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第二

作者: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2022-02-13 16:43:26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我们把要研究的历史时期的起始时间大致划定在17世纪中叶,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660年。这一年的5月,英国的查理二世在全体人民的欢呼雀跃声中恢复了王位。第二年的3月,法国红衣主教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便召集其大臣并对他们说:“我叫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今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可以做那些会受到已故红衣主教马扎然左右的大事,从今以后我就是首相。除了我的命令,不能确定任何法令;国务大臣和财政主管人员,没有我的命令,不能签发任何法令。”这种由一个人执掌的法国政府,就这样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英国和法国的政局经过了一段持续的混乱之后,他们的国家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看出了这两个国家尽管发展不平衡,但是已经在近代欧洲和美洲的海洋史上,或更笼统地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然而,海洋史只是被称之为国家历史中国家兴衰的一个因素。因此,如果忽视了与海洋史密切相关的其它因素,将会产生一种,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相反的,歪曲其重要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与海洋关系不大的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民,如果不是实际上没有看到,也是大大地低估了海洋史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海洋史的缘由。

   我们确定的研究起始时间1660年是紧接着在标志着欧洲事态和解和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的结果签署的条约,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明斯特条约》之后。在这个条约里,西班牙正式承认早已存在并已独立的北部联合七省;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之间又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上述两个条约使欧洲呈现出一段表面上的全面和平时期,其后便很快爆发了一系列几乎影响全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持续的时间与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1643-1715)一样长。毫无疑问,战争使欧洲各国的版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期间,将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一些国家在走向衰败,并且所有的国家,或是领土范围或是政权,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些,海上力量直接或间接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开始时期欧洲各国的总的形势。在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结束标志的斗争中,著名的奥地利皇室家族已拥有使其它各国感到恐惧的强大力量。在查理五世 [ 译者注:1516年西班牙国王死后无嗣,外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后又从父亲方面继承奥地利王位。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1556年退位将领土分别传给其弟斐迪南及其子腓力二世。 ] 长期统治时期,这位在一个世纪前退位的奥地利皇帝已把奥地利和西班牙连同这两个国家的所有领地的两个王冠戴在他一个人头上,这些领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并且在意大利也有压倒一切的权势。随着皇帝查理五世退位,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两个较大的君主国被分开了。虽然这两个国家由不同的人来统治,可是他们仍然属于同一个家族,因此有助于两国在这一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和睦相处。这种和睦是建立在一种皇朝关系的共同目标和感情基础上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不断扩大的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是政治活动中的两种最强大的推动力。这个时期是国家之间、诸侯之间,并且常常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宗教之间龙争虎斗的长期宗教战争时期。宗教迫害引起了荷兰联合七省的新教徒起来造反,反对西班牙的统治。经过长达80年左右的持续战争,迫使西班牙最后只得承认其独立。宗教信仰的不一致,有时导致内战,它使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精力分散,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对内政策,也影响了法国的对外政策。这个时代前后出现了圣巴托罗缪惨案 [ 译者注:是指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在1572年8月23日到24日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恐怖之夜,三千名胡格诺教徒被杀害,尸体被扔进塞纳河。 ] 、亨利四世被天主教徒谋杀的事件、围攻拉罗歇尔和西班牙的罗马天主教与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之间不断勾结等动乱。宗教势力过去经常在原本不属于它的范围里活动,按理说,在这个范畴里,它没有合法的地位。随着宗教势力的逐渐清除,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才开始享有适当的权力。在前一时期,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虽然不是全部受到了冷漠,但是宗教的仇恨或者蒙蔽了政治家们的眼睛,或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法国,由于新教徒少数派的数量和特点,它自然是宗教狂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该首先看到这种作用并应给予极大的关注。法国位于西班牙和各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之间,在这些日耳曼人的国家中奥地利排在首位,它没有一个竞争对手。法国政治生活所需要的是保持内部团结并且扼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幸运的是,法国连续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他们没有宗教的偏执,并且当他们不得不在政界范围内承认宗教时,他们主宰宗教,而不是成为宗教的奴隶。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法国的一些治国之才得到了一种明确的指示,黎塞留规定把这种指示作为一种长期贯彻执行的总方针,它们包括:(1)加强王国内部的团结,平息或镇压宗教斗争,把权力集中到国王手里;(2)抵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实际上这就必须与新教徒掌权的日耳曼人国家和荷兰结为真正的联盟;(3)把法国的边界向东扩张,这样遭受损害的主要是西班牙。当时西班牙不仅占领了现在的比利时,还占领着其它很久以前曾与法国合并的省份;(4)创建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以增强法国的财富,同时也是专门用来战胜法国的宿敌——英国。为了这一目的,法国再次期望与荷兰结盟。这些就是著名的、天才的政治家们为指导其国家所制订的政策要点。这个国家的人民已不再是无故地要求成为欧洲文明的最完美的代表,最重要的是在前进过程中把政治进步和各项发展结合起来。这种政策被马扎然继承了下来,后来又被路易十四所接受;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是如何忠实于这种传统政策的,以及他的行动对法国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使法国强大所必需的这四种要素,海权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因为第二种要素和第三种要素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所以可以说海权是使法国对外保持强大的两种主要因素中的一种。这样英国在海上,奥地利在陆上,它们就成为法国应该致力对付的两个国家。

   上面我们已谈到1660年法国的情况,和法国准备继续沿着黎塞留为其标定的道路前进的情况,可以说法国内部的和平有了保证,贵族势力被彻底地打垮,教派不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宽大的《南特敕令》 [ 译者注:1598年4月13日,法王亨利四世在法国西北部的南特城颁布的一项敕令,敕令规定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承认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其它的一些权力。1685年该敕令被法国路易十四完全废除。 ] 仍然有效;新教徒不满分子的残余势力已被武力镇压下去了。所有的权力完全集中在国王一个人手里,但是,在其它方面,尽管这个王国处于和平时期,可是情况不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实际上它没有海军,对内和对外贸易十分不景气;财政处于混乱之中;陆军规模也不大。

   位于其它国家之首的西班牙,一个世纪之前曾无忧无虑,但是,现在早已开始衰退,并且到了几乎难以应付的状况。中枢的软弱已经扩散到行政机关的各个部门,但是其幅员仍然很辽阔,西属尼德兰仍然属于它;它占领着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直布罗陀此时还没有落入英国人之手;西班牙在美洲的大片领地,除几年之前被英国人占领的牙买加外,其余的仍然没有被触及。有关西班牙海上力量在平时和战时的情况,前面已概略地作过介绍。很多年之前,黎塞留就曾与西班牙结成过短暂的联盟,凭借这种联盟他对西班牙的40艘战舰取得了支配权;但是,西班牙的战舰状况极差,绝大部分装备不良,指挥不当,因此不得不将这些战舰退回给西班牙。西班牙海军当时处于全面衰退之中,法国红衣主教敏锐的观察力一眼就看穿了它的软弱无力。1639年,西班牙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进行的一次遭遇战,最清楚地表明了,这支曾妄自尊大的海军,已处于完全衰败之中。

   戴维斯在其《荷兰历史》一书中,对西班牙海军有这样一段叙述:

   此时西班牙海军遭受了一次打击,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它要接二连三地承受这种打击,因而使它从东西半球海上霸主的高位坠落为在海洋强国中备受鄙视的地位。它的国王准备派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把战火漫延至瑞典海岸,并且为了装备这支舰队,国王还命令从敦刻尔克运送增援人员和补给品。这支舰队奉命起航了,但是却遭到荷兰海军冯·特龙普将军的攻击,一些战舰被俘,其余的被迫驶回港内。不久以后,冯·特龙普抓获了3艘从加的斯驶向敦刻尔克的中立国英国的舰船,船上装载1070名西班牙士兵。他卸下了部队并释放了舰船。他留下17艘战舰封锁敦刻尔克,自己率其余的12艘战舰去迎战驶近的敌舰队。很快他就看到了进入多佛尔海峡的西班牙帆船舰队,总共有67艘,船上装有2000名士兵。在德·威特率领的4艘战舰与其会合之后,他用较少的部队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决定性的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西班牙舰队司令率舰躲进唐斯港时为止。如果西班牙舰队敢出来,冯·特龙普决心与其进行战斗;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奥肯多率领的强大的配备60门至100门舰炮的舰队被封锁于港内。英国海军将军告诉冯·特龙普他已接到命令,一旦开战,他将加入西班牙一边。于是冯·特龙普向国内请示。英国的这种做法只会招致荷兰动用大批的海军力量。冯·特龙普很快得到由96艘帆船和12艘纵火船组成的一支增援部队,并受命进行攻击。他留下一个分舰队监视英国,一旦英国人帮助西班牙,该分舰队便对其实施攻击。冯·特龙普开始是在极其不利的大雾中进行战斗的,西班牙人利用大雾的掩护砍断锚链逃跑。许多战舰逃跑时因离岸太近搁浅了,余下的企图撤退的绝大多数舰船有些被击沉,有些被俘获,还有一些被赶到了法国海岸。这是荷兰海军所取得的从未有过的较为彻底的胜利。

   当一支海军在执行上述这样一种作战方针时,其战斗风格和自豪感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这支海军随着西班牙各方面的总衰退而日益没落。从此以后,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逐渐削弱。

   基佐在《英格兰共和国》一书中写道:

   在它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华丽的辞藻之中,西班牙政府感觉到了它自己的软弱,并寻求把这种软弱隐藏在其稳定之中。腓力四世和他的大臣们对于只能被征服的斗争感到厌倦,除了寻求和平和安全,只能把所有需要他做出努力,而他自己又无能为力的问题搁置起来。已经被分裂和被削弱的奥地利皇室,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抱负,因此,除非确实受到威逼,否则一种自负的惰性便成了查理五世继承者们的政策。

   这就是当时西班牙的情况。西班牙的那部分领地,当时有名的低地国家,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已成为引起法国和其天然盟国荷兰共和国之间不断争吵的一种根源。荷兰这个国家,政治名称为北部七省联合体,其影响和实力当时已经达到了顶峰——正如以上所述,这种实力是完全以海洋为基础的,并充分运用了由荷兰人民庞大的海运事业和贸易天才形成的有利因素。一位法国现代作者在描述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荷兰的贸易和殖民地情况时认为,除英国之外,它已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这已充分说明了富饶的海洋能够使一个本来很软弱、资源很贫乏的国家富强起来。这位作家写道:

   荷兰曾变成了近代的腓尼基。北方七省联合体作为斯海尔德河上的霸主,封锁了安特卫普至海上的通道,并且继承了这个富饶城市的贸易权力。在十五世纪,一位威尼斯派来的使节曾认为安特卫普可以与威尼斯相媲美。荷兰除了接管了西班牙的一些主要城市外,还收留了逃避西班牙专制统治的低地国家的工人。荷兰的服装制造业、亚麻织品制造业等,雇佣了60万工人,为与从前从事奶酪、渔业和贸易竞争的人开辟了新的就业机会。仅凭渔业本身就足以使荷兰人致富。鲱鱼捕捞业供养了荷兰五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制造30万吨咸鱼,收入可达800多万法郎。

