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兵书的特点
出自————《兵家学派》
中国历代兵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自的特点,概括说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源远流长
中国兵书起源较早,自《军志》、《军政》算起,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孙子兵法》问世也有2500多年,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所 著的《历史》(又译作《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军事历史著作,它的成书年代不但远晚于《军志》和《军政》,而且也晚于《孙子兵法》。之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年)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年)所著的《长征记》,古罗马的恺撒(G.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年)所著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相继问世,它们的成书年代明显地晚于《孙子兵法》。在亚洲,印度孔雀王朝开国皇帝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约于公元前4世纪著成一部带有军事内容的《政事论》,其成书年代也远在《孙子兵法》之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7世纪初,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其间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军事著作甚少。中国则不同,从公元前6世纪到17世纪初,其间出现了两次兵书著述高潮,有数百部乃至上千部各有特色的兵书问世,即使是在两次高潮之间的低谷时期,也有一些著名兵书流传至今。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兵书著述虽然受挫,但是也有著名的兵书传世。至19世纪后期,在西方军事科学、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又出现了从传统的著述方法,转向以翻译和著述新兵书并重的方法,出现了兵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兵书的发展,源远流长而持续不断。它既不像古希腊、罗马和印度那样,在瞬息闪烁之后便光消焰灭;也不像有些国家那样,于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在兵学论坛上还一无所闻。
(2)理论体系完备
上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事著作,并不是按照军事理论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的,而是以时间先后与地区国别为经纬,在叙述历史事实和神怪传说中,夹杂着对战争与军队建设问题的认识,大致是属于军事历史性的著作。古印度的《政事论》是一部治国安邦策略的著作,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国防建设的方法和军事斗争的艺术,军事理论色彩则失之于淡薄。中国历代兵书则不然,自诞生伊始,便带着浓郁的军事理论色彩,即或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军志》和《军政》的片断论述也是如此,几乎每一条言论,都是高度浓缩了的军事理论结晶。自《孙子兵法》以后的兵法著作,尽管论述的角度不同,但都是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设置篇章,逐层依次展开论述的。在进行论述时,则注重把握战争全局,注重谋略运用,注重抽象思维和对普遍规律的概括,为后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因此,中国历代著名兵书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融汇于军事理论之大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
(3)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中国历代兵书虽然不是哲学或军事哲学专著,但是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却闪烁在字里行间。
首先是关于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唯物论思想。绝大多数兵书都认为,国家拥有的人力、土地、物产、粮食、辎重等资源、物力和财力,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客观物质基础,政治、天时、地利、人和、将帅的素质、兵员的数量和训练程度、法令的顺利贯彻、赏罚的公平实行等因素,则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客观条件。物质基础雄厚,客观条件具备,战争就能进行和取胜。
其次是关于进行战争的唯物论认识论的思想。它们认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还须对双方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对比,以全面掌握敌我双方优劣之所在。只知己而不知彼,或只知彼而不知己都不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知彼知己,就不可祈求于鬼神,不可只凭信于类比和推测,不可用日月运行的度数去验证吉凶,办法是只能从本部的官兵中了解己情,从知道敌人内幕的人中去了解敌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对战争指导者而言,还要通晓战争的全局和战争的各个发展阶段,掌握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势,才能驾驭战争而稳操胜券。
其三是关于进行战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们注重对战争中各种矛盾和对立事物的分析,如敌我、彼己、主客、治乱、离合、锐惰、赏罚、贫富、动静、进退、攻守、速久、疾缓、胜败、虚实、坚瑕、奇正、轻重、避就、围阙、专分、利害、优劣、勇怯、刚柔、智愚、安危、存亡、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强弱、劳逸、饱饥等,并能通过这种分析,充分认识并巧妙运用这些矛盾双方的消长和转化,把握战机,夺取胜利。
其四是强调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自己转劣为优,趋利而避害,扬长而避短;消减敌人的优势而加重其劣势,扩大敌人的不利而缩小其有利,削弱敌人的长处而暴露其短处。《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计篇》中的“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都是关于通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促使战争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之转化的精彩论述。所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92页中说:《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像《孙子兵法》这样的精彩论述,在其他的兵书中也有很多。
通观历代兵书,可知在中国军事领域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已得到较早和较快的发展,并以其特有的形态和方式,影响和充实着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