在海洋及商业方面的地位的明显企图。人们不应一成不变地认为这类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国的合理理由，但认为不应对其保持警惕并进行制衡又另当别论了。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只有以强力应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势的维持正一直为欧洲政治家迫切关注。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不自觉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欧洲融为一体，因而欧洲的事情也应为美国人所关注。当美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在欧洲，门罗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而德国据一般的报道应属于后者，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不愉快无疑使这点更显明晰。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它如今正在筹建的强大海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地位会更加有利，而美国的支持者也会面对极为不同的形势。今天，涉及西班牙的争论已成为过去；不过即使在看问题最肤浅的人看来，很明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既和美国、也和整个欧洲世界的利益息息相关。

　　 让我们根据德国的历史来考察德国的现状，因为如果不借助于适当的方式，我们不可能理解德国为什么有今天的声势。为了最好地了解这点，不仅需要认清一个国家的利益，还需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找到它可能的历史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作出评判。大众的情感最强烈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根本的动因，但它所激发的情感却有着更大的能量。无论统治者意欲何为，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是非判断来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处于与他国政府的争执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乎情理，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国当前的利益需要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德意志帝国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统治者的一般对外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德国也有着自身内部的争执和利益分歧，它们将人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并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某项国际争端的看法。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团结对德意志民族发挥的重大作用。最近的一篇法国报纸上的文章在以批评的口吻评价德国的外交时，不无道理地说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宗派主义，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义感情的抑制，这种感情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将六千万德国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唤之下，而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应该当心不能将这种精种抛于脑后。”这个告诫虽是单单针对着法国，但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

　　 德国人还普遍地认为他们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自一八七零年以来，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工业需要市场、商业和船运业，从而也使保护主义呼之欲出。德国在一八七九年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既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也是为了保护德国农业，防止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过量流动。德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关：在一八八一年是二十二万，如今只有两万了。外来移民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一位德国撰稿人最近甚至说德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军事上，与此相关联的是德国海军的变化。今天，受英国的一个类似组织的启发而诞生的德国海军联盟已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成员。要知道，英国比其他国家对海洋有着更多的依赖，不仅为了自身的繁荣，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积蓄能量，周详地进行筹划以使手段和目标相适应方面有着独特的本领。这种本领体现在了德国的各个领域：军事、教育、工业和商业。当然，不管这个联盟在宣传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张没有什么共鸣，它也不会在一些方面如愿以偿。正因为德国公众对建立强大海军有着赞成性情绪，德国海军联盟才可以尽其所能为这种情绪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使它能积极地产生效果，尽管巨大的海军开支意味着债务和额外税收的增加。所以，这种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该联盟的领导人最近也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含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基于的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中。”

　　 德国海军开支在1875年不到一千万美元，如今则是一年一亿美元，而且这种上升势头按计划在未来十年中还将延续。应记住的是，这样大的一笔开销在德国比在美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怪异之处；无论德国的议会在我们看来是如何之小，它还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愿。另外，再补充一句，海军活动及海运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更能够激发起一国的上下一心之感，因为它们在国家疆界之外进行，给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着全体国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与此相联系，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联盟的一百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地处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的工业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队或舰队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上面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德国。在这个国家，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组织，而统一的实现，即从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统一而言，今天的德国和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二年间的美国很相似。在一个洋溢着民族激情的时代，统一自然为人所拥护，尚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国的统一已被写入了成文的德国宪法，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部宪法经过一代人时间的考验，业已为德国人所认同，将来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例外。不过。在依然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国还多少存在着“独立主义”情绪—-这个德语词在我们这儿可理解为强调各州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美国独立之初时，各自为政的几块殖民地之间的猜忌所导致的局面。推动美国宪法的起草与颁布的只是各个殖民地的物质利益考虑，一八一二年的美英战争及伴此而来的对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集中认识才使美国人形成了国家观念，联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对南北战争之前的动荡年代还有着记忆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简单的词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时，无论是对奴隶制的憎恶还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象国家团结这个观念那样不容置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能带来明显经济利益而得以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一个关税同盟—-先于德意志政治同盟出现并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尽管如此，德意志统一的最终完成不能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对其当前国际地位—-以前的多个世纪的分裂使德意志一直处于虚弱状态，承受着外来干涉和压迫给自己带来的屈辱—-的自豪中看到，并且集中地体现为德国的自我激励精神。这种自我激励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所具有的敏感，它实在是由于初登今日这样的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给予这个地位应有的承认。美国人应认识到曾几何时这种特点也显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它发端于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其他人不会象我们自己那样子我们以充分的估价，从而也不会给我们以应有的重视。