   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海军力量和贸易能力的发展很迅速,单是荷兰的商船队就有1万艘帆船,16.8万名海员,并且供养了26万名居民。荷兰的商船队曾承担了欧洲运输业的绝大部分。自从议和以来,不仅承担了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商品运输业务,也为法国港口进行运输,并能经常保持3600万法郎的运输收入。经过波罗的海进入勃兰登堡、丹麦、瑞典、俄国、波兰等北方国家的通道,对荷兰人是开放的,这些国家对荷兰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交换市场。他们通过在那儿出售自己的产品,和购买那里的小麦、木材、铜、大麻和毛皮供养其运输业。荷兰每年在各海洋上运输的商品,总价值超过10亿法郎。用一个现代词汇来描述,就是荷兰人已使他们自己成为各海洋上的马车夫。 [ 原作者注:勒凡弗尔·彭塔利:《让·德·威特》。 ]

   北部七省联合体利用其殖民地,使其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它曾垄断了所有的东方产品。每年它从亚洲运入欧洲的产品和香料,价值为1600万法郎。创建于1602年,势力强大的东印度贸易公司,曾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帝国,它包括了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的一些领地。1650年,这个帝国控制了好望角,为其舰船获得了一个停泊场,它还作为一个统治者统治着锡兰 [ 译者注:斯里兰卡的旧称。 ] ,并且控制着印度的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这个帝国已经使巴达维亚 [ 译者注:雅加达的旧称。 ] 成为它的政府所在地,并把交通线延伸至中国和日本。与此同时,迅速组建起来的但寿命不长的西印度公司已拥有800艘战舰和运输船。它曾利用这些舰船在几内亚和巴西沿海捕获残存的葡萄牙舰船。

   那时北部七省联合体已成为拥有各国产品的批发庄和货栈。

   此时荷兰的殖民地遍布于东方的各海洋上,它们分散在印度、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和澳大利亚北面广大群岛的各个部分。他们在非洲西海岸上也有领地,并且直到现在新阿姆斯特丹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南美洲,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几乎拥有从巴西的巴伊亚州向北,沿岸300个社团,只是最近有很多社团已摆脱了他们的控制。

   北部七省联合体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权力,归功于他们的财富和舰队。海洋曾像一个顽固不化的敌人连续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海军,但是海洋已被征服并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而陆地却将成为他们被毁灭的根源。他们一直与一个比海洋凶猛残暴得多的敌人西班牙,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斗争,北部七省联合体妄想休养生息和媾和的许诺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但是却敲响了其灭亡的丧钟。只要西班牙的力量没有受到削弱,或西班牙的力量至少还能维持其早已形成的恐怖统治,北部七省联合体的强大和独立就有益于受到西班牙威胁的英国和法国。西班牙多次蒙受耻辱,说明它的软弱是真实的,不是表面的。但是当西班牙真的垮台了,英国和法国的其它企图便代替了他们先前的恐惧。英国的企图是觊觎荷兰的贸易和在海上的统治权力;而法国则期望得到西属尼德兰。因此,北部七省联合体既必须对抗英国,也必须防范法国。

   北部七省联合体由于受到英法两个敌对国家的联合进攻,很快就显示出其内在的软弱,并且越来越明显化了。荷兰易于从陆地上遭到进攻,它的人口少,加之其政府不善于把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更主要的是不善于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这个共和国的衰败比其兴起更惊人更迅速。但是,直到1660年共和国即将垮台的迹象还不是很明显的。北部七省联合体还仍然站在欧洲主要强国之前列。如果说1654年北部七省联合体在与英国作战中,曾表明了一支已在海上如此长时间地压制了西班牙人嚣张气焰的海军,此时却令人吃惊地处于无准备状态,但在1657年,北部七省联合体却有效地制止了法国对其贸易的直接进攻。一年之后,“由于北部七省联合体涉足于位于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波罗的海,他们已经制止了瑞典在北方建立对它来说是一种灾难的优势。他们强迫瑞典使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保持畅通。在这一海区,没有其它的海军,敢于和他们争夺这里的制海权。由于荷兰舰队力量占优势,部队勇猛,外交人员老练又坚定,使他们的政府的威望得到了公认。尽管最近与英国的一场战争,使北部七省联合体受到了削弱,并蒙受了耻辱,但是他们已把自己重新置入欧洲强国之列。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查理二世复辟重新登了王位。”

   前面已经提到了荷兰政府总的特点,这里只需重新回忆一下。这个政府是一种结合松散的联盟,它受一个可准确地称之为贸易贵族的支配。因此,这个政府具有贸易贵族阶级所具有的政治胆怯的全部特点。在战争中必然要遭受极大的危险。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相互猜忌和营利精神,对海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和平时期没能保持一支适当的舰队,而舰队内部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相互倾轧,所以确切地说这样一支舰队是一种海事联合体而不是一支统一的海军,其军官也没有真正的军人气质。没有比荷兰人更勇敢的人民;荷兰海战编年史确实提供了不少有关荷兰人民的冒险进取和坚韧不拔精神的实例,并且肯定在别处找不到能够超过他们的或者是能与其相比拟的。但是,荷兰的编年史也确实提供了为数不少的背叛和表明缺少军人气质、处置不当的实例。背叛和缺少军人气质显然是由于缺乏专业自尊心和专业训练造成的。这种专业训练当时在所有的海军中几乎都不存在,但是在君主统治的国家里,由于军事特权阶层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缺陷得到了弥补。仍然需要讲明的是,这个政府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已经变得非常软弱;如今,由于荷兰民族分裂成相互仇恨的两大部分,使其更加软弱了。这两大部分中,一部分是当时执政的商人(市长和镇长),他们赞同所描述的联盟制共和国;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建立在奥兰治王室统治下的君主政府。主张共和的那一派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与法国联盟,并且希望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拥护奥兰治王室的一派则支持英国,因为奥兰治王子与英国王室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主张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加之其人口数量不足,幅员狭小,所以说1660年北部七省联合体,以及它的大量财富和对外活动,很像一个靠兴奋剂维持的人一样。人为的力量不能无限期的维持下去,但是非常奇怪地看到了这个小国,尽管其人口数量和幅员无法与英、法两国相比,但它却经受住了他们的单独进攻和长达两年之久的两者联合进攻。它不仅没有被摧毁,而且也没有丧失它在欧洲的地位。他们把这种伟大的奇迹部分归因于一个或二个人的判断能力,但是主要应归因于他们的海上力量。

   英国的情况不同于荷兰和法国,其介入即将爆发的战争是较适宜的。尽管它是君主政府,并且国王手中握有很多实权,但是国王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个王国的政策。他不得不认真地对待人民的情绪和希望;而在法国,路易国王却用不着这样做。路易为法国所得到的,也为他自己得到了,法国的光荣就是他自己的光荣。英国的查理首先是为他自己的利益,然后才是为英国的利益;但是,由于查理国王总是不能忘记过去,所以他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不再重演他父亲被斩首的悲剧,也不再过他自己曾过过的那种被流放的生活。因此,当危机迫在眉睫时,他会顺从英国人民的意志。查理本人憎恨荷兰,他憎恨它是一个共和国,他憎恨现存的荷兰政府,是因为这个政府在国内事务中反对他的亲戚——奥兰治王室。现在他更憎恨它,是因为他在流放时期,共和国曾作为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政府媾和的条件,把他从荷兰赶了出去。查理被法国接纳,是由于他在政治上得到了一个将要成为独裁统治者的同情,也可能是由于他对罗马天主教的偏爱,而更大的可能是由于法国国王路易给他钱、使他基本上摆脱了英国议会的控制。但是,查理在追求他自己的这些志向时,不得不考虑英国人的一些既定希望。英国人和荷兰人同属一个家族,并且具有相类似的条件,在控制海洋和贸易上,英国人被宣称是荷兰人的竞争对手;并且由于荷兰人是当时家族的领导,使英国人更渴望得到这些,也更怀恨在心。一个特殊的引起英国人极为不满的原因,是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所做所为,“该公司要求垄断东方的贸易,并且与远方的君主(侯爵)商议责成他们关闭所辖领地不对外国开放,这样不仅把英国人赶出了荷兰殖民地,而且还把他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的势力范围内驱逐出去。”英国人意识到了自己有较强大的力量,希望抑制荷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甚至在英国共和时期,就曾寻求把一种联合强加于两个政府之上。于是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敌对情绪和仇恨,首先支持了查理国王的意愿。因为几年来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不令人望而生畏了,这种意愿便越来越强烈。然而,当路易十四的侵略意图被普遍认识到时,英国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很快都感觉到了法国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西班牙一样,孕育着极大的危险。西属尼德兰(比利时)划归法国后,将有助于法国征服欧洲,并且将给予荷兰和英国的海上力量的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不能期望路易会允许斯海尔德(埃斯科)河和安特卫普港继续关闭。上述两个港口的关闭是按照荷兰迫使软弱的西班牙签订的条约实施的。安特卫普港对贸易重新开放,对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随着英国人恢复了他们与法国人的传统对立,血缘关系就开始起作用,并且使他们开始回忆起过去反对西班牙专制的那种联盟。相似的宗教信仰,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它把英国和荷兰凑合到一起了。与此同时,柯尔培尔为法国逐步建立的贸易和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激起了这两个海上强国的戒备之心。虽然他们之间原本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本能地转而反对一个闯入他们势力范围内的第三者。查理抵不住怀有这种动机的人民的压力,于是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停止了,并且在查理去世之后不久,就结为亲密的联盟。

   尽管1660年英国的贸易范围不大,但是其海军优于荷兰,特别是在体制和效能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坚定的、热衷于宗教的克伦威尔政府,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已对其舰队和陆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护国主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几名高级军官中,蒙克的名字名列榜首,不断地出现在描述由查理领导的与荷兰的第一次战争的史料中。但是,英国人的良好思想状态和严明的纪律,在腐败的宫廷特权的影响下,在一个放肆的政府里逐渐消失了。1665年荷兰在海上基本上是被英国一国打败的,而1672年它却成功地抵御了英、法两国联合舰队的进攻。至于这三国舰队的舰船情况,据我们所知,法国战舰的排水量和与之相关的火炮和补给品的重量都大于英国战舰,因此当它们满载时,他们可以保持较多数量的舰炮。法国战舰的船体具有较好的外形。这些有利条件自然应归功于那些精心地和有条不紊地使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法国海军重新振作起来的各种措施。它对于相似条件下的我们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很有教益的借鉴。荷兰的战舰由于受其海岸的特点决定,多是平底舰船,吃水很浅,所以当他们受到紧追时,能在浅滩中找到隐蔽处,但是也因此使其不能在恶劣天气时航行,船体各部的尺寸都普遍小于英、法两国的舰船。

