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的意义·第二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独享一个关键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

　     在夏威夷长期存在的麻烦突然地—-至少或迄今就一般的公众反映而言—-达到了顶峰，那儿的革命政府—-我国在当地的代表已将其正式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取得的进展经报道已为美国国内所知晓。历史已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件，如今又多了一例。正处盛年的人可能骤逝，沐浴于太平盛世之中的国家也可能发现自己正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分裂之源和利益冲突。其后果或可能是战争，或可能是为躲避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来放弃实实在在的、必不可少的国家利益。在没有事先的筹划，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虽都是对人们的行动亦步亦趋但也并没有有意识地照应到当前的危机的情形下，美国发现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作出一个决定。这个问题和当初罗马元老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其重要性也不逊色—-当时执政官邀请罗马占领墨西拿，结果后者从此放弃了传统的将罗马的扩张范围限制在意大利半岛的政策。让我们一定注意，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必须回答该问题，我们必须作出该决定。这不能被回避。在这个场合下，决定按兵不动和决定采取最积极的行动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可以前进；如我们不进反退，世界上的情形会按其自身的逻辑变化。形势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问题，它可能导致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后果。

　　 其实，目前并不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时刻。和刚才引用的历史事例不同，其利益如今已发生联系的英国和美国在所继承的传统、思维习惯及权利观方面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一方要认识另一方在其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某一地区所受到的伤害，并不需要自己也居于对方所处的地位。尽管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涌入美国的移民形形色色，但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种族特征依然是英国式的—-道格拉斯·坎贝尔先生愿意说是荷兰式的，即便如此，血缘还是一样的。虽然嘴里塞满了不一定对自己口味的食物，我们的政治消化系统仍然竭力地试图吸纳它一直无力拒绝的大量不同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同化努力还时时不完美，我们的政治组织和精神在本质上还会是英国式的。我们为关于自由、法律和权利的类似观念所浸润，而且的确不比大海那头的同胞更少些进步性，在精心维护我们基本的法则方面甚至比英国人更富保守精神。从真实的自由精神中我们吸取了关于权利和法制的观念，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两者而不只是其中之一。不仅我们固有的传统浸润于这种精神之中；而且，一步一步地，如同罗马将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吸纳进来一样，我们也发展了这种精神，使“政府应是自由和善意的”这一根本原则—-说句对英国表示尊敬的话，英国在其历史进程中也一直维护了这个原则—-在每个地区都得到了传播与保持。如今，在南方，一个和我们毫无相同之处的种族的权利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在北方，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存在着和我们同样的传统、其选择其归属的自由应为我们所尊重的州。与此同时，我们正迈向海洋。在我国的幼年时期，我们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期的我国把疆界拓展至了墨西哥湾；今天，正处盛年的我国已与太平洋相邻。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或不需要在任何方向上迈得更远？难道对我们来说在海平面的那边就不存在要求我们具备某种政策以赋予我们某些权利的关键性利益或显而易见的危险？

　　 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就闪现于未来的边缘，如今它们已迅即地融入了现实之中。夏威夷发生的事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从根本上讲是小小的一部分。不过，就其与整体的关系而言，这个部分又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如前所说，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仅自身就立不住脚，而且还会在原则和事实上导致全线的后退。在我们合乎天性的、必要的、不带欺压性的扩张中，我们已走到了与另一个伟大民族的前进发生接触的地步；它的生存法则业已赋予了它一条已经过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还不时地得到表露和昭示的发展原则。在这个原则的作用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按地理上的顺序而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先后排列–向世人展示出了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链条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但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和恰到好处以至于每一派别的政治家都发现，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为某种没有哪个个人能抵御或极大改变的趋势所驱使。并不确切的传闻和欠谨慎的个人言论表明格莱斯顿先生急不可耐地想使英国结束对埃及的占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对于政治生活的长期脱离结束的同时，是在埃及的英国占领力量的增加使他的回归愈发引人注目。另外，对于刚才说的那条链条，可以不无稗益地注意到，它的两个端点是最先为英国所获取的—-首先是印度，其次是直布罗陀，然后是马耳他、亚丁、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且，毫无例外地，英国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有一个对手在一旁气恼不已。西班牙从未停止过为直布罗陀而悲伤。拿破仑也说：“我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高地，也不愿看到他们出现在马耳他。”法国对于埃及的所思所想也是众人皆知的东西，甚至未经掩饰；再加上我国的警告，得不到机会的恶劣感觉更使法国气恼。