　　 因此，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若干年之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我们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远强大。”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的门罗主义在产生之初并不为他国所喜欢，今天的德国对外意图也是如此，该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了当前德国海军的壮大上。一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采取的行动有时在其他国家看来其势也咄咄逼人。防止欧洲国家对美洲大陆的侵吞行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出于再简单不过的、合理的自我保护需要，可是在他国眼中或许就超出了防御的范围而有政治及军事意义上的“冒犯”之嫌。门罗主义实践的早期历史的确呈现出这种局面；不过，今天各国已经习惯、容忍了美国的主张。在此必须指出，美国巨大的潜在实力使他国不能不对它谨慎有加。

　　 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得到适当的调配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财力的大小是一个国家物力的具体表现；勿庸赘言，一个国家也可能象一个人那样滥用其财富，因照顾不周而使其白白浪费或因使用不当而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效力。门罗主义和适用于远东的门户开放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原则。对于欧洲，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不干涉，它是和门罗主义相呼应的。可是，不插手欧洲国家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影响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及权力的欧洲均势的变动漠不关心。这个道理眼下适用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间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虽然仍相当地存在，但正日益缩小。

　　 尽管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之间可能有着多种多样的外交议题，但是对于表现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力量抗衡的欧洲体系，我们关心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两项主要对外方针的影响。就这种平衡关系眼下的状况而言，门罗主义不象门户开放原则那样易遭受不利的影响—-未来的情形是否如此尚不能肯定，因为美洲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为一些主权国家所拥有，而它们的权利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定，不可被随意侵犯。中国自然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组织方面的无力使它治理不当，缺乏军事威力。这招致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频繁干涉，它的主权也因此不断地遭到侵害，尽管就人口和资源而言，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局面降低了中国所享有之权利的有效价值，它们在实质上已沦若无物，即便在字面上尚非如此。中国的地位究竟会如何既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在中国的利益交锋。这种状况也适用于去年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这场革命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们所知的两个直接后果就是保加利亚的宣布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些情形产生于当地的土耳其统治的不稳定。在土耳其境内，出人意外的事态一直层出不穷，正如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所表明的。克里特岛也是一个难题所在；在这里，居民的天然而成的意愿受到了几个保护国的政策的抑制。克里特的状况由几个强国共同保证是由土耳其当初的一意孤行所致，后者如今对于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只能予以默认；换言之，它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现状。这些情形给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而且它可能突如其来地变得十分强烈。

　　 和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原则目前还停留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地步，未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当然它可以被写入某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有约束力，不过它能否得到实际的遵循还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能要求一个不同意门户开放的国家也服从于这个原则，相反它尽可以置之不顾，除非迫于压力不得不遵从之。和美国的其他政策—-尤其是门罗主义—-相似，门户开放原则也是形势的必然产物；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瓜熟蒂落之时。这两项政策的提出表明，若干长期不受阻碍的过程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对它们说，只应走这么远，不能再远了。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作此告诫，直到后者不再对其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则对更远地区的扩张活动作类似的警示。这种扩张以政治或军事干涉为手段，借助于吞并或以实力为后盾的影响—-这简而言之也是对领土的实质性侵占，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以谋求对东方市场—-广义上包括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的外来控制。

　　 借助吞并或建立势力范围以获取地盘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市场为外来者所把握的状况已沿续了三个世纪。今天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呈现这般情形。昔日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与它们也并无二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眼前目标就是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这个市场只能为对所有外国一视同仁的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所规范。即使中国在无助的情况下无力维护自己的统一，至少中国的完整作为一个原则也会随美国关于中国市场上的平等权利的声明顺应而生。门户开放方针的执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有关国家采取重大行动以支持中国的完整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只有在某些国家以据有的地盘为依托，借助于优势力量或阴谋诡计，无视其竞争对手，以谋取在华主宰地位，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必需的各国间平衡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有了平衡，局势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主张—-原则上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才不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与他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会成为一种影响—-不管其程度如何不易为人所察—-有关国家关于东西方间接触的一般政策的积极的、条理清晰的认识。