   我们已尽可能简要、梗概地叙述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当时这四个主要濒海国家的形势、实力地位,以及它们已经提出的和起支配作用的政策的目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国家将是最主要的,并且也是最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但是,因为其它的国家对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且,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只是研究海军历史,而是要正确评价海军和海上贸易对总的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简要地叙述一下欧洲当时其它国家的情况。到目前为止,美国还不曾在历史的篇章上占据一席之地,也不曾在内阁的政策上起到一种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将其略去不谈。

   德意志当时被分成许多小的政体和一个较大的奥地利帝国。这些小国的政策变幻莫测,而法国的目的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小国,把其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并使它们追随法国传统的反对奥地利的政策。奥地利一方面正遭到法国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遭到逐渐衰败,但仍然很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的不断进攻,其处境极其危险。法国的政策早已倾向于同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这不仅可以牵制奥地利,而且按照法国的愿望还可以独占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柯尔培尔热切期望法国能够拥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赞同与土耳其联盟。我们还应该记住,当时的希腊和埃及都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如现在所知,当时普鲁士这个国家尚未建立,诸小国中,较强大的布兰登堡的选帝侯正准备成立联合王国。这个小国当时还不能完全独立,但是它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沦入正式的隶属关系。波兰王国仍继续存在,由于它的政府软弱和不稳定,使其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最不安定和最重要的因素。其它的国家对波兰政府非常担心,唯恐由于某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会使它对自己的对手有利。法国的一贯政策是使波兰独立和强大。当时的俄罗斯仍然没有冲击地平线,正在进入,但还没有完全进入欧洲各国的政治舞台,与他们还没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它和其它濒临波罗的海的国家自然是为争得这一海区的竞争对手。其它的国家,特别是所有海洋国家,因其各种海军物质主要来源于这里,与它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当时的瑞典和丹麦已长期处于不和,并且我们会看到他们在目前的争吵中,会站在不同的两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以及在路易十四早期所进行的战争中,瑞典绝大部分时间是与法国联盟,这是因为它的偏见促使它这样做的。

   欧洲总的形势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使各个车轮运转起来的动力掌握在路易十四手里。他周围的邻国都较软弱,他的王国有丰富的资源只待开发,他专制独裁的权力形成了统一指挥,他本人的实际才能和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加之在他统治的前半期,集中了大臣们的卓越才能,所有这些使欧洲的每一个政府,或多或少惟其马首是瞻,如果不是跟随他,也是模仿他的榜样去做。法国强大是路易十四的目的,使法国强大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通过陆地或通过海洋,但不能完全采用一种而否定另一种。法国尽管当时很强大,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路易选择了从陆上扩张的道路。他已与当时西班牙在位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女结了婚。尽管按照条约规定,腓力长女放弃了继承其父的全部遗产,但要找到无视这些条款的理由也并非难事。他从尼德兰和法国伯爵领地的某些遗产中,找到了使条约无效的法律根据,并且开始与西班牙宫廷进行谈判,以便全部取消婚约中规定的条款。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继承王位的男性继承人很软弱,显而易见,这个出身于奥地利家族的西班牙国王的王位最终将落入他的手中。路易十四一心想由法国王子或者是他自己来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样就把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王冠戴在他一个人头上,或者戴在他家族的另一个人头上,随之就可以把波旁家族的势力置于比利牛斯山脉的两边。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并把路易十四后期的统治引入了歧途,最后导致法国海上力量彻底毁灭,使其人民陷入了贫穷和悲惨的境地。路易没有能够认识到,要这样做他不得不认真地对付整个欧洲。路易赤裸裸地想登上西班牙王位的企图,还需等待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但是他已准备好了立即向法国东部的西班牙领地推进。

   为了使其进攻更奏效,路易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切断了西班牙与外界的一切可能的联盟,仔细研究这些外交策略,有助于说明战略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但是,路易在这样做的时候,犯了两个严重的有损于法国海上力量的错误。20年之前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西班牙至今一直没有放弃对葡萄牙的要求。路易考虑到如果西班牙重新占领了葡萄牙王国,将会使西班牙很强大,不易于使其达到目的。而在他所采取的另一个防范性措施中,又促使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和葡萄牙公主结婚,结果是葡萄牙把印度的孟买和直布罗陀海峡有名的良港丹吉尔割让给了英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法国国王,由于急切地希望经陆路扩张,把英国请进了地中海,并促成英国与葡萄牙联盟。后者简直令人不能理解,因为路易早巳看出了西班牙王室正在衰败,因此他应该期望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两个王国能够统一起来。然而事实上,葡萄牙变成了英国一个独立的前哨基地,利用这个基地使其在拿破仑时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在半岛上登陆。确实,葡萄牙是一个极其软弱的国家,即使它不受西班牙的支配,也必然会置于海洋强国的控制之下,并且也非常容易遭到入侵。路易继续支持葡萄牙反对西班牙,并且使其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法国还干涉荷兰,强迫荷兰归还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的巴西。

   另一方面,路易从查理二世那儿得到了克伦威尔曾占领并使用过的英吉利海峡上的敦刻尔克。查理放弃敦刻尔克,是为得到路易的钱,但是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这种放弃无论如何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敦刻尔克是英国进入法国的一个桥头堡。对法国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私掠船的避难场所,而对英国人来说,是其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贸易的祸根。随着法国海上力量的逐渐衰退,英国在一个接一个的条约里,要求拆除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可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著名的让巴尔和其主要私掠船船员来往的母港。

   与此同时,路易时代的最伟大和最聪明的大臣柯尔培尔正为建立一种体制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种体制是通过不断增加国家财富,并使其具有坚实的基础,这比国王浮夸的进取心会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繁荣。除了附带提到柯尔培尔对农业和制造业都非常关心之外,本书不想更多叙述法国当时国内发展的细节,但是,必须指出,法国在海上开始执行一种巧妙的侵犯英国和荷兰海运和贸易的政策,并且立即引起了他们对法国的不满。法国通过成立一些较大的贸易公司,把其事业引向了波罗的海、黎凡特地区、东印度群岛 [ 译者注: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用过的地名,系印度、印度支那及马来群岛的总称。 ] 和西印度群岛;修改关税法规以鼓励发展法国的制造业并允许把货物储存在一些较大的港口里的关栈中,利用这些方法希望法国能够取代荷兰成为欧洲主要贸易货栈,法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极适宜于起到这种作用。法国一方面征收外国船舶的吨位税,同时,还直接鼓励国内建造舰船,并利用谨慎而严格的殖民地法令,使法国船舶垄断了来往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鼓励法国商船的发展。对此英国立即采取报复行动。由于荷兰的运输业很发达,而他们的国内资源却很贫乏,所以他们所受的威胁较大。然而,荷兰只一度表示抗议;但是,三年之后,它也进行了报复。柯尔培尔依据法国具有的有利条件,对其将成为一个实际的和可能的制造商充满信心,但他担心法国不能在所规划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条道路就是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商船运输队伍的同时,要为发展军用船舶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已推动军用船舶的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年柯尔培尔开始接管财政和海运时,法国还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但12年之后,国家各部门都很兴旺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

   在柯尔培尔的领导下,法国在和平时期如同在战争时期一样,得到了迅速发展。柯尔培尔巧妙地从事关税战和保险费战,有助于在合理的范围内,限制荷兰以损害别国利益而使自己的贸易和海上力量获得过快的发展;并且也有助于抑制英国急切希望从荷兰手中夺取海上霸权和在欧洲出现危险时使用它的企图。看起来当时法国所关心的是在欧洲和美洲保持和平;但是法国过去以及后来的政策却是要把其好战行为带到其它海岸上去,这种做法是不可思议的。 [ 原作者注:马丁著作:《法国历史》。 ]

   法国的这种企图是通过莱博尼兹之口表达出来的。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曾向路易指出,法国应该调动它的武装部队去进攻埃及,这将有助于法国在控制地中海和东方贸易方面战胜荷兰,其价值超过在陆上所进行的最成功的战役,并且还可以在确保法兰西王国内部所急需的和平的同时,能够在海上建立起一种确保其在欧洲占优势的权力。这个建议将使路易从追求陆上荣耀,变为寻求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使法国长久地成为伟大威武的国家。正是由于柯尔培尔的才干,已使路易掌握了海权的要素。一个世纪以后,一位比路易更伟大的人物拿破仑,试图按照莱博尼兹指出的道路,提高他自己和法国的地位。但是,他没有路易所拥有的那样一支,能够完成他所提出的各种任务的海军。有关莱博尼兹的这个方案,在谈到它被首次提出的时候,将予以详细介绍。路易在他的王国机制和海军效率达到了顶峰时,站在了十字路口上,但是他后来选择了一条注定不会使法国成为海上强国的道路。这个决策使柯尔培尔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也断送了法国兴旺发达的前途,其结果影响到以后的世世代代。因为英国的强大海军,在一次接一次的战争中席卷了各大海洋,通过艰苦奋斗确保了这个岛屿王国的财富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使法国贸易的外部资源干涸,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法国遭难:从路易十四开始的这种错误政治路线,在其继承者的年代里,使法国在印度大有希望的前景给毁掉了。

   这期间,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海洋国家,尽管用猜忌的眼光注视着法国,但是他们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并且还在不断加深。在查理二世的精心策划下,这种恩怨导致了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真正原因无疑是贸易上的妒忌,但是冲突的直接原因起源于两个贸易公司之间的利害冲突。敌对行动开始出现在非洲西海岸。1664年,英国的一个分舰队在那儿夺得了荷兰的几个停泊地之后,驶向了新阿姆斯特丹(现在的纽约),并将其占领。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665年2月正式宣战之前。这次战争无疑在英国是倍受欢迎的,蒙克一语道出了英国人的天性,据报道他曾说过:“不管出于哪种原因,这都无关紧要。我们所需要的是荷兰现在所拥有的贸易。”无庸置疑,尽管各个贸易公司都主张战争,但是北部七省联合体政府却尽量想避免战争,这是因为荷兰有才能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站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微妙的位置上。他们依据1662年制定的防御条件要求法国给予支援。路易虽然批准了这种要求,不过,是极不情愿的。仍然很年轻的法国海军实际上没给荷兰以任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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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英吉利海峡和北海


   英荷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战争几乎全部是在海上进行的,并且具有所有海战的总的特点。他们共进行三次较大的海战,第一次是1665年6月13日,在诺福克海岸的洛斯托夫特外海;第二次是1666年6月11日-14日,有名的“四天海战”,是在多佛尔海峡进行的,该海峡常被法国作者称之为加莱海峡;第三次是1666年的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三次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次海战对荷兰有利。我们只详细叙述第二次海战,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份详尽,连贯的可以清楚、准确地描述这次海战的报道。在这些海战中都有一些要点,研究这些要点比研究某些过时的战术运动细节,总的说来更适用于现在。