　　 这儿还想仅仅提及一下英国在海洋上拥有的另一根链条：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它强化了英国人对于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地位就不那么令其满意了。相比于太平洋西岸地区，东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发展是很晚时候的事，而且仍欠完善。在西太平洋地区首次对欧洲的冒险家敞开大门时，这里已有着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大量奇异的、华贵的产品吸引着受美好的获利期望所驱使的商人们。美洲的西海岸—-就其由野蛮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则提供不了什么，除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在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期间，连这些东西也为并非一个商业国家的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离英国极为遥远且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不能吸引英国的进取心。对这个国家的水手的主要的和为人推祟的诱惑是获利的希望，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在其所渗入的地区之内，在通向远方的航线之上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和吞并据点。由于只有借助于绕过合恩角的漫长、危险的航行或更为艰辛的危险的横穿大陆才能抵达，北美的西部海岸是地球上最晚为白人所占据的中等富饶的海岸中的一个。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并作为第一人通过将英属美洲大陆与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分离开来的海峡时，美国业已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都是一个国家了。事情变化的结果是，通过后来的东北太平洋地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发展，英国又一次发觉它正掌握着一条线的两端，它不可避免地希望在这两端之间获得一些中继点。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英国不应该获得它们，如不考虑另一个民族—-我们自己—-有着超越一切的、更紧迫的、更关键的需要。在这些连接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固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它在海洋和军事控制方面的有利地位。

　　 一个海军据点的军事或战略意义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具备的力量和资源状况。在这三者中，第一个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天然决定的；而后两个方面无论有何欠缺，总是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得到后天的弥补。修筑工事可消除一个据点的薄弱；如果大自然没有赋予该地区多少资源，凭借长远的眼光，可以事先进行囤积。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据点的地理位置则不是人力可以变动的。注意在评估一个可能成为战场所在的地区时拿破仑一世如何首先考察最主要的自然特征，然后算度控制要点、它们相互间的距离、相对的位置—-或者按照航海方面的术语，它们的“方位”，以及每一点能为战事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是颇有教益的。这些做法能提供基本的方案和构想，它们不受令人迷惑的次要的考虑的干扰，从中可以清楚地估量决定性的要点。这种要点的多少依有关地区的特点而变动：在一个多山的、地形破碎的乡间，也许会有很多；在一块缺乏天然障碍的平原，可能就没有几个或根本没有，如不算人为的造化的话。如果只有很少一些，每一个的价值自然要比有着很多的情况下的要大；如果只有一个，衡量于受其单独影响的该地区的大小，它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达到了极致。

　　 在观念上，靠近陆地的海洋和一大块不为什么阻碍所割断的平原是相同的。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意思是说大海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支配并常常束缚将军们的行动方向。可是在平原上，不管它是如何平坦和地势单一，各种原因还是要使人们集中居住于一些城镇与村庄之中并使道路的出现基于各中心之间的必要联系。拥有了道路的交会之处也就拥有了支配力量，其大小取决于汇集于此的道路的数量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在海上也是如此。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海洋对一只航船不构成什么阻碍，它可以沿着众多路线中的一条来跨越两点之间的地球表面，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风向方面的情况还是给它规定了某些常走的线路。如这些路线经过某个海洋中的据点，而后者进而又有使用价值，它就具备了对这些航线的影响力。在多条航线穿过的地方，这种影响力变得极大，足以统驭一切。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考虑用于夏威夷群岛身上。对任何一位观察一幅显示了连同两岸在内的太平洋全景的人来说，两个显著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他一眼即可发现位于一大片浩渤海洋之上的夏威夷群岛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它构成了一个其半径大致等同于从檀香山至旧金山的距离的大圆圈的中心。如果不是懒得将一个指南针放在地图上度量的话，可以发现，这个圆圈的圆周在西方和南方经过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东北方向的美洲大陆延伸的一系列群岛的外缘。在这个圆圈之内散布着一些荒芜、无足轻重的小岛，它们的存在看来只是为了强调大自然在跨越将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岛屿分离开来的间隔方面的失败。不过，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在近些年内已为英国所占有。从旧金山至檀香山有二千一百英里，轮船很容易跨越；这段距离几与檀香山至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社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相同。除了我国对于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的萨摩亚，其他群岛都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们—-附带地同样还有商业家们—-的注意：独享一个关键的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在此之外还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位置特殊的岛屿与对于穿越太平洋的较重要的商业航线的明显的关联性；不仅是对于那些已处于实际运用之中、颇具意义的航线，也对于那些肯定将从未来的情势中脱胎而出的航线—-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关注这种情势。上述的圆周勾勒出了其间必然有着交通联系的一些中心点；此外，所有人都会从未来的发展中察觉到—-不管如何地不清晰—-一个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海洋航线并导致新航线的生成的崭新的、重要的中心即将出现。中美地峡运河究竟最终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对眼前的问题并不重要，尽管和考虑过这一点的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相信它必定会位于后者。不管会是哪一点，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集聚于此必然会导致一个跨洋的商业中心的产生。世界上的其他商业中心中，几乎没有什么比它还要优越。各国将垂涎欲滴地注视着连接这一中心的路线，它与由航线相连的太平洋地区其他中心之间的关系也必定会得到详细地考察。此类对于商业航线及其与夏威夷群岛的关系的研究，连同先前的其他战略考虑，全面提供了决定该群岛能在商业和海洋控制方面具有多大价值的基本情况。

