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著述的第一次高潮——春秋战国时期

作者: 2022-02-07 13:48:09

出自————《兵家学派》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幽王在骊山下被犬戎所杀,西周王朝覆灭。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周王朝。其时王室衰微,井田制开始瓦解,诸侯国纷争,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演变为“自诸侯出”。

        各诸侯国纷纷拥兵自重,挟天子以令诸侯,互争雄长,先后    形成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五霸(齐、晋、楚、吴、越;一说齐、宋、晋、秦、楚)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七雄(魏、赵、韩、齐、秦、楚、燕)的局面。它们为了扩充实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自春秋中期开始,逐渐改革田制、赋制和军制,扩大兵源和军赋,废除世袭领兵制,集军权于国君,凭虎符、印玺调兵遣将,实行将相分职和按军功晋爵行赏的军功制。

  春秋时期,青铜兵器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战国晚期,由于钢铁冶炼技术的提高,铜铁兵器已经大量制造并成建制地装备军队。改进了的强弓劲弩,严重威胁高大而笨重战车的安全,步兵、骑兵和步战、骑战,开始代替车兵和车战。吴、越、齐、楚等国战船建造业的发展,为编练水军和发展舟师创造了条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已高城矗立,汤池环绕;攻守城器械的发展,改善了攻守城战的手段。军事改革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使战争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多达438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76次。战国时期,兵戈不可一日或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其数已不可详计。

  以战争称雄的时代,冲破了既往“闻丧不伐”、“不鼓不成列”等陈腐说教,一批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诸如伍子胥、孙武、吴起、范蠡等,便著书立说,研究兵法,游说诸侯,鼓动采用新说。各诸侯国君,为了进行争霸战争,也思贤若渴,广揽兵法人才,鼓励创立新学,求得讲武用兵之良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两者如榫扣卯,一拍即合。于是著述兵书的兵学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中,有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争霸称雄的诸侯国君,有了虎视天下、称雄四海的兵法利剑。我国兵书著述的第一次高潮,正是在此时代中形成的。

       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兵书著述家畅抒兵学观点,著述各有所长的兵书,它们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而出。据说汉初的张良和韩信在整理兵书典籍时,就得春秋战国时期182位著述家的论著。仅流传至今的兵学经典,就有孙武的《孙子兵法》、吴起的《吴子》、司马穰〔rang 瓤〕苴〔ju 居〕的《司马法》、孙膑的《孙膑兵法》、尉缭的《尉缭子》、托名姜望的《六韬》等六种,还有经常被提到和引用的《范蠡兵法》、《伍子胥兵法》等失传兵书。它们以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为目的,以战争和军事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诸多方面,阐述详尽严密,议论气势宏伟,脉络清晰,条理分明,既在理论上总结了以往战争和军事的经验,又在实践上指导了当时的战争和军事建设,有的则成为兵律,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成为我国军事学的奠基之作。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止儒生复辟和民众造反,采取焚毁图书和销熔兵器的措施,不但使原有的兵书遭受厄运,而且使兵书的著述高潮顿时消失,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人敢冒谋反杀头之罪去著述兵书了。

  自汉至唐,所著兵书不多,比较著名的仅见《黄石公三略》、司马彪的《战略》(见图3)、《握奇经》、《李卫公兵法》、《李卫公问对》(见图4)、李筌的《太白阴经》和《阃外春秋》等。与此同时,兵书的注释之风盛行,有许慎的《六韬注》、沈友的《孙子兵法注》、曹操的《注孙子》等。此时著述的兵书,虽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兵书那样具有奠基的作用,但也有不少创新之处。李筌所著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在攻防战具篇中,论述了以往较少提及的军事技术发展的诸方面,并被北宋的《武经总要》所吸收。在注释的古兵书中,曹操(见图5)的《注孙子》可谓珍品。他在大约300多条的注释中,既阐述了《孙子兵法》的精粹,又以他的实战经验加以补充和发挥,是现存《孙子兵法》注释中最早、最好、最有特色的一种。

 


各国军力和装备数据均收集整理自互联网公开资料,如有侵权,及时告知

兵事网社区 Ver2.3 兵事网版权所有2020-2030广州兵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3205817931 邮箱:490598403@qq.com