   在洛斯托夫特外海的第一次海战中,荷兰舰队司令奥普达姆,看来不是一名海员,而是一名骑兵军官,他受领的战斗命令非常明确;但是,却没有交给他作为舰队司令在战场上随意调动部队的权力。内阁通常都非常喜欢这样干预陆上指挥官或海上指挥官的指挥权力。一般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灾难。路易十四时期,最伟大的舰队司令图尔维尔由于受到干预,被迫否定自己的判断,使全部法国海军遭难。一个世纪之后,英国海军将军基思由于执行他生病在港内的顶头上司的强制性命令,又使一支较庞大的法国舰队逃脱了他的攻击。

   在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荷兰舰队的前卫败退了,不久接着,荷兰舰队主队,奥普达姆分舰队中的一位年轻的海军将军阵亡,舰员们惊慌失措,从军官手中夺取了指挥权,退出了战斗。随后,12艘或13艘战舰也离开了,使荷兰战列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件事情再次说明了荷兰舰队缺少严明的纪律,军官们的风气不佳,尽管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良好的作战素质,尽管在荷兰人民当中确实有比英国舰长更好的海员。荷兰人天生的坚定不移和顽强不屈,不能完全弥补那种职业自豪和军事荣誉感,而这些恰是一个健全的军事机构要鼓励达到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普遍的感觉几乎也是茫茫然,官兵的个人勇敢和整个军事成效之间,没有什么衔接措施。

   奥普达姆看到了战斗越来越对他不利,似乎觉得已经陷入了绝境。他企图咬住英国舰队司令,当时英国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的旗舰厮杀。但是,他失败了,在其后所进行的拼死的斗争中,他的座舰发生了爆炸。接着,荷军的3艘(有一份报告说是4艘)战舰彼此相撞,并被英军纵火船烧毁;其它3艘或4艘战舰也随之逐一被毁坏。当时荷兰舰队乱作一团,他们开始在冯·特龙普的分舰队掩护下撤退。冯·特龙普是共和政体时一位有名的曾驾驶一艘桅杆上只悬挂一把扫帚的船驶过英吉利海峡的老舰队司令的儿子。

   在这次海战中,我们已看到了纵火船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与1653年相比,其作用更可靠了,尽管在这两次战争中,它们都是舰队的附属成分。表面看来,纵火船的作用非常类似于现代海战中鱼雷巡逻艇所起的作用。主要的相似点是它具有极其猛烈的攻击能力,船体都较小,实施攻击要求具备许多条件。主要不同点是现代舰船具有相对的可靠性,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装甲舰优于老式战舰,使其易于操纵;鱼雷给敌舰造成的损坏有瞬时性,它的攻击在瞬息之间即可确定其成败,但是,纵火船要达到目的则需要一定的时间;鱼雷和纵火船都是彻底摧毁敌舰,而不是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或者使其降服。正确评价纵火船的作用,和研究使纵火船获得最有成效的环境以及纵火船消失的原因,可能有助于一些国家作出是否完全用鱼雷巡逻艇装备其舰队的决定。

   一位一直从事法国海军史料研究的法军官指出,纵火船作为舰队的一种武器,首次出现于1636年。

   不管是专门为这种目的建造的,或者是从其它舰船改装成适于遂行专门任务的纵火船,都有一种特殊的装备。其指挥权交给非贵族出身的船长。船员有5名下级军官和25名海员。通过安装在帆桁上的铁钩一眼就可将其辨认出来。18世纪初期,纵火船的作用已逐渐减少。最后,由于它的航行速度慢,拖累了整个舰队的速度,而且使队形展开复杂化,因此它在舰队中消失了。由于战舰船体不断增大,使它们与纵火船在一起协同作战已日趋困难。另一方面想把纵火船同战舰放在一起组成既拥有进攻又拥有防御的各种装备的几个组的想法早已被放弃了。组成迎风行驶的战列线时,通常把纵火船部署在二线位置上,距敌舰最远达1.5海里,这样他们越来越不适宜完成其任务。1704年马拉加之战开始后,很快制定出来的正式计划,说明了纵火船在这次战斗中的地位如保罗·霍斯特所主张的完全一致。最后一点是弹体内装有炸药的爆炸弹的使用,可以使舰艇更容易更迅速起火,爆炸弹是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被用到舰上去的,尽管普遍使用它的时间要更晚一些,但是它的使用最终使纵火船在海军装备中消失了。 [ 原作者注:古热尔的著作:《海战》。 ]

   那些精通理论,并熟悉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有关舰队战术和武器这个题目的人们,根据以上所作的简要介绍,将会清楚地认识到长期废弃的舰种进行论证中的某些思想并没有过时。纵火船从被它“拖累了速度”的舰队中消失了。在坏天气里,较小舰船的速度总是较慢。现在,据我们所知,在中等海浪的海洋里,鱼雷艇的速度将从20节降到15节以下,航速17节至19节的巡洋舰就能逃脱正在追击它的鱼雷艇,并且能将鱼雷艇置于它们的机枪和舰炮射程之内。这些鱼雷艇如果进行远洋航行,“并且设想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它们都能坚持在海上活动,但是在一艘110英尺长的鱼雷艇上,即使海上天气非常好,据说也是极不舒服的。高温、噪音和发动机的快速振动使人难以忍受。举炊似乎不成问题,但是,据说即便食物烹调的有滋有味,几乎也没有人能够品尝。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之鱼雷艇的快速运动,要得到必要的休息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有人主张建造较大的鱼雷艇,但是在恶劣的天气里,它依然存在着降低速度的可能,除非使鱼雷巡逻艇的艇体逐渐增大,以致使它们除装备鱼雷外,还能装备更多的武器。与纵火船一样,小型鱼雷巡逻艇会使它们所加入的舰队的速度受到拖累,并使舰队难以进行队形变换。 [ 原作者注:上面这段文字写成之后,1888年英国秋季演习的经验已证实了这个陈述;要求任何试验都要确立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没必要的。 ] 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使用了爆炸弹和燃烧弹,加快了纵火船被淘汰的速度。所以,为了从事远洋作战,把鱼雷安装在较大一级的舰艇上,来取代单一用途的鱼雷巡逻艇,不是不可能的。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纵火船仍然用来攻击锚泊的舰队;同样,鱼雷艇在港口近距离之内进行攻击通常也总是有效的。

   200年前,海军实践的第三阶段,在我们所引用的摘录里,提到了一种在近代讨论中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即编队。“把纵火船和战舰放在一起组成几个编队,每个编队都具有进攻和防御的所有手段”,这种想法过去曾一度被采纳过,据我们所知,后来它被放弃了。将一支舰队里的舰艇分成二组、三组或四组,使它们专门活动在一起,目前在英国是倍受欢迎的;而法国却不太喜欢,并且遭到了强烈反对。这类由任何一方大力提倡的问题,在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之前,不能由一个人的判断来决定。但是,它可以说明在一个组织较好的舰队里实施两级指挥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即不能取消,也不能小看。这种两级指挥,其中一级就是把整个舰队作为一个单位来指挥。而另一级就是将每艘舰艇作为一个单位,由舰长自己来指挥。如果舰队的建制太大不适于一个人指挥时,必须把它分开,所以,在战斗最激烈时,被分开的两支舰队,实际上是执行一个共同的任务。正如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重要命令中说道:“二级指挥,在了解了我的意图之后(‘之后’两字上打上加重号,可以明确地说明舰队司令和二级指挥的职能),将全面指挥他的战舰,对敌人实施不断地攻击,直到他们被俘或被摧毁。”

   当前,由于每艘装甲舰的体积庞大,造价较昂贵,因此舰队里的舰艇不会太多,所以不必再进行分级指挥。但是,不管是否实施分级指挥,都不影响分组的问题。如果只注意构成理论的原则,而不管这些特殊的编组所呈现的表面上的战术不灵活,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原来的舰队司令和各舰舰长的两级指挥之间,是否会出现第三个人为的指挥机构呢?这个人为的指挥机构一方面能部分代替舰队司令实施指挥,另一方面可部分节制舰长的指挥权限。还有一个困难是由于狭义的支援原则所引起的,尤其是对于作为分组依据的特种舰船的支援原则。由于舰长要注意与特种舰船保持一定的关系位置,当他不再能看到信号时,他要履行对自己舰艇和对整个舰队负责的职责就更加困难了。这些特种舰船必须适时到达非常突出的位置,以便使舰长能看到它。这种分组在古代曾经作过试验,但是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后来就无人再提分组之事了。过去这种分组的形式今后是否会有人重新采用,时间将给予回答。在结束这个题目之前,还可以提一下,舰队的航行队形相应于陆军的便步行军,是一种松散分组编队队形。这种编队有它一定的优点,采用这种队形各舰不需要严格保持准确的位置。对于舰长和甲板上的军官们来说,要使自己战舰昼夜严格保持准确的位置必然是一项极度劳神的工作。但是,除非一支舰队在战术协同上已具备高超的精确性,否则决不能保持这样一种航行队形。

   我们再回到纵火船和鱼雷艇的问题上。人们经常这样说,鱼雷艇通常总是在敌对舰队双方都实施轻率攻击之后形成的混战中才能发挥作用。那种烟雾和混乱时刻是鱼雷艇实施攻击的最好时机。听起来这种说法好象很有道理,鱼雷艇的活动能力是纵火船所不具备的,而两支舰队之间的混战却不是纵火船攻击的最好机会。这里我们引用另一名法国军官的话,他在新近出版的期刊上非常清楚地论述了英荷之间的海战,他的论述是很有启发的。他说:

   不是阻止纵火船直接参战,因为它们在1652年战争的几次混战中是无用的或几乎是无用的;但是从最近分舰队活动的规律和效果来看,似乎相当有利于纵火船。纵火船在洛斯托夫特海战、加莱(多佛尔)海峡海战和北福兰角海战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战列舰保持了较好的队形,确实使纵火船得到了火炮的有效保护;也使纵火船能比从前更有效地向着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挺进。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 ]

   在1652年的混战中,“可以说,纵火船是单枪匹马在行动,偶尔找到一艘能与之格斗的敌舰,要冒犯错误的危险,由于不能防御敌舰炮,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它不是被敌舰炮击沉就是被烧得完全无用。现在1665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纵火船要攻击的敌舰被清楚地指出了,目标明确之后,它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它在敌战列线中所占据的比较固定的位置。另一方面,自己分队的舰船能够看到它,并且可以护送它至尽可能远的地方,并可用舰炮对其全部航程提供掩护。如果进攻的企图很快被敌舰察觉,而使攻击失败时,可在其燃烧之前离开它。很明显,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作用经常也是不可靠的(不能有另外的选择),但是较之过去,它获得了更多的成功机会。”这些有教益的评论,大概还需要一些有限定的,或附加的说明,这就是当敌人的队形混乱,而你自己的舰队仍然能保持着井然有序的队形时,才会提供进行猛烈攻击的最好机会。这位作者继续追述纵火船的消失: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纵火船的重要性已达到了极限。这种重要性将逐渐减少。当舰炮的性能变得越来越完善,它的射程、命中率、射速都获得不断提高时; [ 原作者注:近来速射舰炮和机枪的发展,以及口径的不断增大,和由此而使射程和穿透力获得进一步增大,再现了上述阶段的发展周期。 ] 以及舰型不断改进,舵效更好,航行能力更大更可靠,使其能够躲避进攻他们的纵火船时,纵火船也就在公海交战中不再出现,它本身也随之而消亡了。最后一点,那时的舰队象胆怯似的,熟练地按战术原则行动,这种战术将会在一个世纪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那时舰队为了不破坏他们的理想的有规律的战斗队形,将会避免近战,而把决定战斗命运的任务交给了舰炮。