　　 门户开放是新出现的一项国家政策，它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在当今的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政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因为当今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性的时代。不过，从决定着进步的特征及程度的那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业和商业能否顺利、和平地发展还是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经济状况的好坏左右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做好准备又会使经济运行过程免受外来之扰。海军的保护确保了英国的平安无事，从而铸就了英国经济实力的超群地位。类似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它远离欧洲的你争我夺，何况欧洲国家的行动还受制于其间的均势状况的变动。因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之国。所以，要使门户开放发挥有益作用，作用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间必须达成平衡，以便它能够稳妥地得以贯彻，免受诸多干扰。

　　 接下来再考察一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它和门户开放的推行息息相关，看来是令人感兴趣的。对美国来说尤是如此，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太平洋国家及门户开放的倡导者，它对于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另外，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会和优势。就在太平洋的前沿占据的地盘而言，美国和欧洲强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可是后者的地盘尽管有着军事或商业意义，却与本土非常遥远，其间的漫长交通线在多处易受可能的敌人的袭扰。而且，如前所说，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对比正趋于平衡，这使任何一国都越来越难以从本土向远方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考虑在太平洋取得霸主地位—-这个多少令人觉得遗憾的词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人们单单听到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确保对自己拥有的地盘及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控制则是美国的合理之举，不对任何他国产生危害。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座落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以至于它的东方领地和其本土港口之间的交通处于美国的强大海军的威胁之下，而英国海军正是这样针对着德国。可是，英国的困难在于它必须用海军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而海军对于作为一个一流国家的英国的自身生存又必不可少。美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出于它与巴拿马运河地区及远东较近，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对于这两个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当今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假如美国能在其太平洋海岸做好必要的长期性准备，必要时它的舰队就能被很快地部署于此，以弥补美国舰队先前的远在他处所导致的损失。这要求美国将其战列舰集结到一处—-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这是对它们的唯一适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规模如何，只要它被调配得当，再加上距东方较近不仅便于美国采取行动，而且减少了其派出分遣舰队的必要。它就能够具备某些优势。

　　 德国海军的近来发展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有着最积极的影响。八年之前，也就是在英国和日本达成第一次同盟条约前不久及日俄战争前两年，我写了一篇论述各国海军的趋向的文章，探讨了相互对立的英日同盟及法俄同盟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其中，地中海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及其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弱点自然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当时，俄国在远东部署了一支精锐舰队，不过其后对它的使用却令人可悲。如果那时发生了一场不仅仅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就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意向或动作而言，当时的德国舰队不会被认为将对力量平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那时英国还成功地保持着海军的两强标准，而且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它既能控制多条交通线，也能予其盟友以相当的援助，假如需要它做的不仅仅是在欧洲水域抑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述都是八年前的情形。今天的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其实力很快就会仅次于英国海军，而比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他国海军高出一大截。这种局面将使英国海军被锁缚于本土水域。面对这种状况，如英国目前正在做的，它只能在将其海军主力集结于本土周围的情形下在前方采取行动，以保护其后的地带，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间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作为一种军事举措，这样做完全正确。只要这点依然存在，而英国海军又不会为灾祸或懈怠所削弱，这种处置对于英国的防御及旨在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的进攻行动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英国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必须维持这种作用，如果它在本土水域及其他地方之间分配战列舰，其命运不会出人所料。奥地利在一八六六年和法国在一八七零年的遭遇都表明，高人一筹的力量和准备才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很明显，在欧洲的紧张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英国和德国都不能将大批的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在议会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一九一零年三月，英国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连一艘都没有，一级巡洋舰只有四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级巡洋舰。在其他地区，英德两国的海军及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也绝对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比如说，这些因素使另一个国家绝不会采取也许会让这两国暂时联手对付自己的措施。不过，门户开放作为一项政策如能得到遵循，并不会招致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谁企图谋取不合理的国家特权，尤其是借助于强制力或是对其目前的占有权的不公平运用，就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它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违反。该原则也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缘由所在，而贸易机会上的平等的保持就不会激起对抗。体现在了德国和英国间敌对之中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对抗会左右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弱小的海军的行动；这些海军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均势局面正决定着所有的国家能否独立行事。

　　 上述状况将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最好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模糊不定的东西，而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现实。美日两国的海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更易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力量的集中，以至于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军事政策是否会使美国的战列舰舰队毋须驻扎在太平洋而是大西洋？当前，欧洲的海军力量平衡使英国和德国的舰队都被保持在了北海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门罗主义的推行因而也得到了保护，其程度是太平洋那边的情形无法比拟的。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英国都不敢—-即使它们有心—-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政策加以破坏。