　　 再一次参阅地图，可看到尽管从地峡通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通往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和夏威夷并不发生什么可能的联系或者说不受来自于它的影响，但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还是要或经由该群岛或从近旁伸过。从中美洲开往北美港口的船只自然处于我方海岸的影响范围之内。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的、得到承认的太平洋地区政治力量的分布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国际上对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确切的势力范围的默认。英国、德国和荷兰业已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以避免该地区各自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上述相互承认在形式上是人为的，但它建筑于完全客观的和无可争议的形势之上。

　　 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各国或地区之中，美国的人口多得多、利益大得多、力量也强得多。夏威夷群岛和美国间的联系自然也会—-实际上也是—-比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间的联系更密切频繁和重要。尽管—-有着同样自然而然的愿望的英国及其殖民地不太走运—-在一条未来的运河尚未修通的前提下，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笔直航线如前面说的那些航线一样要经过夏威夷群岛附近。这条重要航线也靠近夏威夷的事实更加强和突出了该群岛的战略重要性。只是这并未改变上述的论断，即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超过了英国的利益。这建立于一个天然的理由之上，那就是邻近，它一直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发挥影响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期望和它依赖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商业和军事运输来说，美国横在它与南太平洋之间且是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无疑不是件幸运的事。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对于我国在太平洋的作用如此至关重要的点上，我国六千五百万人的利益比之于加拿大六百万人的利益，当然应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从上述考察可以推导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据点，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就地理而言美国有着最充分的权利来发挥作用的北太平洋地区的商业上和军事上的支配状况。这就是夏威夷的主要优点，也就是说它能直接促进我国的商业安全和对海洋的控制。再对从反面来看的好处稍作提及：获得夏威夷防止了另外某个强国占有该群岛从而给我国造成不利和威胁的局面的出现。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地点为某个可能的敌人所掌握的情形下我国的太平洋海岸和太平洋贸易所遭受的严重威胁在报章上已被时常提及，不时地被公诸于众的外交文件也反映出了对其的考虑。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还未能得到太多的重视，而海军军官比一般大众对其要更为敏感，那就是某个海上敌国在离从普吉湾至墨西哥的我国的海岸线上的任何一点二千五百英里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加煤站对我们造成的巨大不利。不过，可建立这么一个加煤站的地点只有一个。如果有许多的话，我们会发现难以让它们都不为他国所利用。如被拒之于可作为一加煤站所在的夏威夷群岛之外，敌人就只能到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里之外的远处去求取燃料，来回就是七千至八千英里，这样的不便使持续性的海上行动几乎不可能。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对于此论断是一个限制；可是，一旦需要，我们至少可以希望从陆上一侧对其施以打击。对于针对着一条海岸的攻防如此重要的因素竟集聚于某一个地点上，这样的情形还很少见。这更使我们必须要掌握住它，如果我们确实能做到的话。