   在这个论述中,作者考虑到了主要的特点,它既有助于说明纵火船的作用,同时也提示了1665年的战争在海军战术史上的特殊意义。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发现迎风航行战列线无可争辩地被选定为舰队作战队形。显而易见,当这些舰队像往常一样有80至100艘舰船组成时,无论这种战列线是连贯的,还是间断的,每当急需时都不能很好地组成;但是不管实施的多么不尽人意,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发展这种战斗队形的荣誉大概应属于约克公爵;后来应属于詹姆斯二世 [ 投笔从戎注:此处译文有误,按英国海军统帅约克公爵是国王查理二世的弟弟,查理死后登基为英国国王,称詹姆斯二世。 ] 。至于改进的功劳应归于谁,对于今天的海军军官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从大型帆船及其舷炮的诞生,到系统地采用最适于发挥舰队全部威力进行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经历了如此长时间,与此期间有教益的事实相比,确实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掌握了问题的一些要点,并且了解了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得出这种结论是很简单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什么当时一些有才能的人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它呢?其理由——对于今天的军官来说是很有教益的——无疑与现时作战队形仍处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荷兰人还没有遇到能与他们在海上相匹敌的英国人之前,虽然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并没有使荷兰人下定决心。导致组成战列线的一连串想法是很明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尽管海军官兵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但是在这里还将引用前面那位作者的一些话进行阐述:

   随着战舰动力的不断增大,航行能力和作战能力的不断完善,使用舰艇的艺术也同样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海军展开和机动愈加熟练,其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海军进行这些活动需要基地,他们从基地起航,然后再返回那里。一支舰队必须始终处于战备状态,以便随时迎敌。因此,从逻辑上来看,舰队离开基地就要求保持战斗队形。自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被淘汰后,在每一艘战舰上的所有火炮几乎全都安装在舰舷上。从此以后,在战斗中始终必须将舰舷对着敌人;另一方面友邻舰必须不能妨碍其观测敌舰。因此只有一种队形能够充分满足同一个舰队里各舰船的这些要求,那就是舰队成单纵队。就这样,这种战列线被用来作为唯一的作战队形;随后又被用来作为所有舰队战术的基础。为了使这种战斗队形,这种长长的舰炮成一字排列的战线,不致在某一薄弱点上被破坏或被突破,因此,必须由即使不是力量相等,至少也是舷炮火力强度相等的战舰组成同一条战列线。这样,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在战斗队形被限定采用单纵队的战列线的同时,必然形成了战列舰与轻型战舰之间的区别,战列线必须由战列舰来组成,由轻型战舰只能用于其它用途。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能进而考虑导致战列线成为迎风航行的战斗队形,那末我们的问题就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一连串的推理,250年前与现在一样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个问题要用那么长的时间才得以解决呢?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的传统——那时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作战传统——已经支配并且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更主要的是人们太懒惰,不愿意探索那个时代的基本事实,也不愿意发展建立在这些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的作战理论。作为有远见的,认识到了形势的根本变化,并且预示了其结果的一个罕见的实例,是法国海军的拉布罗斯将军于1840年所写下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话。他说:“感谢蒸汽,给了舰船快速向四面八方运动的能力,以致使撞击的作用,如从前一样,有可能,甚至必将取代抛射武器,并且再不需要熟练的机动测算。金属撞角只会有助于加快舰艇的速度,而不会有损于它的航海性能。只要一个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可怕的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其它国家也会随之采用。于是乎,海战将成为金属撞角对金属撞角的战斗。”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无条件地迷信作为当代主要武器的金属撞角,实际上法国海军已经将其舍弃了。但另一方面可以把上述简要的论证看成是很好的研究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未来的战斗队形,会取得很好的结果。一位法国作者在评论拉布罗斯的文章时说道:

   从1638年建造“王冠”号算起,到1665年,从适合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横队战斗队形到单纵队战斗队形,这27年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从1830年第一艘蒸汽舰加入我们的舰队,到1859年由于建造了“索尔费里诺”号和“马让塔”号产生了逆转的变革,确定了运用金属撞角的原则,我们用了29年的时间。的确如此,真理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光明……这种变化不是瞬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的舰艇需要时间去建造去装备,更主要的是新的动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注意,这是令人痛心的。 [ 原作者注:古热尔:《海战》。 ]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1666年6月非常著名的“四天海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仅是因为双方有众多的战舰参加了这次海战,也不仅是因为在这场连续四天的激烈战斗中,人员能保持如此非凡的体力,更主要的是指挥这场海战的双方舰队司令蒙克和德·勒伊特,他们都是优秀的海军将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17世纪英国和荷兰杰出的海军统帅。在英国海军编年史上,蒙克的地位可能仅次于布莱克;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德·勒伊特是第一流的人物,不仅在荷兰海军中,而且是他那个时代所有海军军官中的第一流人物。下面的叙述主要摘自近期的《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它是发表在这份刊物中的新近发现的一封信,它是一位志愿在德·勒伊特舰上工作的荷兰绅士写给他在法国的一位朋友的。他的叙述非常清楚,也很真实,他所讲的在以前的战斗叙述里从未有发现过;更令人满意的是,在吉什伯爵的回忆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论述。他也是志愿在德·勒伊特舰队里服务的,并且他是在他自己的战舰被纵火船烧毁后,到德·勒伊特舰上去的。他的叙述在一些主要细节方面证实了前者的叙述。这种额外的收获,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发现某些句子雷同;在进行一些比较之后,说明两篇文章叙述的内容不能看成相互无关的。但是两篇叙述内在的不同点,又说明这两个叙述是由两个不同的见证人提供的,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两个不同的见证人,在把他们的叙述送给他们的朋友之前,或者是在写入他们的航海日记之前,进行了核实并进行了修改。

   参加“四天海战”的两支舰队的战舰数是:英国约为80艘,荷兰约为100艘;这种数量上的不相称,由于英国许多战舰船体较大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战斗之前,伦敦政府犯了一个较大的战略性错误。英国国王得知一个法国分舰队已经驶离大西洋前来与荷兰舰队会合,便立即把其舰队一分为二,派遣20艘战舰,由鲁珀特王子指挥西行去迎击法国分舰队,其余的在蒙克指挥下,到东边去对抗荷兰舰队。

   英国舰队当时所处的位置,受到两面遭受攻击的威胁,给指挥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英军遭受的压力很大,为对付两个方面的进攻,是否要象英王查理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一分为二呢?事实上,除非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一分为二只能是一种错误,它使两个部分都处于挨打的地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实际上这种态势在战斗中已经出现了。开始两天,由蒙克指挥的英国较大的分舰队遭到惨败,然后被迫撤回鲁珀特;这种及时撤退也许能使英国舰队免遭严重损失,或至少避免被封锁在他们自己港内。140年之后,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之前,在比斯开湾进行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战略性运动,英国舰队司令康沃利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将其舰队一分为二,使他们之间不能进行相互支援。拿破仑当时把它描述为愚蠢行动的典型。这个教训在所有各个世纪都是一样适用的。

   荷兰舰队乘有利的东风向英国海岸驶去;但是,后来风向由东转向西南,天气不好,风很大,德·勒伊特避免被风吹的太远,锚泊在敦刻尔克和唐斯之间。 [ 原作者注:请看图2,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图。 ] 然后,他又令舰队向西南南航行,前卫部队位于右侧,而原来队形的后卫指挥特龙普位于左翼。由于某种原因,左翼位于最上风,由德·勒伊特指挥的中央主队位于下风,而右翼的前卫部队又位于中央主队的正下风。 [ 原作者注:参阅图3,1666年6月11日态势I,图中V为前卫;C为主队;R为后卫。在这一海区进行的战斗中,荷兰舰队的队形被颠倒了,所以实际上的前卫应该是后卫。由于这次英荷海战双方参战的战舰数量较多,不可能在图中清楚地标明每一艘战舰。本图中的每一艘战舰标号都代表一组数量不等的战舰。 ] 这就是1666年6月11日白天,荷兰舰队的阵位部署。尽管不是明确说明是这样部署的,但是,从整个叙述来看,这种部署是可能的,总的来看,荷兰舰队的队形不是很理想的。


图3 1666年6月11-12日英荷两国海战.png

图3 1666年6月11-12日英荷两国海战


   那一天早晨,仍在锚泊的蒙克了解到荷兰舰队处于下风,尽管他自己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仍然决定立刻发起进攻,希望通过保持上风的有利条件,尽量使自己在最好的条件下投入战斗。他一直沿荷兰舰队的右舷戗风航行,与荷兰舰队右翼和中央主队之间的距离超出了舰炮的射程,最后与特龙普指挥的荷军左翼并肩航行。当时蒙克率领的战舰足有35艘;但是,后卫已经分散开,并且逐渐远离主队,这是一些长的纵队易于出现的毛病。蒙克率领35艘战舰一起转舵迎风驶向已砍断锚链也在右舷戗风航行的特龙普指挥的前卫(V′)。就这样交战双方的两条战列线一同驶向法国海岸,海风使战舰倾斜,以致使英军不能使用低甲板舰炮(态势II,V″)。荷兰舰队的主队和后卫也砍断锚链(态势I,C′)并随之进行运动,但是由于仍然位于下风,一段时间内不能进入战斗。正在这个时候,一艘较大的荷兰战舰,脱离了舰队并遭到了攻击,最后被烧毁。德·吉什伯爵很可能就在这艘舰上。

   在荷兰舰队驶近敦刻尔克时,英国舰队也驶近那里,很可能他们是一同前往的。因为,在英国舰队调转航向,先向北然后向西行驶时,原来的前卫部队遇上了德·勒伊特亲自指挥的荷军主队,并受到了猛烈攻击(态势II,C″)。这种命运本来很可能是落在后卫的头上,因为同时进行调转航向已使原来队形的位置颠倒了。这样,英国参战的舰船已位于下风处,这样使德·勒伊特能够追上他们。在这里英国两艘旗舰失去了战斗能力,并且被切断了退路,其中一艘“快速”号在年仅27岁的海军中将阵亡之后,投降了。一位当代作者骂道:“伯尔利中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尽管他的战舰脱离了战列线,遭到敌人的围攻,舰上大批人员被杀,他的舰失去了活动能力,荷兰人从各个方向强行登舰,但他仍然独自继续战斗,亲手杀死了一些荷兰人,并且不接受宽恕,直到最后一发步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喉咙,他退出舰长室,平躺在一张桌子上,全身几乎都是血,死在那里。”另一名被分开的英国将军,也同样相当勇猛,但是结果却比较幸运。他的事迹尽管不那么有教益,不过也是值得引用的,因为它生动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激烈战斗的场面,并为那种枯燥乏味的详细叙述增添了一些情趣。