　　 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已有之感；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上述结论使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实践告一段落。就德国和日本的海军而言，它们都是在距今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崛起的力量；对于它们的国际影响，笔者依其所见已作了论述。只是对于日本海军的意义谈得较简略，而对于德国海军则着墨甚多，这是因为欧洲的体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衡系统，是多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结果。要大致地了解这个体系并不十分困难；不过，它又包含着多种多样的细节，要想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可能的变化作出准确估计，不具备大量的细微知识和对历史的相当了解就不可能做到。

　　 掌握这些知识、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生的精力，只有一个专家才可能这么做。这样的专家在欧洲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位，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类人并非迫切之需。不过，尽管国家必须由专家来掌舵，就象军队要由将军来统帅，国家的政策也应象一支军队的行动计划那样被调制得简明有理以使那些处于下属地位的执行者能领会、赞成领导者的意图，并欣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只有通情达理才可以依靠。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它们空前地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我们息息相关。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赋予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一九一零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七月四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外交行动要求迅速，俄日协定的出台正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该建议主张保证中国领土上由日俄控制的铁路以及其他拟在满洲修建的铁路的中立化。所以，尽管日俄两国向公众明言它们间的协定的实质内容在美国的建议被送达之前就已确定，但该协定的构拟在人看来还是表明了它们携手抗拒和上述美国建议有着同样目的的任何可能干涉的真实意图。其实，除了以外交方式，这种干涉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看来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将对所有的海洋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和十年前一样，对形势的最终的有效控制权实际上还握在这些国家的海军手中，可是欧洲形势的过于微妙使它们无力进行干涉以维护门户开放制度，而德国至少也不会重蹈英国的覆辙，采取任何会使俄国从远东的纠葛中解脱出来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前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压的能力。

　　 俄日协定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加思索就能明白一二的。归根结底，该协定会阻滞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这一直受惠于和日本进行灾难性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导致的俄国的衰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英日同盟条约密不可分，它有效地防止了法国和其盟友俄国联手反日，而法国在一八九五年就曾予俄国以支持。因此，英国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帮助德国卸去了俄国对其的压力，而这使德国可以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扩展之中。不过这种好处一定程度上会因最近的俄日协定而打些折扣。

　　 日俄战争之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日结盟的政策就有反对意见。其论点是，俄国出于推进到一个不冻海域的目的在远东陷得越深，它就越无力对英国在利凡特和中东—-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利益施加压力。自然，一个国家的扩张总要受到某种制约，通常是在财力方面。当时，俄国在远东不仅和日本相对抗，也和每一个关注着对华贸易自由—-这是门户开放这个词的原意—-的国家有着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俄国试图在中国谋求独占地位或不正当的控制，它就不可能不和所有的在要求俄国遵守规则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且会因此而合作的海军强国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俄国对远东的投入必然会使它在其他地区，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行动受到掣肘。人们相信，在德国奉行了俾斯麦的寻求与奥匈而不是沙皇结为同盟的政策之后，德国的考虑就是怂恿俄国在远东开疆拓土。德国参加的一八九五年的干涉行动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明显地使俄国趋向于把远东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直至它后来在日本人面前遭到挫折为止。近来的情形表明，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大丢脸面、一蹶不振的俄国更无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商业及海军国家会发现它们在满洲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此有着依托于领土控制的各自利益的国家。

　　 日本和俄国之间最近达成了涉及它们在满洲的地位的协定。这与英国和俄国间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是在欧洲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的分化组合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由德国的无比强大所导致，后者的最具威胁性的体现就是德国海军实力的膨胀。上述两个各不相同的协定的达成就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减轻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压力，以使它们更有能力去制衡两个中欧君主制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运行必然会遇到任何人为的联合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不是基于当前的主要利益的同盟所具有的缺点就是，目标的冲突不时地磨损着凝聚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一直被认为也是如此。如果书面协定能使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全面、持久地得以解决，那再好不过。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更多地是着眼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有关国家缔结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它们间的一些当前的地区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而并没有消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态势。日本和俄国间目前的利益对立程度并不逊于当初，这种对立依然萦绕于各国的意识之中。这两个国家就象一对不时争吵的夫妻，某个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但它们自身间的分歧不会消失，而且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及时地显示力量或许能防止双方大打出手。今天，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俄罗斯议会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诸多缺欠极大地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尽管它在战时处于了特别的行政监督之下—-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这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是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日本吞并朝鲜—-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正式地成为现实—-也不会是完全出于减轻俄国的敏感的考虑。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俄国眼下愿意和日本合作以防范使其他强国掺和进来从而使局面复杂化，而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