　　 我还希望我们不要片面地看待给予我们的机会，好像它只关系到我国的一个地区或我国的对外贸易或影响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具体行动的问题—-采取这种行动的合适机会可能目前尚不存在；也是一个关于会导致未来的许多行动的原则和政策的问题。在我国已取得了充分的进步的情况下，确定这项原则或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项原则的可否接受只以它是否给予了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合理的关切—-眼下讨论的举措对此毫无违背—-以正当、坦诚的注意为条件。对夏威夷的兼并不会仅是一项与全部的动机相脱离、孤立的、非理性的行为，而是第一项成果，是美国随其发展已认识到了将其生命力—-生活于美国的影响之下的人们所享受到的幸福—-扩展至已为其所充溢的国土之外的必要性的象征。我承认广受赞誉的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天赋和才智不会被强加于那些不想要它们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中那些希望来到我国的人们的权利与睿智的否认。宗教上的比较教导我们，抗拒传教事业的信条注定要衰亡。国家是否也可能这样呢？无疑，英国的光荣业绩主要源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被追溯至英国刚刚驶向深海大洋的时代。当时，英国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或者说它只是预见到了它的星宿所指向的未来，顺应了在一个国家的幼年时代即已规定了尔后更富理性的动机的天性。让我们也从英国的经历中学些什么。英国不是霎那间就成为了今天这样的海上强国；一步一步地，利用着被赋予的机会，英国才登上了世界范围内的至尊地位。如今，这种地位体现在英国语言和源于英国的制度的普及上。倘若当初英国人一味地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种态度今天会使我们拒绝在我们海岸之外的每一步推进，世界不知又要贫穷多少倍！此外，难道有谁会怀疑，如果英美这两个主要的立于英格兰传统之上的国家能达成诚挚的谅解，相互间不带猜忌并相互支持地自由扩展，难道不会大大增加世界上福祉的总量？

　　 不过，如果对世界福祉的呼唤看来令人怀疑得就象是对国家自身利益的掩饰，倒不如如实地将后者直率地认定为全部的动机所在。我们不要回避这一事实，即广泛的自身利益和我们会因故受限于其间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我国濒临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三大海岸的地理位置内在地要求我们经由地峡运河拓展那些日趋繁荣的公用海洋。陆上运输一直有所受限，结果老是慢悠悠的；伤透脑筋、费尽艰辛，往往还是令人失望地前进不了多少。想用陆路取代大自然自己创造的通衢大道简直是徒劳。尽管一个团体能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军队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力量就在于此，集团的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抵制住只模糊地意识到其需要的大众的缺乏组织的抗争，但不管一时遭到怎样的反对和打击，后者终究会象自然中不受控制的力量那样克服存在于其既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所以，地峡运河对于美国的未来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针对运河政策—-其具体内容尚不能被准确预见—-的客观实施的结果密不可分。但是，因为现今还不能肯定地预知或可能是偶然或可能是必然的未来的具体行动，确定在时机来临时有助于指导行动的原则更为合理。我们应从已为历史证明的基本事实出发，这事实就是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如果采纳了这条原则，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获取那些位于通向地峡的路线之上、系于其身之上的利益使我们自然要谋取它们的要点。它们为数不少。夏威夷的当前事态就体现了这个原则的运用。

　　 但是，从军事观点看，还得注意一件事：世界还没有到了不需要这么做的地步。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坚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经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可是，政府对于自己海军力量的迷信和对于自己港口防御以及舰队的需要满足程度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有理由担心某些推进行动的后果。有着较好认知力的拿破仑还曾在言语中犯过这类错误，他写道：“圣彼得罗岛、科孚岛和马耳他岛将使我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傲气十足的吹牛！科孚岛在一年之内，马耳他岛在二年之内，就被从不能用舰船保护它们的法国身上割离出去了。英国人内伊还指出：“假如波拿巴没把后一个据点从其堕落但无甚害处的政府手中拿走，这个地中海的要塞也许—-很可能—-永不会落到他的主要敌人的手中。”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教训。

　　 从认识到足够的海军力量对于在周边获得附属地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下子跳跃到得出美国为此需要一支和当今最强大的海军平起平坐的海军的结论似乎毫无逻辑可言。我们这样一个远离外国海军基地的国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望距离可以对于欧洲列强运用其海军力量能施加某些限制。不过，在没有以经过仔细权衡的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将那种距离看成是一层防护装甲，认为在其庇护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肆意趾高气扬，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估计多大的海军力量对我国来说才够用时，将我国的现有领土及将来的瞩目所在与那些对欧洲国家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利益重心分离开来的令人欣慰的间隔会被恰当地考虑到。如果此外我们还正确地认识到了我国合理的势力范围应是怎样的，在处理该范围内的外国利益时显示了坦诚的公正，我们在那里的支配地位就不会碰到多少问题。

　　 尤其应该期望，我们和外部国家中的那个我国是从其脱胎而来的伟大国家 [ 译者注：指英国。 ] 之间的关系一年比一年热诚。潜存于我们表面上的政策差异之下的极为一致的精神必定将使我们更为接近，如果我们并不反对一种将使我们这一种族主导世界的海洋的趋势的话。要强使我们达到这点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是明智的。无疑，期望实现之并通过倡扬非常恰当的行为举止来消除相互间的阻碍—-它由我们明确的利益所导致且是包含着进攻性与傲慢的—-是一个崇高的、伴之以不可胜数的益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