   由于他的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战斗能力,敌人的一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右舷。经过他的海军上尉的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努力之后,这艘舰又重新获得了自由。海军上尉在烈火中取下钩住它的铁钩,并且大摇大摆毫无损伤地回到了舰上。荷兰人决心摧毁这艘时运不济的英舰,派第二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左舷,这一次比第一次成功得多,帆布即刻起火,乘员惊恐万状,50名船员弃舰跳水。海军将军约翰·哈曼爵士看到这种混乱的情景,便手握出鞘的剑,在余下船员中来回奔跑,威胁道,“谁敢首先弃舰,或不竭尽全力灭火,即刻处死。”船员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控制了火势;但是由于多数帆缆被烧,一个中桅帆桅桁掉下来,打断了约翰·哈曼爵士的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第三艘荷兰纵火船又准备钩住它,但是,还没等它完成任务就被舰炮击沉了。接着荷兰海军中将埃弗森向其逼近,并声称给其宽恕,可约翰·哈曼爵士回答道:“不用!不用!还不到那种地步。”他用全部舷炮向其齐射,打死了这位荷兰指挥官。此后,失去指挥的荷兰舰队全部转向撤退了。 [ 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

   在我们引用的这段叙述里,报道了英国损失2艘旗舰,其中一艘是被一艘纵火船烧毁的,这是意料之中的。那位作者继续写道:“英国主将仍然继续左舷戗风行驶,当夜幕降临时,我们能看到他非常得意地率领其战舰通过了‘北荷兰’和‘西北岛’中队(原来的前卫,现在成了后卫)。这两个中队从中午到天黑一直处于下风,所以没能与敌人接触(态势II,R″)。”蒙克的进攻,作为一种大战术 [ 译者注:某些西方国家军事学术用语,也称小战略,其内容相应于我军的战役法。 ] 其作用是很明显的;并且与纳尔逊在尼罗河的大战术极其相似。由于蒙克及时看出了荷军队形的弱点,采用了使其敌人只能将部分兵力投入战斗的方法,攻击了一支庞大的优势部队。尽管英军实际损失惨重,但是他们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并且已经在荷兰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和妒忌。目击者继续写道:“战斗继续到晚上10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从叙述中我们将会注意到英军在这一天里的成功和不幸,这不幸是由于他们兵力过于分散,战列线太长造成的。对于这些我们不能象从前那样,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将其放过。蒙克的错误,是没能较好地使其舰船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说没有缩小舰与舰之间的距离。评论是公正的,但对他的批评有些牵强附会。在这样长的一支帆船纵队里,战列线中出现缺口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蒙克进行战斗时想要利用的机会。

   英国舰队远离海岸,左舷戗风向西或西北西行驶,并于次日返回重新进行战斗。荷兰舰队当时按正常队形,左舷戗风位于右边,率先向西航行,并准备占据上风。但是,因为英舰更适宜于戗风航行,并且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很快占据了上风位置。这一天英军有44艘战舰参战,荷兰约有80艘。许多英国战舰如前面所述,是比较大的。两支舰队相向接舷而过,英军位于上风。 [ 原作者注:参阅图3,6月12日,态势I,V,C,R。 ] 但是,位于荷兰舰队后卫的特龙普看到了他们的战舰组成了拙劣的队形,分成2行或3行,重叠在一起,相互妨碍射击,便逆风换戗占据了敌前卫的上风位置(R′)。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战列线太长,并且与他们舰队并行的英国舰队正偏离风向。“此时,位于荷兰舰队前卫的两位将军相距甚远,将其尾部(V′)暴露给英国人。德·勒伊特非常吃惊,企图予以制止,但是已无济于事,于是他不得不模仿他们的动作,以便使他所率领的分舰队聚集在一起;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一些战舰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位于前卫的一艘舰由于对其顶头上司不满,也加入了他的分舰队。特龙普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英国舰队在中间把他同自己的舰队隔开了(这样的局面开始是由于他自己的行动,后来则由于前卫的行动造成的),如果不是德·勒伊特看到情况危急,命令他停下来,他的舰可能早已被摧毁了。”荷军的前卫和主队退向后卫,其航向与参战时相反。由于英国人唯恐德·勒伊特会占据他们的上风位置,并且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不愿放弃已占据的上风位置,所以终止了他们对特龙普的持续进攻。特龙普和前卫的那些年轻将军的行动,尽管表明了不同的战斗热情;但是,他们的行动充分说明了在荷兰海军军官中,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还不强,并缺少已被指责过的作为一个群体的军事意识。当时在英国舰队中却不曾出现过这种迹象。

   德·勒伊特对他的上尉们的行动是多么敏锐,可以从特龙普在这次战斗之后登上他的旗舰时他的讲话中看出来。“特龙普一登上旗舰,舰员们就向他欢呼,但德·勒伊特说,‘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而应感到悲伤,’的确我们的处境很糟,各个分舰队各行其是,形不成战列线,所有的战舰乱作一团活象一群羊,这样聚集在一起,英国人就会用他们的40艘战舰把我们包围起来(6月12日态势II)。英国舰队的队形很好,但是它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去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都是不应该的。”无疑其原因与经常妨碍帆船利用有利条件的原因是一样的——残缺不全的桅杆、帆桁和帆缆使舰船丧失了战斗能力,使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舰队不适于冒险进行一次决定性战斗。

   尽管德·勒伊特遭到英国舰队猛烈地攻击,但他仍能够把他的舰队拉出去,并重新组成战列线。两支舰队再次相向而过,荷兰舰队位于下风,德·勒伊特的旗舰位于其纵队的最后,在他的舰通过英国舰队后卫时,失去了主一接桅和主帆的桅桁。在再次遭遇进行局部战斗之后,英国舰队向西北方向他们自己的海岸驶去,荷兰舰队跟随其后。风向仍然是西南,但是风力很小。当时英国舰队完全处于撤退之中,荷兰舰队追踪活动持续了一整夜,由于德·勒伊特的旗舰没有主一接桅和主帆桅桁航行缓慢,远远落在后面。

   第三天,蒙克继续向西撤退。据英国人报道,他烧毁了失去战斗能力的战舰,把受伤严重的战舰调至前面,而他自己和那些仍然能战斗的战舰成为舰队的后卫,对蒙克当时掌握的舰船总数报道众说纷纭,按英国报道为28艘或16艘(图4,6月13日)。英军一艘有90门舰炮的最大最好的战舰“王家亲王”号搁浅于格洛泊浅滩,并被特龙普俘获(图4,a);但是,蒙克的退却是从容不迫,井然有序的,没受到任何干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荷军的损失也一定是很惨重的。接近黄昏时,德·勒伊特的分舰队接近了;而英国的所有舰船,除了在战斗中负伤不能正常航行的,最后终于都集中到一起了。


图4 1666年6月13-14日英荷两国海战.png

图4 1666年6月13-14日英荷两国海战


   次日,刮起了西南大风,使荷兰舰队处于上风位置。英军取消了原打算相向航行的计划,依靠其舰船的速度和技巧从尾部赶上来。这样就使交战全部在左舷进行,英军处于下风 [ 原作者注:图4,6月14日态势I,E、D。 ] 。荷军由于没有很好地运用其纵火船,所以也没有对英国舰队造成任何损害,而英军却烧毁了2艘荷兰战舰。就这样两支舰队继续向前行驶,相互进行长达2小时的舷炮射击,最后大部分英舰通过了荷军战列线。 [ 原作者注:态势I,V、C、R。这样结果可能主要归于英国舰船具有较好的顶风航行能力。也许应更准确地说荷兰舰队随风漂流,使他们从英国战列线的前面漂到了后面。 ] 所有有规律的队形都不存在了。目击者说“此时,前景叵测,因为我们的战舰和英舰都被分散开了。但是,幸运的是围绕着德·勒伊特将军的绝大部分战舰仍然位于上风,而英军司令周围的大部分战舰仍位于下风(态势I和态势II,C和C′)。这就是我们获胜他们失败的原因。我们的德·勒伊特率领他自己的分舰队和其它分舰队的舰船共35艘或40艘,因为各个分舰队都分散开来了,根本无什么队形可言。其余的战舰已经离开了他,前卫分舰队指挥官范尼斯率14艘战舰追赶3艘或4艘英舰,英舰利用满帆曾占领了荷兰舰队前卫的上风(态势I,V)。特龙普和其后卫分舰队已经处于下风,并且不得不跟在范尼斯的后面(位于德·勒伊特和英军主队的下风处,态势I,R),为重新与舰队司令会合,只能绕过英军主队。”德·勒伊特和英国主队之间的激烈交战仍在继续,并一直持续不断地逆风换戗行驶。特龙普已张帆赶上了范尼斯,并使其担任前卫的各舰调转航向加入范尼斯的分舰队(V′、R′),但是,由于英军主队不断地沿锯齿形折线逆风换戗行驶,使特龙普和范尼斯始终位于英军主队的下风,不能与位于上风的德·勒伊特会合(态势3,V″、R″)。德·勒伊特看到了这一点,向其周围的舰船发出信号,命令主队乘着当时强劲的风力离开(态势3,C″)。“很快发现我们已经插入英国舰队的中间,遭到夹击的英军,看到由于我们的行动和当时刮起的大风把他们的队形完全打乱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是最激烈的战斗(态势III)。我们看到了英国舰队的高级将领与他的舰队分开了,跟随他的只有一艘纵火船。由于他占领了上风,并通过了‘北荷兰’分舰队,使其再次位于重新聚集起来的15艘或20艘战舰的前面。”

   这场大海战就这样宣告结束了,它的某些方面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并且也是过去的海战所罕见的。在众多的相互矛盾的报道中,我们只能对海战的结果进行估计。一份较公正的没有偏见的报道说:“荷兰在战斗中失去了3名中将,2000名士兵和4艘舰船。英国有5000名士兵丧生,3000名被俘;除此之外,他们损失17艘舰船,其中9艘被荷兰人俘获。” [ 原作者注:勒凡弗尔-彭塔利:《让·德·维特》。 ] 无疑英国人遭受的损失要大些,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开始时向另一个方向派遣了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削弱了舰队实力酿成了大错。有时敌人的一支大的舰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在这次海战中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即使荷兰的同盟国法国舰队逼近了,对英军来说正确的方针应该住法军到达之前,用其整个舰队进攻荷军。这个教训,今天和过去一样适用。第二个教训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即无论何时都需要完善的军事组织机构和制度,以灌输正确的军事思想、荣耀和纪律。英国开始的大错虽然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如果不是由于崇高的精神和娴熟的军事技术,使蒙克的下属能很好地执行其计划;如果不是由于荷军的部下对德·勒伊特缺少这种支援,英军的结局无疑会比现在更糟。在英国舰队进行调动时,我们没有听说有两个部属在紧急时刻逃跑;也没有人受不该有的热情驱使错误地驶至敌舰队的另一面。英国人熟练的技术和精确的战术,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法国人戴吉尚在目睹了这次“四天海战”之后写道:

   没有什么可与英国舰队在海上的漂亮队形相比。也没有一条线比他们的战舰组成的战列线更直;所以他们能使所有的舰炮都对准那些靠近他们的敌舰……他们象一列训练有素骑兵完全按照条例进行战斗,并且能独自尽力迫使来犯者后退。反之,荷兰人则象那些离开了自己阵线的骑兵中队那样前进,各自为战地实施攻击。

   荷兰政府反对军费开支,它的非军事化状态,和长期以来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衰败的西班牙海军所形成的轻敌思想,已使它的舰队完全沦为一种武装商船的集合体。克伦威尔时期,情况最糟糕。七省联合体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沉痛教训,在一位有才能的人的领导下,为改变现状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当时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法国海军的一位作者写道:

   1666年与1653年一样,战争的好运看来倾向于英国一边。在三次较大的战斗中,英国人两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次战斗,尽管对英国不利,但也为英国海员增添了荣耀。这归功于蒙克和鲁珀特的机智勇敢,归功于部分海军将领和舰长们的才能,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海员和士兵们的娴熟的技术。北部七省联合体政府所做的英明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德·勒伊特不可否认的胜过他的一切对手的丰富的经验和才能,仍然不能弥补荷兰部分军官的软弱和无能,不能弥补在他们领导下的士兵们的明显的自卑。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5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 ]

   正如以前曾说过的,英国仍然受克伦威尔铁腕统治对它的军事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越来越淡薄了。蒙克在下一次与荷兰的战争之前去世了,接替他的是蹩脚的骑士鲁珀特,宫廷的奢侈如同吝啬的市长一样,削减了海军装备,宫廷的腐败破坏了纪律,当然也不会关心贸易。其结果在六年之后,当这两个国家的舰队再次交战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当时,在所有的海军中都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对此我们需简要地评论一下,因为人们未必能看到或不能全面地看到它的正确意义和作用。这就是舰队的指挥和单舰的指挥常常交给陆军,交给不熟悉海洋和不知道怎样操纵舰船的军事人员,他们又把操纵舰船的任务交给另外一类军官。仔细研究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它使作战指挥和舰船航行指挥截然分开了。这是事情的本质;不管舰船的动力是什么,其原则是一致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体制带来的麻烦和低效率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逐渐地使这两种职能全部由一种特殊军官来承担。结果是产生了广为为人知的现代海军军官。 [ 原作者注:这种变化的真实意义经常被误解,而且后来做出了错误的论断。这种变化不是新的职能代替旧的职能问题,而是在一种军事组织里必须维护军事职能对所有其它职能的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统治地位。 ] 但不幸的是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不重要的职责占据了重要位置,起初海军军官感到更骄傲的是灵巧地操纵舰艇动力装置,而不是熟练地发挥舰艇的军事效能。当操纵舰队的目的达到后,对军事科学缺乏兴趣所产生的坏作用就全变得非常明显,因为在这时只有熟谙军事才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事先进行学习,即便是对单舰的指挥也是如此。此后,特别是在英国海军里,海军的自豪已取代了陆军的骄傲。英国海军军官想的较多的是把自己比作商船船长而不是使他成为类似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在法国海军里,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具有较强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贵族阶层,军官的位置是为他们设置的。对法国海军军官来说。他们交往的全部都是军人、他们的朋友都把战争看成是出身高贵者的终生事业,因此,他们不可能只想到帆和帆缆,而不想到舰炮或舰队。而英国海军军官的出身是各种各样的。作者认为他们的来源比麦考莱 [ 译者注: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 ] 的名言里描述的还要多:“在查理二世时代的海军里,有海员,有绅士;但是海员不是绅士,绅士也不是海员。”问题不在于有或没有绅士,而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绅士是军事团体中的卓越成分;在英荷战争之后,海员逐渐加入了绅士的行列。随着海员加入绅士行列,这种不同于单纯勇敢的军事气氛和精神亦离开了部队。传记作者霍克爵士说道,甚至“像威廉三世的海军将军赫伯特和拉塞尔的家族成员们,确实都是水手出身,但是,他们只能在选定这种能吃苦的水手们的狂暴的生活方式时,才能使他们自己坚持下去”。法国人的民族特点使他们作为海员是不称职的,但是作为军人他们是优胜者,这不是指勇敢,而是指技能。至今上述这种倾向仍然很流行;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海军里,对轮机驾驶不象对军事职能那样看重。法国人的特点是办事认真,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这就有益于使法国军官,只要他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去考虑和发展战术问题;使他们自己不仅只作为一名海员,而且还要作为一名军事人员操纵舰队。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是一部令人痛心的政府忽视海军的历史,但是结果表明首先是军事人员,尽管作为海员的资历不如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在战术运用上完全能与其敌人抗衡。实际上,在操纵舰队方面他们处于优势。前面已指出了法国指导其舰队的错误理论,他们在作战活动中,不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舰船,尽管法国人的战术运用能力被用于错误的战略目的上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军事人员在战术运用上优于海员的事实,对荷兰军官的主要来源确实没有报道过,虽然1666年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说过,荷兰舰队的大部分舰长是有钱的市长和镇长们的儿子,为了政治原因,他们被昔日的大市长安排在海军里,根本无经验可谈。1676年,当时法国海军最有才华的将军迪凯纳,在评论荷兰舰长们训练的严格性和业务的熟练程度时,与他自己的舰长相比,在言词中贬低了荷军的舰长。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很可能是普通商船上的海员,几乎原本就没什么军事素质;但是国家和民众对失职军官的疯狂情绪和严厉惩罚,似乎已驱使这些完全不缺少个人勇敢的军官,意识到了所需要的军事忠诚和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他们在1672年的表现,已完全不同于1666年了。

   最后在结束对“四天海战”的研讨之前,还可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作为结束语:
这就是四天血战,或加莱海峡海战,是近代最值得纪念的海战。它之所以值得纪念,实际上不是由于其结果,而是由于它的不同阶段的态势,是由于参战人员的勇猛,指挥者的大胆和技巧,和它赋予海战的新特点。更重要的是这次海战清楚地表明了,作战方式已从老式战法过渡到17世纪末叶的战术。我们好象首次能按计划跟踪交战双方舰队进行的主要活动。看来很明显,荷军像英军那样也已经有了战术手册和信号代码;或至少这种信号代码已经有了广泛而准确的书面细则。我们感到当时每一个海军将军手里都有自己的分舰队,连舰队司令在战斗期间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他舰队里的各个分队。把这次海战与1652年的那些海战相比,一个明显的事实展现在眼前,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海军战术已经经历了一次变革。

   这些变化使1665年的战争不同于1652年的战争。正如当今时代一样,舰队司令仍然认为,占据了上风位置对于他的舰队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从战术角度考虑,它不再是最重要的,甚至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纯粹是一种偏见。现在舰队司令寄于最大希望的是使他的舰队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良好而紧凑的队形,以便战斗期间能协同作战和便于对各分舰队进行调动。请看德·勒伊特在“四天海战”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核查》。 ] 接近尾声时的情况,他曾费了很大力气占据了英国舰队的上风,但是为了使被敌人分开的舰队能够联合起来,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有利的上风位置。后来在北福兰角外海的战斗中,荷军各分舰队之间的间隔太大;其后卫又不断撤离主队,因此,德·勒伊特痛惜舰队被分开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在他的正式报告里确实是这样惋惜的。他甚至控告特龙普(他的私敌)通敌或胆怯,这是一种不公正的控告,但它说明了今后在战斗时注意把舰队重新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并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是极其重要的。

   这个评论就它指出的总的目的和趋势来看是正确的;但是,结果不象可以从其推断的那样圆满。

   尽管,英军在“四天海战”中损失惨重,但是使荷兰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有2个月的时间,英国舰队再次出现在海上,并于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进行了另一次激烈的战斗,使荷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被迫退回自己的海岸。英国舰队紧跟其后,并成功地进入他们的一个港口。在港里,他们摧毁了一支较大的商船队和一个较重要的城镇。到1666年底,双方都对战争产生了厌恶情绪,战争既为双方的贸易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又削弱了双方的海军力量,而法国却从中渔利,使海上力量迅速发展。于是英荷双方开始寻求和平谈判,但因查理二世对北部七省联合政府没有好感,并且相信路易十四会不断对西属荷兰提出新的要求,以致会使荷兰和法国之间现存的联盟崩溃。查理二世鉴于荷兰在海上遭受惨败,提出了十分苛刻和傲慢的要求。为证明这种行动方针是正确的并继续坚持执行之,查理二世应该保存其舰队,随着舰队不断取得胜利,将会大大提高舰队的威望。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贫穷、铺张和他的国内政策,使他听任海军衰退,大批舰船被封存起来,他还欣然接受了一个迎合他吝啬作法的意见。这种意见在所有各时期的海洋史中,都曾有过一些鼓吹者,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并给予评论。蒙克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持这种意见的人提出:

   因为荷兰主要依靠贸易资助,其海军的给养也离不开贸易,经验已经表明损害荷兰贸易会极大地打击荷兰人,因此陛下应倾全力破坏荷兰的贸易,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打击荷兰人的锐气,并且用以破坏荷兰贸易所需的经费要比每年夏天英国在海上保持这样强大的舰队少得多…… [ 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 ]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国王作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封存大部分舰船,只留几艘快速帆船在海上巡航。

   英国按照这种省钱的理论继续从事这场战争,其结果是使荷兰的州长德·威特能于头一年对泰晤士河口的水深进行了测量。1667年,他派出由60艘或70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由德·勒伊特指挥进入泰晤士河,6月14日,荷兰舰队上航至格雷夫森德,摧毁了位于查塔姆和梅德韦河里的英国舰船,并占领了希尔内斯。炮击的火光在伦敦市都可以看到。直到6月底,荷兰人一直占领着泰晤士河口。在遭受这种打击之后,以及其后形成的瘟疫和伦敦大火,使查理二世同意媾和,和约是于1667年7月31日签订的,这就是有名的《布雷达和约》。战争取得的较为永久性的结果是把纽约和新泽西割让给英国,从而把英国在北美洲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连为一体。 [ 译者注: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结束时,在签订的《布雷达和约》中,英荷双方各有得失,英国放弃了对东印度群岛的所有要求,更改了《航海条例》,荷兰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并割让哈得孙河流域和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殖民地给英国。 ]

   在重新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总的进程之前,最好考虑一下,1667年使英国遭受惨重损失的这种理论,即主要通过损害敌贸易来维护海上霸权。这个只保留几艘快速巡航舰和一些不需要国家负担费用的私掠船,能长期节省开支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能够得到一些人的贪婪精神的支持。当然不可否认,这个计划会对敌人的财富和繁荣造成一定的损害,尽管战争期间,商船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悬挂外国国旗来掩护自己。这种战争法国人称之为捕获敌方商船,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摧毁贸易战。如果这种战争本身是成功的话,它必然给外国政府带来诸多麻烦,并使其人民遭受危难。但是,这种战争是不能单独进行的,用军事术语来说,这种战争必须得到支援,这种战争本身是不可靠的、瞬息的,因为它不能离开基地太远。这种基地必须是巡航舰的母港,若不然就是国家力量在岸上或海上坚实的前哨基地,一个远方的领地或一支强大的舰队。没有这种支援,巡航舰只能匆忙离开母港到不远的地方去,并且它所施予的打击虽然也能给对方造成麻烦和痛苦,但不是致命的。1652年克伦威尔强大的战列舰舰队执行的政策是把荷兰商船关闭在港内,并使阿姆斯特丹的街上长满了野草。1667年英国执行的政策却不是这样。荷兰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经历了两次疲劳不堪的战争之后,一直在海上保持一些强大的舰队,尽管荷兰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它挑起了与英国和法国联合作战的重任。40年之后,由于法国资财耗尽,路易十四被迫执行查理二世为了节省开支而采取的政策。当时法国较大的私掠船首领有吉恩巴特、福尔班、迪盖-特鲁安、迪·卡塞等,他们在海上很活跃。实际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2-1712年)法国正规舰队已撤出了大洋。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

   由于不能更新海军装备,路易十四在法国经常活动的海洋上增派了一些巡航舰,特别向英吉利海峡和日耳曼海增派了巡航舰(大家会注意到这些地方都离本土不远)。在上述这些地方,巡航舰总是位于便于截击或拦阻装载部队和各种给养的运输船队的位置上。在这些海洋上,在世界贸易和政治的中心,巡航舰总能找到事干。尽管没有强大舰队的支援,使它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它们有利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人民的事业。这些巡航舰面对着英国和荷兰的海上力量,需要靠运气、需要勇敢和技巧。我们的海员不缺少这三个条件,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头目和舰长呢。① [ 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法国海军史》。 ]

   另一方面,英国历史学家承认巡航舰使英国人民和英国贸易遭受了严重损失,他们在不时地严厉指责其政府的同时,也反复地提到整个国家日益繁荣,尤其是贸易更加兴旺发达。相反,在前一次战争中,从1689年到1697年,当法国把强大的舰队派至海洋上去争夺海洋霸权时,情况则截然不同。同一位英国作者在谈到那次战争时说道:

   就我们的贸易而言,我们确实遭受的损失很大,不仅大于法国(这从我们拥有众多的商船是能够料到的),而且比从前任何战争中的损失都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行海盗作战方式的法国人的警惕性造成的。完全不用怀疑,总的来说我们的贸易损失已超乎寻常,我们的很多商船遭到了毁坏。 [ 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 ]

   麦考利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道:“在169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几乎全部中断。一艘离开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商船,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决不能安然无恙地驶抵世界各地,途中它肯定要遭到法国私掠船的劫掠。然而,商船却很难得到武装舰船的保护。”原因是英国海军舰船都用以执行监视法国海军舰船的任务,他们从监视法国巡航舰和私掠船转为监视法国海军舰船,构成了对摧毁贸易战的必不可少的“支援”。1696年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同一时期的英国时说道:“国家财政状况悲惨,资金匮乏,海上保险只有30%,实际上《航海条例》已中止执行,英国的海运被迫悬挂瑞典和丹麦的旗帜。” [ 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 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政府由于长期忽视海军,不得不再次进行巡航战。其结果怎样呢?首先,这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从1756年6月到1760年6月,法国私掠船共捕获英国商船2500多艘。应该说,1761年这一年,尽管法国在海上没有一艘战列舰,尽管英国人已捕获240艘法国私掠船,可是他们的同伙仍捕获812艘英国商船。”他继续说道:“这些捕获数字,说明了英国海运的增长是惊人的。” [ 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 换句话说,英国有这么多的商船被捕,必然会严重伤害一些个人利益和引起众人的不满,但是,它并不妨碍整个国家和团体的不断发展。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道:“虽然法国的贸易几乎全部被摧毁了,可英国的贸易船队却遍布各海洋。它的贸易额逐年增加,战争消耗的钱财已用其工业品换回来了。英国商人雇用8000艘商船。”在指出英国从外国领地把大量的硬币带入王国之后,概述这场战争的结果时说道:“英国的贸易逐年增加,并且在进行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血战时,国家呈现这样一种繁荣景象是从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见过的。”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这场战争的最初阶段时说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英国舰队相抗衡,他们遍布于各海洋。我们的私掠船和势单力薄的巡航舰,由于不能制服众多的敌舰队,注定是短命的。有2万名法国海员被关押在英国监狱里。” [ 原作者注:年鉴,第27卷第10页。 ]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法国重新执行柯尔培尔和路易十四早期统治时期的政策,并且在海洋上保持庞大的舰队时,再一次取得了图尔维尔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忘记了或者对1693年的经历一无所知,并且只铭记最近几次战争的荣耀的年鉴写道,“这是第一次迫使英国商船利用外国的旗帜进行掩护。” [ 原作者注:年鉴,第27卷第10页。 ] 最后,在结束这个议题时,可以谈谈法国在相距遥远的马提尼克岛有一个强大的属地,并以此作为巡航战的基地。在七年战争期间,和以后的第一帝国时期,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是众多私掠船的避难场所。“英国海军部的记录记载,英国在七年战争的最初几年,在西印度群岛的损失为1400艘商船被俘或被摧毁。”据此,英国对上述两岛进行了攻击并将其占领,这不仅使法国的巡航战体系彻底崩溃,而且使法国贸易的损失远远超过法国巡航舰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但是,在1778年的战争中,由于有较强大的舰队保护,这两个岛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至此,我们已经回顾了一种单纯的巡航战的作用,它不是以歼灭敌人强大的分舰队为目标,而是依据这种战争的理论,致力于消灭敌力量的特殊部分——贸易、总的财富和各种战争资源。迹象已经表明,这种样式的战争即使为了它本身的特殊目的,也是不会有决定性结果的,它只能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不是致命的伤害,而且几乎还可以说这种战争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但是,作为战争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辅助方式的政策对战争总的结局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对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民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历史史实会不时地详细地论述,所以这里只需概述一下就行了。在查理二世时代,已经看清了它给英国造成的后果——它的海岸受到了侵犯,它的舰船几乎在首都能够看到的地方被烧毁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控制西班牙是当时的军事目标,尽管法国依靠巡航战破坏对方的贸易,但是没有对手的英荷两国的海军,守卫着这个半岛的海岸并封锁了土伦港,迫使法国援军必须翻过比利牛斯山脉方能进入西班牙;因为他们使海上航道保持畅通无阻,从而使法国靠近作战地区的地理位置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他们的舰队占领了直布罗陀、巴塞罗那和梅诺卡岛,与奥地利陆军合作,一举攻下了土伦。七年战争中,英国舰队占领了,或者作为辅助力量占领了法国和西班牙所有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并且不断地袭击法国海岸。美国独立战争中,因双方舰队实力不相上下,战争没有提供什么教训。对美国人来说,下一个最引入注目的实例是1812年的战争,众人皆知,当时各海洋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私掠船,由于我们所拥有的海军比较弱小,这场战争必然,实际上也只能是一场巡航战。除了在一些湖泊里,在海洋上我们的舰艇是否有两艘以上在一起活动过都令人值得怀疑。完全可以承认,英国贸易遭到了一支曾被低估了的没有料到的远方敌人的攻击,确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巡航舰得到了法国舰队的有力支援,法国大小不等的舰队集中在帝国控制下的从安特卫普到威尼斯的港口里,把英国舰队束缚在执行封锁任务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法国皇帝垮台使英国腾出手时,我们的海岸便到处遭到了侵犯,英军入侵并控制了切萨皮克湾,造成其海岸无法与外界通航,接着溯波托马克河而上,华盛顿被烧毁。尽管北部边界有一些在总体上说较弱小,但是在该地区相对强大的分舰队,能够进行一般的防御,但是仍然是惶恐不安。南部的密西西比河毫无反抗地被入侵了,新奥尔良也没有能够保住。当议和开始时,英国对待美国使者的那种强硬态度,决不是那些感到自己国家受到威胁和无法容忍的凌辱的人们所能接受的。在最近的南北战争中,随着“亚拉巴马”号和“萨姆特”号私掠船以及它们的同伙参战,再次恢复了摧毁贸易战的传说。就摧毁贸易战而言,它是达到总的目的一种手段,如能有一支在在其它方面较强大的海军作为依靠,它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是,面对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不能期望,这些巡航舰能经常创造奇迹。首先,北部联邦政府决心对南方实施封锁,给这些巡航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仅南部主要贸易中心被封锁了,而且南部海岸上的每一个入口都被封锁住了,这就使北部联邦减少了追踪巡航舰的舰艇;其次,即便在有1艘巡航舰的地方能吸引10艘舰艇跟踪追击,南部邦联也无法阻止北部联邦舰队对南部海区的入侵,他们进入了可从海上进入的每一个点;最后一点,虽然摧毁贸易战直接地和间接地使个人和国家工业的某个部门遭受不可否认的损害(至于航运事业,在作者的评论中占多么重要的位置不需要去重复),但丝毫不影响,也不妨碍战争的进程。这些损害,如不伴随其它的损害,充其量只能是使人烦恼,而不能削弱其力量。另一方面,有谁能够否认,北部联邦的庞大舰队的确改变并促进了一种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结局呢?在我们所考虑的这些战争中,以海上力量而言南方当时所处的地位类似于法国,而北方的情况类似于英国。南部邦联像法国一样,受害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其政府和整个国家。捕获的商船或护航船队不管是少还是多,都不能使一个国家的财力枯竭;只有拥有占支配地位的海上力量,才能迫使敌人的旗帜从海洋上消失,或者只允许他们作为一个逃亡者出现。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海上力量,能够通过控制主要海区,封锁至敌海岸的贸易航道。这种支配力量只能有强大的海军来承担,并且这种力量(在广阔的海洋上)现在已不如在没提出中立旗帜豁免权时的作用大。一旦海洋国家间发生战争,一个拥有强大海上力量,并且希望摧毁敌贸易的国家,很可能试图以最适合它的当时利益的方式来解释“有效封锁”的涵义。可以断言,使封锁有效的舰艇速度和舰艇配置的距离都比过去更大,而使用的舰艇比过去更少。这个问题的决定不取决于较软弱的对方,而取决于中立国家的力量。它将引起交战国和中立国之间的斗争。如果交战的一方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它可能会达到目的,就会象英国拥有海上霸权时一样,长期拒绝承认有关保护贸易的中立国旗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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